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
[ 2004年第8期 重新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 作者：张培森 ]
位于莫斯科市区西南沃尔洪卡大街16号一幢四层楼房，看上去是一座很普通的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却记录着一段中俄特殊的历史。70多年前这里原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这就是多少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国人都知道的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的邓小平，台湾的蒋经国都曾经就读过这所学校；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杨尚昆等一大批中共的老革命家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这是1925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苏联政府提议建立的，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一所大学，因此学员除了共产党员外，国民党当初的一些政要也都进过这所学校。张闻天则是由中共1925年冬指派的最早入学的学员之一。
1996年笔者为搜集张闻天史料曾来到过这里参观，这是一座坐东朝西的长方形建筑物，据说校园原来有围墙，后来倒坍了，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楼前有一片不大的白桦树林。记得我们搜集史料的一行三人参观的那天天气很好，和煦的阳光照射在高高的白桦树林里，衬托着这座大楼显得格外的平静。可是人们岂知隐藏在这座大楼里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风云却并不平静。
学校开办之初，也是张闻天入学之际，中国革命正在步步走向高潮。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很快占领武汉重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终于取得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然而不久风云突变，几乎不到半年时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惨遭失败，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大革命就像一串燃放的爆竹，响声之后摆在人们面前的竟是一摊碎屑。国共分裂，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共产党转入地下。而这时候从苏联来说，却正是苏共内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发生激烈争论，以至演变为一场残酷打击反对派的党内斗争。双方当初争论的一个焦点恰恰就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这样，一方面是国内革命起落的客观形势引起了学员们思想的激烈震荡，另一方面苏共内部的党派激烈斗争又直接影响着这所受其控制的学校，加上学校内上有米夫那样权赫一时的人物从中操纵，下有王明这样的人物仗势挑动，搅得学校内部纷争不断，最后以一次“清党”停办而宣告结束。
张闻天在莫斯科留学长达五年，其中有三年是在中大，最后两年转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但同时还在中大兼课，与中大仍有工作上的来往和联系。因此如何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尤其是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关系这段历史，确实是涉及到评价他人生转折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人云人生“三十而立”，那么处在接近“而立”之年边缘的这段人生经历，究竟又是给张闻天后来的人生发展带来了什么呢？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是既是给他带来发展创造的机遇，又是给他种下了后来令其痛苦的祸根。因为没有莫斯科这段长时期的学习，就不会有后来作为中共一位杰出理论家的深厚理论基础；没有通过这段学习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也不会有后来能够走进中共高层领导，以至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创造出那样辉煌业绩的最初条件。然而自打40年代延安整风批判教条主义以后，莫斯科留学就成了他“教条宗派”这条罪状的源头，也可以说是几乎成了以后屡次党内挨整的一条“原罪”。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这段人生历程？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随着近年来大量原始材料的公布，和张闻天生平史料的不断发掘，人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对造成他“原罪”的这段历史做一点客观的评论了吧。今天我们如果根据全面的事实来看，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的这段历史表现应该肯定错误是有，然而后来在整风批判时显然是被夸大了。
如前所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大内部的斗争日趋复杂，在这种复杂斗争中学校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拥护贯彻苏共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学校领导“支部局”一派，和反“支部局”的一派。张闻天无疑是属于拥护国际路线“支部局”一派，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几个时期的派别斗争之中。而他之所以被卷入这些斗争，当然主客观原因很多，但从他本人来说，主要是出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如他后来检讨时所说，那时“我对苏联领导同志（过去是斯大林）有过迷信”。
而这一点也是与他当时在学校中所处的地位有关，他留过美，英语好，出国前在国内文坛上已经算是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因而从入学起就得到学校的重视，一开始就在学校里处于一种比较优越的地位。当初由于大部分中国学生开始都不懂俄语，于是学校起初通过英语做桥梁，把懂英语的学员组成一个班，一边学习一边充当翻译，张闻天和王稼祥、吴亮平等都编在这个班。张闻天通过英语又很快掌握了俄语，四个月就又能开始直接用俄语进行翻译。1927年春斯大林来校演讲，张闻天和沈泽民等四人轮流担任翻译。而学校中这些担任翻译的学生，又大都是文化稍高的知识分子，因此不但教学中充当翻译，而且其中一些人还兼任教员，并在学校重用之下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张闻天就一度担任过支部局候补委员。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些人同上层比较接近，观点上自然多数站在拥护支部局的立场上看问题。加之张闻天学业出众，会写文章，在学校算得上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因而在纷争中也就自然被对立派视为目标受到攻击。
在中大派别斗争中，王明起初也是翻译，由于观点基本相同，在争论中张闻天同王明站到了一边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应当指出，拥护支部局一派的人并不都是王明一伙的，而张闻天在那时同王明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对此比较了解当时情况而且持公正观点的老同志有所评论。1987年我们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几位同志访问过年近80高龄的原国家外国专家局顾问杨放之老人，他是同张闻天1925年同乘一条轮船离开上海去苏联学习的。老人在中大学习时曾经因为支持中共代表团的意见而遭受过王明一伙人的打击，但他谈及张闻天时却特别强调他同王明的区别。老人诚挚地对我们说：“张闻天比我的年纪大，去莫斯科前他就在学校教过书。他给我的印象好，有学者、长者风度，总是平平静静，不像王明那样张牙舞爪。”他认为张闻天同王明虽然都是属于一派，但是他同王明不一样，他“不搞派性”。还说：“张闻天在中大时热衷于研究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他为人厚道和蔼，不像王明疾言厉色，也不像博古锋芒毕露。在反托派斗争中他很积极，搜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搞学问，不搞派别（活动）。”
事实上，编辑组访问过的所有在这一段莫斯科接触过张闻天的老同志，尽管过去历史上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谈起张闻天时，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得出与杨老相同的印象。这里还应举出另一位对张比较深知的吴亮平老同志的回忆，他在198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莫斯科同张闻天一段交往时说，那时王明同一些人拉拉扯扯，对不满意他们的人则是不择手段进行打击，他本人就是遭受他们打击的一个，“但闻天同志，尽管王明使劲拉拢他，却不愿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专心埋头于学术研究。对于我，他始终是爱护的，有时并把王明一伙要想打击我的情况告诉我。当1927年全校党员大会通过我由团转党时，闻天同志成为我转党的五个介绍人之一。往后在中山大学党内生活中，王明一伙不断诬陷打击我，闻天同志如同往常一样，根据事实为我作了正确说明，使我亲身体验到闻天同志为人的正直和作风的正派。”
张闻天当时热衷于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屑于搞帮派活动，这一点从我们在俄罗斯收集到的档案资料中也多少得到佐证。他本人在1928年填写的一份表格中写道：“对于学习极感兴趣。每种功课都能引起我的注意。最初二年内，极努力一般政治经济知识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及俄国党内争论，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曾特别用过功。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对于中国革命问题，虽想加以同样的研究，苦无时间。”在回答“学习过程中感觉到有什么困难”问题时答道：“因为我进校后即担任很多口译笔译工作，所以虽想自己努力研究，常苦于缺乏时间。没有时间，实为我在学习中最大的困难。”
从以上这两段简单回答的文字可以看出，他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迫切心情跃然纸上，“苦无时间”多学一点，何来时间去搞派别活动？由于学习认真肯下功夫，因此无论在中大还是后来的红色教授学院，张闻天学习成绩的评语也一直是好的。这里仅举出1930年6月红色教授学院张所在的研讨组对其学年成绩的两段评语：该生“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和提纲，作过一次发言。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表现出有能力和善于正确提出问题，并对俄国和外国文献十分熟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做科学研究工作是合适的。”评语还说：“他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中山大学改称此名——笔者按）中以党小组的领导者的身份做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也做党的工作，对此有积极的反应。他积极参加党小组的工作。党性坚强。守纪律。”“鉴于其完成学业的情况，将其升为三年级，同时责成其秋天通过德语测验。”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张闻天等这一派人得到米夫以及共产国际的重用这个问题，深知当时情况的杨放之老人同编辑组同志的谈话中有过这样一段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说：
所谓“二十八个半”，就是所谓“教条宗派”，我认为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按照他们的意图制造出来的。他们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理论不行。瞿秋白最初到莫斯科时，斯大林给他们讲过话，说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曾表示中国党理论水平不行，萌发了领导干部要换班的思想。31年米夫在四中全会上把王明扶上台，不是他个人的事，是斯大林在后面支持的。这是苏联党致命的弱点，就是要做老子党。他们要挑选有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懂俄文的人来担任中国党的领导工作。当时苏联有些工作人员，当着我面就说你们回中国是“潜在领袖”，可见这是上面的意图。张闻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选的，因为他理论、俄文都学习的很好，有学者风度，所以米夫选中了他。但他本人不搞派性。
从“苏共、斯大林意图”上来观察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派别纷争，杨老这番话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须知当时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唯一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执政的党，而斯大林则至少是已经坐在苏共领袖位子上的领导人，而且他们手中有一个重要的旗帜，就是要维护列宁开创的苏联共产党的统一，要保卫苏联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利益的唯一代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他们青睐和重视的这一派中国知识青年，除了极少数确实存在品德问题之外，应该说卷进一些错误斗争的多数基本上是属于认识问题。
事实上张闻天整风中尽管按上头定好的调子上纲上线检讨莫斯科中大“教条宗派”问题，但是从个人的交往活动上却申明他与王明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同过班，平时不接近”，也“并无对他尊重之意”；而从我们搜集的材料中迄今也确实没有看到张闻天参与王明什么阴谋勾结的宗派活动，相反倒是在莫斯科中大档案的一份材料中看到他那时就认为陈绍禹（即王明）比对立派的周达文更危险的说法。
个人来往都很少，而且对其人有一定的看法，怎么能算成一个“宗派”，显然张闻天在整风中的这种检讨是带有违心成分的。那么这种违心的检查在延安整风中又是怎样搞起来的呢？经查考1945年中央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左”倾错误属于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只有“宗派主义”的说法，却并没有党内存在过一个“教条宗派”的说词。然而实际上从1943年毛泽东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党内存在两大宗派，即一是“教条宗派”，二是“经验宗派”之后，即给检查错误定下了基调。从此，批评者即按此进行批判，被批评者即按此进行检讨。偏激之词便不断升级。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当时领导整风“总学委”秘书的胡乔木90年代回忆当年整风时都认为当时许多人的发言都有偏激之词，他在评议当时会议情况时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即张闻天）、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今日如果我们对此认真思考一下，应该说将过去莫斯科中大得到共产国际赏识和重用的一派人笼统地说成是一个“宗派”，这至少在用语上是不准确的，对此已有老同志写的专论延安整风文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宗派”是一种组织，而且说在党内搞宗派一般指的是不合法的“小团体”、“小组织”，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是党章规定所不允许的。然而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国际对各国党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中山大学的“支部局”就是苏共的一个基层组织。因此尽管米夫、王明这些人在操纵中大派别争论中采用了一些卑劣的手段，但从今日来看，他们是贯彻上面的意图，手中完全掌握着合法的旗帜的。抛开这个前提而把所有当时得到领导重视和重用的这一派人都说成一个“教条宗派”，这就势必要迫使像张闻天这样一些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站在国际路线上的同志不得不进行违心的检讨了。
既然被认定是“宗派”，那么其中的成员是哪些人？于是在整风“脱裤子”、“割尾巴”的号召下，检查者纷纷交待过去莫斯科中大的派别斗争情况，凡是留学过莫斯科多少接触过一些这方面情况的人也都纷纷回忆和揭发。这样，一个后来历史上流传很广，以至直到今日还被一些不负责任者进行炒作的名词，第一次成为党内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所谓“二十八个半”原不过是当时中大两派一次激烈争论中，一派讥嘲另一派的一句戏语。
1929年夏中大校内举行过一次讨论学校支部局工作总结报告的党团员大会，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十天大会”。会议起初是讨论支部局的工作，后来却发展为焦点集中到支部局的路线问题上来，一派人认为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派人则认为路线就是错误的。最后会议进行表决，有人说，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而对立派就送给了拥护支部局一派人一个讥讽的称号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又有人说，拥护的人中还有一个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团员，于是加了这“半个”，成了“二十八个半”。可是据当事人杨尚昆说，“二十八个半”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一是表决中支持支部局的不是28票，而是90多票，所谓“半个”更是不可能，因为团员根本就没有表决权；二是投票支持的人当中并不都是王明一派的人，例如吴老（吴玉章）本来是对支部局有很多意见的，但有人提示他首先要说支部局路线正确，然后再说缺点。吴老当即表示，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便投了支持支部局的票；三是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半”的有些人就压根儿没有参加会议，更谈不上投票。（张闻天说他本人和王稼祥、沈泽民因为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事实上尽管这个话题整风中炒得很热门，结果却始终谁也没有能拿出一个经过查实的“二十八个半”的确定名单来。
然而就这样一句本属子虚乌有的戏语，却不但在40年代整风中成为像张闻天这样一些留学过莫斯科后来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的一条不成文的罪状，而且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提出“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之后，那些被列在他们认定的名单中还活着的同志，几乎都没有能逃出一场大劫，关押的关押，整死的整死。有鉴于“二十八个半”名词原来就不合乎事实，后来又成了坏人的代名词，整人的帽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198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专门就此召集有关老同志座谈讨论，最后郑重建议今后党史中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其实如果是真正要总结历史教训的话，根子恐怕还是要追到苏共。在党内如何对待不同意见问题上，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总是动不动就把一些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同志视为异己，将他们说成有纲领、有组织的“宗派集团”以至“反党集团”，说他们是阴谋篡党或者是分裂党，组织全党批判，最后视为敌我矛盾进行处置。“教条宗派”这个词在最终查不出组织系统的情况下毛泽东有一个特别的说明：“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这里且不说这种说明很牵强，因为这些受到共产国际或者说就是苏共重用的一派人实际并没有什么真正独立的纲领，而说到共同的思想便可以算做党内的“宗派”，就更是为后来的以思想论罪开了先例。因此如若说“二十八个半”虽与具体事实不符，但却是当时激化矛盾的结果，折射出一些人对苏共那一套压制民主方式的不满的话，那么后来我们党又反过来拿它来惩治异己，恰恰说明我们也从老师那里搬来了这一套，历史上遭受过这套传统打击的毛泽东自己，最终也没有能摆脱这套恶劣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这样来评说，并不否定张闻天在这段历史上的错误，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当时的错误主要应该说是认识上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过这里也需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首先，他和其他一些留俄的中国同志在那时翻译了不少马列的书籍。在翻译马列著作方面有过贡献的，并被毛泽东喻为如大禹治水有功的吴亮平，就对笔者说过他同张闻天在莫斯科时就一起搞过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这本书的翻译，果然我们编辑张闻天著作小组1996年赴俄搜集史料时，就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发现一本1929年经张闻天翻译的在苏联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译本，复印带回国内后经过专家鉴定，这是迄今这本著作最早的中文译本，后来又在这个版本基础上在延安出版了经过校订的国内的中文译本，译者署名吴黎平、刘云（即张闻天）。第二，并非主观上就热衷于“教条”不想联系中国实际。他在1928年学校征求意见时，就表示了这方面的要求和意见：“想对中国问题加以详细的研究”；建议“各种教材应尽量中国化”；“多讨论中国党内的现状，及最近发生的问题”等。但是由于远在国外，加上学校脱离中国实际的教育方针，学习中不能不受到这种客观环境的限制和错误方针的影响。第三，从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来看，显然有不少是错误的，如按照共产国际东方部指定课题写的鼓吹白色恐怖下举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冒险行动的文章，还有站在共产国际“加紧反对富农”的立场上强调“忽视富农的特别危险性”的文章，以及照搬“国际”的观点宣传“反对右倾是各国党的主要任务”的一些文章等。然而要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整个路线指导上就是错误的，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又都还处在探索之中。可贵的是他后来回国经过一段实践之后，不但较早地发现错误，而且不断纠正错误，在拨正党的航向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第四，还应该看到就在这一时期也写过一些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或者说主导观点是好的文章。例如有人回忆1926年春国内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正当中大学生中共产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激烈辩论时，张闻天在墙报上贴出质问国民党派驻中大代表的公开信《质问邵力子》，批评和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背叛国民革命的言行，在澄清当时学生中的思想混乱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如1930年5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尚未在中共中央形成统治地位之前，张闻天看到了国内党在工作中出现的过左的迹象而写下的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文章《论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各国共产党内的斗争，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是要反对右倾与反对‘左’倾的斗争。”“忽视从‘左’的方面来的危险”与看不到右的危险“同样是很大的错误”。他在那时候就提出这样的论点是很难得的。
对于张闻天，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五年的学习和深造使他获得了理论上的提高，正如杨尚昆所说：“闻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他在中大读书非常勤奋，曾经当时与他同过学的李敬永回忆说：“闻天同志学习非常努力，早晨起得很早，我也是一个好早起的人，可是每天我起床时，总见他已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事实上他不仅勤奋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主动学习，善于钻研和思考问题。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当事人的回忆和文献史料来看至少有以下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件事是1927年暑假他利用假期在休养地带头发起组织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他当时联络了一、二两个年级中学习好、懂英语的同学参加，其中二年级的有他本人和沈泽民，一年级的有沈志远、李敬永等。并且请了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贝林（Белин）在课外用英语开专题讲座，组织大家深入讨论研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闻天过去留学美国时就养成的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至此不减。他在三年级编入教员班时虽然分的是列宁主义研讨组，但有时他也参加政治经济学研讨组的活动。人们知道，后来他回国不久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可是人们不好理解的是刚回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1930年2月17日回到上海，6月15日写成此文），为何就能写出这样一篇引用大量经济数据的、理论分析透彻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四万余字的长文？现在看来他是早有准备的，须知他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理论界就已经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占上风的一派观点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封建社会，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农村。当时这个观点很流行，在中大的中国学生中也有这样的观点。而张闻天正如杨放之所说，在反托派斗争中很积极，但“他搞学问不搞派别”，“搜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样看来，他在回国后不久，能写出那样一篇批驳托派关于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错误观点的力作，就并非偶然了。
另一件事是他1929年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期间写了一篇长篇哲学论文《哲学战线的当前分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任务》。这件事人们过去从来不知，直到1996年我们张闻天文集编辑组赴俄罗斯搜集他的史料时才终于发现。这次搜集工作总共进行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因为那里集中收藏了过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档案史料，后来俄国同行专家又告诉我们莫斯科还有一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但他们也不知道那里是否有张闻天的资料，于是工作快要结束之前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一次，却意外地发现了这篇论文。全部是用俄文写的，一叠密密麻麻的俄文打印稿85页！这是张闻天花了3个月的时间写出的一篇学年论文。
国内有的哲学专家看了后认为这是一篇有理论深度的历史文献，它对于了解苏联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于学习列宁的哲学著作均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机械论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依笔者现在来看，从此文中至少可以看出张闻天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但他并没有沉溺于纯理论的研究，明确提出“必须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当代一切紧迫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中党从放弃领导权的右倾又发展到盲动主义的“左”倾，是由于共产党人“不懂得辩证法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是从哲学高度上对这三年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历程经验教训深刻的理论思考。客观地运用“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这“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论文在引了列宁的这个关于辩证法的精辟论点后，认为“列宁本人在其创造性的一生中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这种灵活性的种种光辉范例”，而“我们正是缺乏这种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这里我们如果再联系他在1922年就在发表的文章中反对僵化地、绝对地看待真理，提出“科学的真精神是个人的思想自由”的话，那么通过莫斯科这一段学习，就更是进一步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武装。有了早期那样的思想基础和这一段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理论武装，也就可以了解为何继这篇论文之后不久，能写出上面所说的《论两条战线的斗争》那样体现辩证法思想的文章，同时也就不难了解后来为何是他，而不是王明，也不是博古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较早地起来纠正“左”的错误，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局做出特殊贡献的问题了。
在许多当时莫斯科留过学的老人记忆中都有一个所谓“四大教授”的流传说法，张闻天即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为沈泽民、王稼祥、郭绍唐），1996年我们赴莫调查时确实看到了一份1930年国际列宁学校聘请的教职员名单，其中张闻天列为副教授第一名，教授的课程为“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土地革命的任务”，可见名非虚传。此外，还有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份国际土地问题研究所录用张闻天的档案，其中记载：“东方和殖民地部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月薪一百九十卢布。”从这两份档案，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教授、高级研究员这样的高级职称他已经获得，月薪190卢布当时也可算不薄，加上他当时已经同一位俄罗斯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有了这样的地位和生活。若按今天一些人们的眼光来看，满可以继续在苏联呆下去，何况当时他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兼做着一些工作，然而早就决心“漂泊一生”的他，还是本着革命实践的需要，不惜抛弃这一切向国际申请回国，这样经批准于1931年1月离开莫斯科回国，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2004年5月1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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