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

2004-08-15 作者: 余焕椿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4年第8期 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 作者:余焕椿 ]

(一)

“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

这“两个估计”是怎么出笼的呢?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4月15日开到7月31日,历时3个多月。会上,“四人帮”及其帮派人物抛出事先搜集好的所谓“材料”,把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会议始终形成一种大批判的紧张气氛:只许说17年坏话,不许说17年半句好话。会议最后产生一份《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用以指导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这份《纪要》是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张春桥修改定稿发到全国的。

粉碎“四人帮”后,早对“两个估计”强烈不满的教育战线,纷纷起来要求教育部带头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1977年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大家希望揭开《纪要》内幕,推翻“两个估计”。会议主持者以《纪要》是毛泽东画了圈的,当中还引了毛泽东的一些话,阻挠揭批。这就引起与会代表的愤怒和不满,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表示对教育部领导的不满。

参加会议的穆扬、王惠平均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他们历来把尊重事实、说出真相看得高于一切,从不为“官禄德”、“名权利”所动,曲学阿世,写那些乱世惑众的东西。他们听取各方反映的意见,还特地在休息时间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开座谈会,调查、核实《纪要》和“两个估计”产生的详情。这样一来,会议主持者对记者大为不满,认为记者在“煽风点火”,“干扰会议大方向”,扬言要把记者“撵出会场”。

穆扬、王惠平没有屈服。尽管会议毫无建树,难作公开报道,但记者获得的材料已经得出一个结论:由“四人帮”炮制的《纪要》,尤其是其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的一个“毒瘤”,教育革命要开创新局面,高校招生工作要搞好,非切除这个“毒瘤”不可。于是,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刊登在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628期上,题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时候,正值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科技教育座谈会,对大家最关心的17年怎么估计问题讲了话,明确指出教育战线17年“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吹了一股推翻“两个估计”清新的风。

9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又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但当他看过“内参”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他还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63、64页)邓小平支持舆论,《纪要》和“两个估计”就此一举被推翻,强加在教育战线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也同时被彻底打碎了。

“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以下简称《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还刊登了“本报记者”文章《“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与《论战》相配合,成了当天轰动全国、振奋人心的大事。不仅教育战线,其他各条战线从中也看到了希望,“黑线专政”论的破产终将使他们获得解放。

事后,有人说《人民日报》“一篇内参推翻了两个估计”,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其实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写《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前5天,王惠平、穆扬已经写了第一份内参,题为《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说他不敢站出来引导大家打碎“四人帮”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为推翻“两个估计”先造了一点舆论。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上,90多位全国著名的高校校长、党委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现任部长很不得力,不宜继续担任教育部长,要求及早进行调整。为此,王惠平和另一位记者黄植写了第三份内参《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呼声》,提出“恢复高教部”,“派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担任教育部长”,建议对现任部长“及早进行调整”。不久,中央决定,教育部长易人。

(二)

《论战》是一篇激动人心又令人深感遗憾的檄文。在“两个凡是”阴霾笼罩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黑线专政论”还不能碰的时候,《论战》的发表,无异是一声惊雷,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以及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起了巨大作用。不仅如此,对后来文艺黑线、新闻黑线、出版黑线、政法黑线、公交黑线……一一平反,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意义无庸置疑。

但是,《论战》一文虽然推翻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极力说明“两个估计”责任在“四人帮”,不在毛泽东同志,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四人帮”粉碎才一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出于策略考虑,当时那样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6年过去了,多少事经过拨乱反正,是非已有定论,现在再来谈论“两个估计”,难道不应该与时俱进,把过去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貌?

2003年《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了原“教育部大批判组”吉伟青先生新作《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以下简称《前后》),不免令人失望。文章观点依旧,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原来大批判水平,没有从《论战》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前后》一文重点虽不再重申《论战》原来观点,而在回述当年写作《论战》的内情:一是定四条写作原则;二是说明那两段“极端重要的震憾人心的话”是乔木同志在审稿时加的,“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这后一点恰恰在重申和加强原先《论战》的观点。

老实说,《前后》并未贯彻那些写作原则。如果按“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事实为根据”去写,文章肯定要比现在有说服力。那两段“震撼人心的话”是《论战》的核心部分,现在又披露内情,无非是要增强话的分量和权威性,让人相信“两个估计”真的与毛泽东同志无关。殊不知这是玩忽历史,既不利于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极左思想作深刻的反思,也不利于对当代中国历史作准确真实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三)

胡乔木加的这两段话的原文是: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

文章一会儿说“指示精神”,一会儿说“指示”,语气极不肯定。原因是在中办和中央档案馆中都找不到原文。这种根据迟群、谢静宜等人笔记本上三言两语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既不准确,也不可靠,却被用作《论战》的重要论据,难怪即便是胡乔木这样的权威也难以理直气壮了。

我相信毛主席同迟、谢等人有过这次谈话,但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

5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愈来愈重要,党同知识分子之间某些不和谐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还批评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以及使用和待遇上的不合理,提出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这次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

1957年夏,毛泽东把鼓励发展科学和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广到政治领域,实行“大鸣大放”,“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但是,等到各种意见出来了,既批评共产党,也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情不妙,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假的”。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派斗争,“双百方针”受到严重干扰,55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此后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被整得抬不起头,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党和知识分子关系又趋紧张。为缓和矛盾,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赴广州,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又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再次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

陈毅还在会上宣布,“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甚至说,8年、10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广州会议再次燃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使他们看到新的希望。但好景不长,1963年底,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两次严厉批示,使他们希望破灭。一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一次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批,“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两次批示,不仅夸大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而且为文艺界进行“左“的批判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文艺界从上到下,据此开展整风,进行检查。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许多文艺界代表人物,都遭到错误批判。这种批判很快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领域,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吴晗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无一幸免。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掀起政治大批判运动,把大量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意见统统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后来发展到批判北京市委,批判中宣部,批判正确指导开展学术活动的《二月提纲》(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燃起“文化大革命”的大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无端地捏造出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从此,“黑线专政论”肆虐全国,知识界受害惨重。这个《纪要》正是毛泽东修改并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学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通知》将“左“的思想推到了顶点。

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视知识如粪土,将英才俊彦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各类坏分子之后……在那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的尊严,抗击邪恶势力对人的摧残。每当想起这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无关吗?《论战》承认“文革”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却又说这与毛泽东无关,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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