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做饭到家宴
[ 2004年第8期 从学做饭到家宴 作者：沈 容 ]
我年轻时从不会做饭。上学时在学校吃饭。参加工作后在食堂吃饭。有了小孩就在家里吃，由保姆做饭。
“文革”期间在干校，我属于“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到厨房做饭。干校对我们这号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只是在会餐时叫我们做一些洗菜、摘菜的事。
1970年，我和老伴李普先生被“解放”。我们可以在老乡家借一间房住，可以自己做饭吃。
我最难忘的是我们俩第一次做饭的情景。粤北农村的冬天，我们在房里生了一个炭盆，在上面烧水、做饭。我们第一次做饭，把米洗了，加了水，放在炭盆上，两人坐在炭盆边上守着。眼看着热气从锅子四面冒了出来，显然是水开了。我想打开锅盖看看，李普说：“不能打开，听说打开后，会煮成夹生饭。”我似乎也听见过有此一说，于是就不敢打开锅盖看了。但是饭什么时候算熟了呢？我们都不知道。四只眼睛看着炭盆上的饭锅，既不敢打开，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煮熟。这就是我第一次做饭的经历。
以后我有资格到厨房里帮厨了，我看到大饭锅里的水开了以后，不仅可以打开盖子，还可以用饭勺搅两下。我还看到精于烹饪的女同胞们如何做出各种可口的菜来。这是我学习做饭菜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好朋友王匡（是他把李普介绍给陶铸，李普才来中南局的）“解放”后，他的夫人田蔚来干校看他。他可以在十五分钟内把一只活生生的鸡杀了，并把一盘鸡肉端上桌来。这真是绝了！王匡的父亲是个厨师，所以王匡很会做菜。
我看了他操作的全过程。过去人们杀鸡，都是把鸡杀了，放了血，把鸡放在盆里，把烧开的水浇在鸡身上，然后拔毛。这拔毛是很费时的一道工序，尤其是细毛，更是难拔。匡兄（我们称他匡兄，他管李普叫李公）处理鸡毛的过程完全不同。他把水烧开以后，稍微放一点冷水，然后把杀好的鸡在盆里一转，把鸡头鸡脚放在水里浸一浸，用手在鸡身抹几下，就把鸡毛通通抹掉了，比人们平常拔鸡毛又快又干净。然后，他把鸡胸上的肉切下来，切成丁丁，在锅里放上油和作料，放下鸡肉，扒拉几下，一盆香喷喷的炒鸡丁就放在桌上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说：“匡兄，你有这样的好手艺，何不到大厨房去露一手，让我们也吃得好一点。”王匡说：“千万不能，你做得好了，他们会说：你看他，做工作不怎么样，做吃的倒很内行。你要是做得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只会吃，不会做。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更不得了了。”这话有理，我们都给运动整怕了，虽说已经“解放”，还是心有余悸。
匡兄是我学烹饪的第一位老师。
广东人很讲究吃，也精于厨艺。就拿有名的盐锔鸡来说，听说原来的做法是把粗盐在火上炒得很热很热，再把鸡用做丝棉袄的薄纸包好，放在盐里。等鸡熟了，盐味进入了鸡肉，而鸡味一点没有丢掉。这做法太费时费事，后来的盐锔鸡大都是用椒盐粉抹上，放在锅上蒸十七分钟，味道同样鲜美可口。
我在广东从做第一锅饭开始，学会了几道广东菜。
1972年，我和李普调到北京，粉碎“四人帮”后，李普调到新华总社。总社有一位特级厨师叫袁学怀，湖南人，是李普同乡。有时我们请几位朋友在家吃饭，请他来帮忙。我又从他那里学了几道菜。
那时有朋友来，我们常留他们在我家吃顿饭。当我做盐锔鸡时，李普必定要介绍这种鸡的做法。他会绘声绘色地说：这种鸡必须严格蒸十七分钟，如果蒸十八分钟，鸡就老了；如果蒸十六分钟，鸡就还不熟。他的这一番理论，常常使朋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以为他十分精通烹饪之道。有时，孩子们说话了：“爸爸只知道理论，从来没做过。”引得朋友们哈哈大笑。
1981年，我们大规模地举行了一次家宴。请的都是湖南人，有曹瑛夫妇、李锐夫妇、廖沫沙夫妇、于刚夫妇、黎澍夫妇等。这是一次湖南同乡的聚会、老友的聚会、更是老战友劫后余生的聚会。这些同乡、老友在几十年中都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今天能聚集一堂，真够不容易的！那时还不大兴在饭店里请客，就由我担任厨师。我把我学会的手艺全部拿出来了。每上一道菜，客人们都叫好。我想，这倒不一定是我的手艺真有那么好，而是这次老友相聚太不易，太不寻常，不管什么菜，都觉得特别好吃。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诗兴大发。我们赶快把碗筷收走，拿出笔墨，铺上宣纸。曹瑛写了一首他在“四人帮”监牢里做的诗：
白天阳光少，黑夜臭虫多。
一瓢糊糊面，两个窝窝头。
固是维他命，无如奈我何！
谁解其中味，南无阿弥陀。
曹瑛1925年参加革命，曾反对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反对康生的抢救运动。“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他说：这是在监牢里做的，当时没有纸笔，不可能写下来，这天才书写出来。
吟诗、写字李锐是打的头炮，这是他的性格和作风。他口占一首，写道：
举杯难得竹林欢，都是古稀花甲年。
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
这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李锐从庐山会议后，历尽劫难，1979年才返京复职，住在木樨地22号楼，黎澍住24号楼，我们住三里河，和木樨地仅隔一条马路。我们三家过往甚密，我们常常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往事和振聋发聩的思想。他们两位实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有一次，我请他们两位来我家吃西餐，我做了罗宋汤、猪排、沙拉等，他们吃得很开心。黎澍说：“你哪里弄来那么多猪肉？”
1988年冬天，我和李普到海南岛过冬，本来准备多住一些时候，说来奇怪，有一天，突然觉得要回北京，于是就立即回京。到家才知道黎澍已不幸去世，我们刚赶上遗体告别。黎澍的夫人徐滨告诉我们，黎澍在病中几次问：“李普回来没有？”“李普怎么还不回来？”李普和我把这位可敬的老夫子一直送到焚化炉前。
廖沫沙曾是全国闻名的“三家村”三家之一。他和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有过一些过节，江青不会放过他，在“文革”中他当然被整住了。“三家村”另两家：吴晗和邓拓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先后自杀。廖沫沙成了“三家村”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家宴这一天，廖沫沙举笔挥毫写了一副对联：
胸无点墨真干净，笔重千钧保吉祥。
这两句话意味深长。沫沙才气横溢，抗日战争初期他在长沙当《救亡日报》的总编辑，用笔为革命而写作。他身无分文，家里无以为生，有一天他妻子先让两个孩子吃了毒药，然后自己也吃了毒药，母子身亡。黎明之前沫沙下了夜班回家才知道，你说这有多惨！沫沙继续用笔战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写作。可是，赶到他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笔重千钧要保吉祥了。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揪心的心境！
他的晚年似乎很孤独。我和李普有一次去看他，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尊医嘱，谢绝探访。”我们犹豫了半天，是不是进去。为担心他的身体，我们还是敲门进去了。沫沙的身体还很好。他说：“这纸条不是对你们的，不要管它。”这张纸条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李普最后一次去看他，回来告诉我：他想和沫沙好好谈谈，但是什么也没谈成，因为他家里有一个人老在打岔，弄得李普毫无办法，只好告辞。走时，沫沙送他到门口，紧紧拥抱他。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很后悔，应当多去看看他。
附带说一说，李普也沾了廖沫沙他们的“光”。北京批“三家村”，中南局也批“三家村”。李普曾鼓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多多练笔写文章，写文章的人被打成广东的“三家村”，李普就成了这个“三家村”的后台。
沫沙写的那副对联，后来我们裱好了，在厅里挂了很久，以后又常拿出来挂。那天他没有带图章，后来我们也没有抓紧请他盖。
李普说他不会做诗，那次也凑了几句，请沫沙修改如下，可以作为这次湖南老朋友聚会的纪念。
椒红酒绿添诗兴，风雨潇湘忆少年。
莫道洞庭麻雀小，惊涛骇浪舞翩跹。
这首诗我把它镶了镜框。李普有一次开玩笑说：“我想打入书法界。”我说：“这容易，我帮你打。”于是就把这首诗的镜框挂在墙上。我说：“你的字挂在墙上了，这就算打入书法界了。”
这次家宴以后，李锐也要办一次家宴，而且要赛过我家。这也是李锐的性格。他办事特别认真，找来了菜谱，要按菜谱一道一道做菜。他刚乔迁到木樨地，一应家常用品还没有备齐，就叫他女儿南央来我家借餐具。接着我们又在李锐家热闹了一场。那天十分丰盛，果然赛过了我们家，李普伸出了大拇指对李锐说：“还是你第一！”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