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
[ 2004年第8期 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 作者：许水涛 ]
黄万里，这个绝大多数国人颇为陌生的名字注定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以及他那交织着梦想与迷茫的悲剧人生也注定会引起越来越深刻的反思。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黄万里，那就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立志以学问报国的清华大学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戴上右派帽子备受歧视的水利和水文学专家、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知识分子、三年前以90高龄满怀遗憾和困惑辞世。
翻阅表现他传奇人生的有关资料，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凸现在人们面前：蜚声海外而在国内少为人知。1987年应邀到美国12所大学巡回演讲他在水力学、水文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过国际咨询机构征求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复函表示钦佩，而他关于黄河、长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声音连同他本人长期被湮没；1999年底，美国名人传记宣布他为20世纪世界杰出人物，而表现他智慧和探索精神、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却迟迟未能正式出版，伴随他终生痛苦的是他的知识的价值无法实现，他的备受折磨的心灵一直没有轻松过。我绝对相信，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直言贾祸，他的艰难坚持，他的无可奈何，勾勒出某种悲剧色彩的一生素描，他的个人际遇所表现出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所引出的关于政治和科学的话题都将被今人乃至后人一再提起，当代中国史乃至世界科学史将会记载黄万里这个闪光的名字，他理当享有一个正直的爱国的科学家应有的殊荣。
面对水灾:年轻的桥梁工程师下定改学水利、治理黄河的决心
1911年8月，黄万里出生于上海，三个月后，带有改朝换代性质的辛亥革命爆发，快速的社会变革几乎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辛亥革命前后，黄炎培参与了为时甚短的政治活动，可是官场的混浊气氛让他深感窒息和压抑，此后就把学以致用的职业教育锁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借此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这种转向对黄万里的影响是直接的。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入唐山交通大学学桥梁建造，1932年毕业，并发表《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等三篇论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并出版，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桥梁工程师。1931年长江洪水，仅湖北云梦县就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洪水决口十几处，人财物损失无算，给沿黄地区造成巨大灾难。黄万里因此立志探寻治理黄河之道而改学水利。他回忆说：“黄河水患最难治，我改学水利就为了治黄河。我的决心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朋友、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告诉我：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没有人懂水文学。许先生建议我从水文学学起。”与鲁迅的弃医从文、外敌入侵时许多热血青年的投笔从戎一样，黄万里人生选择的转变表现出拯民于苦难的博大胸怀和高远的思想境界，这一质朴的行动本身胜过万千豪言壮语。
1934年元旦，黄万里赴美留学，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奥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学习期间，黄万里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成为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其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被认为是水利学术界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在美期间，黄万里驱车45000英里，踏遍当年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工地。通过学习和参观，他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洪水治理问题。1937年初，黄万里学成归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邀其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以年轻为由谢辞。理由是，自己考取的是官费留学，花了老百姓的钱，现在最切要的是亲身参与中国的水利事业，不能欠黎民百姓的钱。他想考察中国的河川，并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1938年至1943年，他和部下先后六次长途考察，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其间训练了40多名工程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因为战乱，立志治黄的黄万里在回国整整十年之后才来到他魂牵梦绕的黄河岸边，可以直接考察黄河的水文和泥沙，可以化解长期悬在脑中关于黄河的一个个谜团，其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以一个专家的眼光观察和分析着那恼人的水土流失，发现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对于无雨时节黄河水依然浑浊的现象，他也得出了合乎实际的解释：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由他拟定的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就是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6月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直至2001年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作。
面对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工程方案：众人之诺诺压制了一士之谔谔
然而，黄万里在清华园平静的教学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三门峡工程的争执而中断。
孕育了中华文明、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几千年来水患频仍，为历代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所以在天下初定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就将整治黄河、让黄河安澜的愿望和决心付诸行动。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于同年底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这个报告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同时实现发电和挡沙的目标。苏联境内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经验，所以他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结果，这一与黄河实际相背离的思路却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1955年，水利部召集专家学者讨论这一计划。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4月，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此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黄万里郑重地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要点为：
1.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即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可叹的是，这种呼声被漠视了。作为最早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灾难性后果的黄万里，焦虑和怅然失落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一年后，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他通过小说《花丛小语》把这种情绪直白地发泄了出来。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甄无忌接着就乘兴发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府的特点。”
于是田方生也激动了，就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
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黄万里的厄运从此开始。
就在《花丛小语》在清华园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1957年6月10日-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给两个月前正式开工的三门峡工程出主意，想办法。准确地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外，大部分人不说话，其余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不肯迷信苏联权威，大胆进谏，不惜引火烧身，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7天。他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坝修不得。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立即有人反驳他，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换了一种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
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了，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主持施工的“水利专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6个施工泄水洞全部堵死。
在不能宽容不同意见的年代，黄万里独自发出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声音，其结果是永远失去对于水利工程的话语权。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成为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发表《花丛小语》更是授人以柄。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转载了《花丛小语》，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归入另类。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简直是空谷足音：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9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认为黄万里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黄万里“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黄万里在46岁的壮年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指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的直言在最高领袖的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何等之深！
竣工后的三门峡工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同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一开始便被一一验证，设计上的缺陷也一一暴露出来，三门峡开始“付学费”。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就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移民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而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迅速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一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名副其实的“悬河”。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而把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丧失了用武之地，只好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漂”。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事实正朝着黄万里所担忧的方向一步步地发展着。
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在1962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面对实际情况，国务院让水利部研究三门峡大坝改建问题。
1964年，周总理在两次讲话中谈到三门峡工程。一次是在6月10日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另一次是在12月18日治黄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他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并立即决定了第一期改建方案：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个“两洞四管”方案被认为是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但他也指出，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作为一个救急方案，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1968年，第一期改建刚刚结束，第二次改建就于1969年接踵而至，所有的争论至此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以备将来排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1000万元，又将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泄洪排沙。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以坝身百孔千疮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代价，暂时解决了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近来年，有专家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河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净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河床高程1996年达328.6m，比建库前抬高5.2m，潼关河床的过水断面现在只有建库前的1/3左右。因此建议进一步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增大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解决潼关以上库区继续淤积和洪涝灾害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29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十几次迁移，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三门峡工程直接的经济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整个三门峡造成的损失有人估算不下百亿元。
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2002年9月6日，水利部长汪恕诚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听取中国工程院“降低潼关高程可行性研究”项目组的汇报。汪最后表示：是否通过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运用进行降低潼关高程，需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水利部要安排一组课题研究，以加强政府推动。
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三门峡工程以充满浪漫主义的构思开端，致祸国殃民的恶果为终结。
空悲切的黄万里
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能体会到黄万里备受煎熬的心情。头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他只能空怀绝技而无处施展，他只能在孤独中长吁短叹。常言道：愤怒出诗人，又何况是古典诗词造诣深厚的黄万里呢！此后，他常常把无可名状的怅然若失和痛彻心腑的凄然情绪化为一篇篇语意婉切、意境高远的诗作，这里有他潜孕于思想深处的社会良知，这里有他高悬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士大夫情怀，有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1962年8月，“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黄万里写了《念黄河》。诗中叹曰：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1963年，潼关河床继续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8月，“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时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黄万里又写了《哀黄河》。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
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
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天，黄万里实在坐不住了，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陈明三门峡坝淤积的严重性。
不久，水利部召见黄万里，要他拟出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计划。黄万里昼夜兼程，以60天的时间完成《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真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黄万里难得有一吐为快的愉悦。但事与愿违，黄万里的建议未得采纳，他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之中。
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被指为特务而归于改造的“异己分子”的黄万里，却仍然“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周恩来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的“从下游移来的苦难”，悲从中来。他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6年，黄万里的一颗牙齿脱落，那种离体感觉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多少让他伤感，他竟将这样的一件小事与治河联系在一起，治河在他心中沉甸甸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牙落惊老·调寄渔家傲》：
牙落始惊身已老，形衰不役心犹矫。
欲治黄河赍志早，空负抱，制鳌有策知音渺。
王景千年擅工巧，长才自古能伸少。
细考其谋何所造？行洼道，分流回注淤沙皎。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万里右派终于被改正。1979年，他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做讲解。此时，虽不再受责问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重视。其后，黄万里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问题，在科学上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写出或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文章。到90年代，他不仅完成了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多篇论述，而且对长江三峡卵石输移量和三峡高坝的可行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并向国家决策部门反映意见，表现出一个老科学家崇高的敬业精神。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在清华园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7天后辞世。两年后，也是在8月下旬，发生在渭河流域的洪灾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他在40多年前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近几年来许多专家担忧的现象终于出现。大自然的报复来得如此迅速和无情。黄万里未能亲睹这场洪灾，对他来说也算幸事——平生关注民瘼却受尽人世烦扰的黄老，至少免除了一次痛苦的刺激，他那颗未曾轻松的心灵少受一次摧残！
惨痛的教训深长的启示
面对已经远去而精神长存的黄万里先生，面对依然矗立却形同鸡肋的三门峡工程，业已逝去的历史让我们无奈，我们只能咽下已经酿就的苦酒。对于今人乃至后人而言，惟有从中汲取教训，省察得失，增长智慧，增强理性，从黄万里的悲剧人生和三门峡工程的尴尬处境中梳理出更多有价值的思想，这段“殷鉴不远”的公案才能发挥更大的历史教益。
第一，在哲学的层面上，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掌握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工程曾被赋予浓烈的政治色彩，从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到亲历其事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冀望由此一次性地实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海晏河（历史上‘河’就是指黄河）清”的梦想，满足“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心理需求，以致在善良的动机所汇聚而成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激发出来的主观能动性面前，黄河在水文、泥沙、生态和人类影响活动方面所具有的复杂性被淡化了，自然界内在的客观规律被漠视了。结果，三门峡工程建成之日，就是弊病显现之时，显然，历经40多年沧桑风雨的三门峡工程是一项违背客观规律、为害大于造福的失败工程，善良动机下放大的主观能动性带来的是后患无穷的恶果，并承受着千秋功罪的评说。三门峡大坝上依稀可见的“黄河安澜，国泰民安”依然是一个梦想，它无情地昭示了一个真理：人们只有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二，从政治运作的方式上，它提出了怎样决策、遵循什么样的决策思路和决策程序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决策，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公共工程的决策，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排比得失、趋利避害，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需要断然摒弃一厢情愿、好高鹜远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决策更科学，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论证机制，真正做到兼听则明；怎样通过民主的方式防止决策脱离理性的轨道，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凡错误的决策，劳民伤财，贻害无穷，而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形成的正确决策，则产生福祉，利国利民，它来源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正是三门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所严重缺乏的。人们轻信甚至盲从无治沙经验的苏联专家的说法，从遵照最高行政领导和树立形象出发先入为主地论证工程的可行性，工程存在缺陷后又缺乏有力度的纠正。更要命的是，对反对者的忠告置若罔闻，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容反对意见的胸怀，造成了权力对科学的排斥和压制。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国情决定了这样的事情几乎难以避免，这就使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失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给我们留下了活生生的标本。
第三，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少数人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样一个事关民主建设的重大问题。言论自由乃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漠视的。中外科学史的许多事例都反复证明：科学的真理具有独立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之外的属性，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万里的遭遇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判断，这就提醒执政者和社会各界必须重视少数人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异见”，“另类”的声音或许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或对更多可能性的预见。在这种声音面前审时度势慎重行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为地回避、忽略乃至压制这种声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在三峡工程的论证结束之后，有人坦言：在为三峡工程做出贡献的人群中，不该淡忘那些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们，正是由于他们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提出一条条在相关领域有相当分量的反对意见，为决策者们提供了宏大的视角和多维的思路。我们理当为这种对反对声音的重视叫好，这无疑是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可惜复可叹的是，坚持反对三峡工程并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领导同志的黄万里却未享受这样的待遇。或许是将几十年治黄工程批得体无完肤的缘故，或许是对他的成见太深，或许是闭目塞听的顽症在水利界中的一些人中根深蒂固，黄万里未能受邀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他反对三峡工程的陈述没有得到任何回响。2001年9月4日，在黄万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一个学生不无遗憾地说：“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这种象征意义正是黄万里的价值之所在。
第四，在衡量知识分子的作用上，它提出了在政治权势和科学真理之间，知识分子应如何取舍这样一个关乎其价值取向的重要问题。在促进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解决人类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诸多挑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以学问贡献社会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科学的真理，更在于对这种科学真理的坚持上。坚持真理是一种操守，特别是在与政治权势发生冲突、与传统的社会观念正面碰撞时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它意味着为此损失个人利益、付出沉重代价乃至身家性命都可能在所难免，它特别能够考验知识分子意志和品格。一介书生黄万里以他的坚持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良知，保持了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他的坚持还在于他坚信科学的尊严不容践踏，真理的声音不会湮没，终将发挥穿透历史、穿越时空的光芒，这使他断然放弃了乃父黄炎培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以外圆应付生存，以内方把握正义”本是复杂形势下一种巧妙的应对策略，可以较为周全地自保，黄万里不是不明白其中的玄妙，也不是不明白固执己见会给自己带来可怕的伤害。事后，有人问他，你明知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他真正做到了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古人云：“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立志报国、终身不渝的黄万里赋予其新的内容，正可谓鲁迅所激赏的“民族的脊梁”！
历史往往充满着诡秘的逻辑。站在科学巅峰上的黄万里是孤独的，他的见解只能在经历时间的淘洗和实践的检验后方被社会认同。追问历史，直言无隐的谔谔者何以寡？答曰：备受歧视，打入另册，掉进深渊。曲学阿世的诺诺者何以众？答曰：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一帆风顺。于是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傲慢的苏联权威前，就出现了“足将前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的人们。
一位水利专家和一项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至此应当结束了，但其所留下的警示意义则将日益彰显。透过浑浊的黄河水来看黄万里一生忧郁的眼神，三门峡工程也必将成为世人拷问理性、良知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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