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 2004年第8期 西路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作者：马长虹 ]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10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当年却因为西路军问题而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
关于西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础之上编修而成、并于2002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描述的：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一环。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西渡黄河的2.18万红军（占当时全国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先念当时是红三十军政委。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三个游击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经过33天的艰苦卓绝的跋涉越过祁连山，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张国焘终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特务。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毛泽东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1951年10月北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这篇文章成文于1936年12月，文中写道：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在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委托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西路军历史档案。根据大量历史事实，李先念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报告中央。说明中这样写道：“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对于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分别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根据中央精神，此后关于西路军的表述和评论有了崭新的面貌。其中包括对《毛泽东选集》注解的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上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注释这样写道：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恰逢此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但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还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便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愤怒的心情，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来自国家主席的愤怒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得到了修改。人民出版社把此时已经装订完毕等待发行的7万本成书中的相关书页全部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书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此后累积印数达30万册，书中有关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已经得到了改正（如下所引，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0月11日，它们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作好渡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对重点击破南线敌人没有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李先念所痛斥的“《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指的是1991年第一期《新华文摘》转载的《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一文。文中对“近十年来，党史学界对红军西路军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即：“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新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加以否定，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断章取义地分析，无视徐向前元帅1984年7月即出版了的自传《历史的回顾》大量有关西路军的回忆，轻率地得出了“河西部队从组成西路军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于中央的战略部署”、“张国焘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西路军西出凉州，兵发新疆的决定出自于西路军自己，而不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等等一系列学术结论。
在此只举一例即可窥探该文断章取义的程度。该文中提到了1936年10月中央军委拟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对红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前略）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后略）
通过以上引文可以看到四方面军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阻挡南面敌人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进攻宁夏。据此，第三十军奉命到靖远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鉴于四方面军现有造船力量及材料不足，毛泽东通知彭德怀，令一方面军火速收集造船材料，寻找技工，送往三十军。10月24日夜，三十军按照中央电令在河包口（虎豹口）渡河成功。26日，中央电令九军渡河。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后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改变原令，命已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这时，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由于南线敌人突进靖远，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到河西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完全按照预想方案行事。五军被迫西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从军事上说，时任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朱德、张国焘依据当时的敌情变化，果断处置，令五军过河，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知，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照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动的。
但是，《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却作了断章取义的处理。该文只引用了上述《十月份作战纲领》引文中的黑体字部分，并据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尔后参加宁夏战役。”试问不渡河那“加速努力造船”做什么？试问没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那发动宁夏战役做什么？当时接通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占领宁夏，通过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的外蒙与苏联靠近；一条是通过新疆与苏联靠近。该文对这样的基本史实都加以否定，难怪李先念要对其大加斥责。
政治是多变的，历史是人写的。也许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人们有着今人无法理解的无奈，但是作为今天的史学研究者，秉笔直书应是自己的义务，为后人留下民族真实的记忆更是自己的责任。把能写的和该写的按它本来的面目写出来，应当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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