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老宋
[ 2004年第8期 送别老宋 作者：王景山 ]
直到最近我收到《炎黄春秋》第六期，突然发现特邀编委名单中“宋文茂”三个字加了黑框，才知道老宋已经去世了。
他是何时去世的呢？我完全不清楚。此前我没有收到过讣告，当然也不知道是否举行过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他病中我们曾多次通过电话，他在家里，或在医院里。今年春节前后，我和老伴几次要去医院看他，他总说不必，还在定期化疗，情况正常。他大概是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我们便也以“情况正常就好”来安慰他。明知总要化疗不是好现象，但在我长期形成的印象中，老宋是条意志坚强、精神昂扬、精力充沛的汉子，心想他应该会好起来的吧。可是他终于走了，我们也终于未能见他最后一面。现在只好以这篇拙文来送别老宋了。
在日常见面或在电话里交谈时，我总喊他老宋，他则喊我老大哥，因为我比他痴长几岁。不过这是他到《炎黄春秋》以后的事，以前，我们互称同志。1979年，我被错误地开除党籍21年之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得到改正，回到党内。宋文茂同志在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来到师院，先后担任了党委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顺便说一句，他原先的老伴陈荫芝同志“文革”前是我们中文系的总支书记。
其实老宋对我倒好像他是老大哥，时时开导我，督促我，鼓励我。1984年他正任师院党委宣传部长，为了向学生进行热爱师范专业的教育，要我写了一篇《我的老师》，发表在校刊上。过了几年，他已当了纪委书记了吧，又建议并张罗让学校为我出一本小册子，把我陆续写的十几篇有关学生学习问题的短文一齐收进去。一本题为《向同学说》的小册子，终于在1990年校庆前夕，由师院教务处印出来了，薄薄的，但印的很精美，紫红色有暗纹的封面，是请美术系教授戴克鉴先生设计的，另又请书法教授欧阳中石先生题写书名。这些难能可贵而又麻烦的事都是老宋一手操办的。
我和老宋进一步成为知己，真正成为可以无话不谈的同志，是在他加盟《炎黄春秋》并担任了副社长以后的事。应该说也正是从此时起开始了他的辉煌的晚年。后来他升任常务副社长，说明了《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同志对他的倚重。
在我印象中，他对《炎黄春秋》杂志的确是视同亲人，不辞辛劳，爱护备至的。从创刊号起，每一期我都得到一册赠刊。我是一见钟情，也特别喜欢这个杂志。不管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还是后来邮寄给我的，我们都会当面或通过电话议论一番，双方都非常积极主动。我和他已经是老熟人了，对现实许多问题的看法又大都相同，说话也就互无顾忌，有所争论，也很容易取得共识。议论什么呢？主要是我对《炎黄春秋》办刊宗旨、原则、意图及其风格特色的理解和建议；对刊出文章的评论，哪些我认为好，我喜欢，哪些我不大喜欢，哪一类文章最应多有，哪一类则可登可不登；指出所刊文章中的瑕疵，包括错别字、用词不当、史实有误和我自以为的某些论点看法值得商榷，等等。
由于我在《炎黄春秋》杂志面前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因此再三嘱咐老宋我的意见只是说给他个人听的，和他个人探讨的，不足为外人道。也许老宋还是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导正同志了，我终于在老宋的鼓励下写了《我喜欢炎黄春秋》一文，并被拿去发表在1994年第八期上。我在文中主要是强调了“治史”需要“史胆”和“史识”。我说“所谓史胆，就是敢于发掘历史真相，敢于直面历史事实，敢于秉笔直书，敢讲真话，不做瞒和骗的蠢事；所谓史识，就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既十分注意主流和九个指头，也不忽视支流和一个指头，在左转右弯的迷雾中寻找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求得真实，求得真理。”也许又是转达导正同志的意见吧，老宋要我再写一篇《既有史胆，又有史识》，后来他们拿去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
这年初冬有一天老宋忽然很是郑重地提出，要我写一篇阐明《炎黄春秋》办刊原则的文章，计划发在来年第一期上。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我怎么能写呢？老宋不高兴了，脸也涨红了，连说你看，你看，你看，怎么还是“你们”“你们”呢？你就是“咱们”！咱们商量商量，看怎么写，最后你执笔。
翻阅一下刊物，1991年7月1日创刊号无发刊词，只从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大致看出它办刊的宗旨和取舍标准。次年第一期首页刊有编辑部的《新春寄语》，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为何办刊问题和刊物内容做了说明，未及其他。1993年第一期在杂志末一页刊出了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新年新话》，申明办刊宗旨方针不变，强调“坚持忠于历史，面对现实，敢讲真话，不拘一格”。1994年第四期《编者寄语》里提出了《炎黄春秋》力图把握的“一种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求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力求发表的每一篇文字都情之殷殷、言之凿凿，道人生之真谛，还历史以原貌。”
参照以上各文，又经导正同志和老宋提示，最后由我执笔写成了一篇题为《尊重史实是本刊办刊的原则》的文章，署名“本刊编辑部”，作为“开篇”刊于1995年第一期。我现在想，导正同志的理想和追求应该说是这篇重要文章的灵魂，老宋协助支起了框架，而我只不过是根据我读《炎黄春秋》的感受，结合我对治史和办刊的一些看法，用自己的语言，补充了一些事例，并借此发了一些议论而已。哲人已逝，我这也算是还历史以原貌吧！
此后我的确有些自居为《炎黄春秋》的自家人了。回想老宋在《炎黄春秋》的十几年间，他不断督促、鼓励和支持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馈我对杂志的意见和建议，这一点我觉得义不容辞，是努力以赴的。二是争取多参加一些杂志社的活动，如座谈会之类。这一点我是勉力而为。仅有的两三次发言，都是导正同志和老宋再三示意的结果。三是给杂志挑毛病，这一点我倒真是大力去做的，包括核对校正一些可能有误的人名地名年代史实，改正一些可能误写误排的错别字词。我曾向老宋一再提出，我希望做一个义务的编外校对。他又不高兴了，你开什么玩笑！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总认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看法，见仁见智，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所根据和引用的史实绝对不能有误，字词错讹也是严肃的刊物不应容忍的。有错必纠嘛。
忘记是哪一年了，老宋告诉我要让我当特邀编委，也许是他向导正同志推荐的吧。我立即表示我当不了。老宋着急了，说，你看，你看，又见外了，你一直为《炎黄春秋》做的，已经是编委的事了。我还是坚决拒绝。可是不久后我的名字出现在“特邀编委”名单里了。老宋认定的事，他一定要做到，真拿他没办法。不过在我这方面倒也没有什么变化，仍是热心于史实字词的纠误。估计杂志社也许还存档了不少我写给老宋并转编辑部的纠误指谬信吧，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
老宋还经常要我为《炎黄春秋》写稿，这一点上我可是辜负了他的好心诚意了。翻翻旧刊，除了若干纠误短简和发言摘录，能勉强称为文章的平均年不到一篇，而我自己觉得尚可一阅的，不过《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和署名汪京的《带到二十一世纪的应是些什么？》、《“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等三五篇而已。其中《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曾受到舒展同志的赞赏；在《〈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一文里，我引用韩愈的《师说》，指出《炎黄春秋》传的是“实事求是”之道，授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业，解的是恢复历史原貌之惑。这是得到老宋的肯定的。《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应是他最后读到的我的一篇拙文，其后即使再有，他也不会读到了，我也不可能再听到他的指正和鼓励了。
听说他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情绪平稳，精神坚强，自信可以度过此劫。以他的理想、志向和抱负，他肯定会想到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不少计划有待实现。然而天不假年，终于不可能了。这应是他难以忍受之重。其中最使他牵挂的，我估计应是《炎黄春秋》。他终于和《炎黄春秋》永别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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