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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是天则所第26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今天请到的是汪丁丁教授。汪教授的研究领域很广，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哈耶克后来的研究也全都是在解释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是跨学科的问题。到底汪教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下面就先请汪教授来做报告。

汪丁丁：西美尔提出的这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原文是德文。1910年美国的《社会学》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我今天主要是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把10几篇论文串联起来，这10几篇论文是从1910年到2004年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试图给出的回答。当然这个回答经济学家们自认为是早就给出来了的，也就是博弈论的解答。待会我会花几分钟时间解释为什么这个解答是弱论证，太软弱，不让人信服。所以在80年代以后又不断有社会科学家做出新的回答。

西美尔是欧洲现象学的3位领袖人物之一，在海德格尔之前，在弗塞尔之后。但是他主要的行文方式是随笔式的，所以被称为是不严谨的思想家，是不符合规范的学术传统的。他的影响非常大。在他的这篇德文的社会学著作里边，有一篇翻译成了英文，《How is Society Possible》，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比照着、平行于康德的第一批判，就是自然这个概念为什么是可能的？康德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一般的动物，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对于非人类的其他生命而言，不可能有自然这个概念，只有当有理性的生命把它自身从自然界超拔出来，把自然界看作一个课题，这样才有了主客两分，才有了物我两分，才有了科学研究，才可能有理性为自然的立法过程。这样自然这个概念就成为可能了。这是我对康德第一批判的基本思路的复述，也是西美尔思想的出发点。

康德开篇问的第一句话是"How is nature possible"，自然是怎么成为可能的？这是他的三大批判的出发点。西美尔平行论证"How is society possible"，社会是怎么成为可能的？但是他这篇文章的贡献是指出了，由于研究者不可能超拔到自然界之外，他必须是社会塑造的产物，他本身是如何思考社会运作的结果的。所以我们不能像康德回答自然怎么成为可能这样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的方法来回答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经济学家用囚徒困境多次博弈的合作解来说明社会的可能性，对这一点在1990年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制度演变与经济绩效》这本著作里边已经提出了批评。但是诺斯是历史学家，他只是在一个角注里提出了自己对这种解释并不太信服。后来有过很多对囚徒困境的合作解作为社会可能性的论证的批评。为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囚徒困境是两个人，每人有两个策略，我们称为2×2的博弈。当重复次数足够多的时候，并且贴现率足够低的时候是能够出现合作解，合作的策略的，但是随着博弈人数的不断增长以及策略数量的增加，这个合作解、合作策略被采纳的概率急剧降低，以至于参与囚徒困境的人数是n的时候。N趋于相当大，比如说是200的时候这个概率几乎就是0了，根本不可信。也就是说对于大规模的人群内部的多次博弈、囚徒困境为什么会出现合作解的这个问题博弈论是无能为力的。由于在论证方面博弈论给不出令人信服的说法，所以出现了演化博弈学家。演化博弈理论在1984年也是受到了政治学家和60年代生物学家运用博弈方法论证自然演化、策略均衡的启发。所以1984提出了一种演化的计算机实验，就是让几十个各学科的学者来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根据这个实验的结果，而不再是数理逻辑的论证结果。艾克瑟洛德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合作的涌现》，他实际上采用了演化理论的生物学看法。这也就是我今天报告的主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经济学的博弈论的逻辑方式来论证，只能用实验的演化方式。

再回到囚徒困境。凡是熟悉囚徒困境的人都肯定可以接受经济学的这样一个贡献，虽然2×2的囚徒困境博弈很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合作解推广到n人博弈，但是这两个人的囚徒困境博弈的不合作解的存在，一次博弈一定是不合作的。这本身已经把社会为什么可能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既然都是理性人，那么如果是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那么一定不会有社会。但是我们今天处处看到有人类社会，所以西美尔的问题是成立的。

这是我刚才复述的西美尔的看法，由于人是社会人，所以我们不再能够用康德的那套方法，让理性人脱离他所在的那个社会，处在那个社会之外，来为社会建立秩序。他只能投入到这个社会，去理解这个社会。但是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世界是通过一群理性人的交往建构起来的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方式的解答。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试图在他自己的意识当中重建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使社会成为真实的可能性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困难。也就是西美尔说的，每一个个体为了承认其他个体是真实的，否则的话你就是唯我主义了，没有一个社会的概念，为了承认其他个体是真实的，他必须把他自己呈现给其他个人，让其他的个人来认识他自己，认识他是一个与其他人平等的主体。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个体之间相互认知的过程中才有了所谓社会化过程。这样一个社会认知的过程通常是被利益关系覆盖着的，很难追究一个理性的个体在其他理性个体的意识或者说头脑中被作为纯粹的、没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加以认知的一个过程。西美尔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完全是依照亚历士多德和康德的思路，就是试图把这样一个过程分解成为内容与形式两个范畴。实体的社会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社会的内容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比如说血缘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利的、友爱的。它的形式就是要把这些具体的物质内容一层一层的抽象掉，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纯粹的概念形式。这个概念形式如果还有意义那就是社会的概念的意义。

下面我们来展开他的论证方式。他提出来，这样一个抽象掉一切内容的社会概念形式就是个体理性社会化的先验形式。这种先验形式只剩下一个东西，就是对等性。在这样一个对等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对等化的概念还包含着每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在其他个人的认知过程中被极大扭曲的情况。在底下这两段文字里他讨论的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问题。先用两分法把它们分开来谈，然后再把它辩证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实体。这是一个哲学传统。西美尔把他的这个思路叫做关于社会的认识论理论，或者关于社会的认知理论，这实际上是社会范畴的意识发生学。这里边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最内在的个性，或者个性的最核心的部分，不可能被另外一个个人在他自己的头脑里复制出来。因为另外那个个人也不能够把他自己的内在的个性的最核心的部分呈现给别人。这样一来，两个自由意志或者两个理性人在互相认知，试图构成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后边还引出了40年代所谓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法国式的说法。这里面还有一种认知语言学的知识，当我们认识其他陌生人的时候总是无法避免把范畴的标签贴到对方身上，因为我们必须归类，人的认知过程、认识能力是一组分类规则。我认识了一个人，只需要几秒钟我就可以把他归类到我所知道的某个范畴内，所以认知是以范畴来扭曲每一个他者的内在个性。这句话非常缜密，包含了极多的内容，一个是他者的含义，一个是内在个性，一个是范畴。而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用概念来为他人归类。这样我们就用范畴把他人包容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了，这也叫做我们征服了对方。这也是列维纳夫后来批判过的，因为你不能用这个办法把另外一个个体征服。

最后，西美尔总结了对这个本质性困难的社会现实的一个概括：我们全都是一堆碎片，这样的一堆一堆碎片之间存在着个人之间的互惠或者对等的，或者相互的决定。你的个性，或者你的人格是通过你所在的人群里边其他人对你的这个人的了解和辨识所建构起来的。同时别人的人格也是要借助你对他们的理解才能获得的。所以这是一种对等性。我的人格的完整实现依赖于你对我的个性的真确理解，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层含义是，通常这种对等性总是由利益关系所表达出来的，它不是抽象原则，而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在这里西美尔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社会博弈的概念。西美尔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可以转换为这个问题，如何协调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呢？这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试图解答的。

在1949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又发表了西美尔的一篇文章，叫做《Sociability》，这是他创造的一个新的概念，直接翻译就是可社会性。他对照这个概念来界定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理论，叫做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他引进了一种今天被称为广义社会学的看法。我摘出来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在抽象掉一切利益之后，你和其他人的关联还有意义？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的关联，在抽象掉友谊之后还剩下些什么，你和你的合伙人的社会联系在抽象掉物质方面的利益之后还剩下什么？他还举了很多例子，包括经济利益，战友之间的情谊，秘密社团，甚至抢银行的小群体，所有这些物质上的利益全都被抽象掉以后，所有这些特殊的含义之后、之上和之外，这些联系还伴随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就仅仅是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这就回到了亚历士多德说的，有价值的、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为了他自身而存在的目的。幸福的定义就是对其自身有意义的事。挣钱不是幸福，因为挣钱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使用链条的方式追问下去，挣钱是为了买房，买房又是为了什么呢？最后总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再为其他事情服务的，那就是最终的目的。那件事就是它本身因它自身而获得利益的事情。在这里西美尔仿照了亚历士多德的论证方式，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深层的情感或者感受，仅仅是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如果有这样的感受，他把这种有这种情感的生物，包括这种特征叫做sociability，可社会性，就是可以构成社会。只有当我们悬置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利益动机之后，纯粹的对等关系，纯粹的仅仅是为了联系而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对等关系才凸现了它的意义。

在1949年的这篇文章里，西美尔开始陈述纯粹的社会形式在被充填上利益关系的社会内容之后，它就变成了所谓的社会博弈。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西美尔提出的这个词的含义。可社会性是人与人之间联合的一种游戏形式。在这样一个抽象层面上，社会游戏或者社会博弈的可社会性与它的物质内容、利益内容的联系，西美尔专门用艺术形式和它所反映的现实内容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种论述。这很深刻，因为后来在音乐理论和审美理论里边一再说的文化悲观主义看法就是从这开始说的。可社会性必须把利益关系充填进去才能构成真实的社会实体，但是一旦充填进去了，整个社会就变成了犹如艺术形式与其所反映的现实内容之间的那种关系，是种悲剧性的关系，就是明明知道这张照片是一张艺术作品，非常美丽。在再现了真实世界的同时或者之外我们知道它是假的。这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的看法，从西美尔到他的学生都有这种看法。因为游戏形式的实质是互娱，所以你必须从其他人的快乐中获得你的快乐。这是西美尔社会博弈的第一层含义，抽象掉一切利益关系的含义。

第二层含义，在纯粹游戏的意义上不断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对等关系本身，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现实利益，尤其是相冲突的现实利益结成一种社会实体，在更低的层面上，利益关系的层面上，西美尔认为，纯粹游戏的那种对等关系将不复存在，人们在一起不是仅仅因为在一起而在一起，而是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分裂，会瓦解这个社会，除非通过道德律令来统治他们。这样西美尔的社会为什么可能的问题就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纯粹游戏的，审美的，文化悲观主义的，神学的，或者说是舍勒的位格。舍勒是从西美尔这里学到了一部分的东西。哈耶克的合作秩序社会理论也是沿袭了这样一个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只是它是从演化角度来解释的，而不是用的位格、神学的角度。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演化的社会科学的思路的解释。哈耶克没完成的合作秩序或者是社会为什么可能的经济学的解答，或者是演化理论的解答，在今天我们找到的文献看，主要是倡导这一学派的金迪斯，以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在他们的研究工作里面，西美尔的问题被转化成了"The Puzzle of Prosociality"，我们把它翻译成趋社会性之谜。金迪斯2002年的这篇文章的问题界定是，为什么今天的地球上自私自利的人还没有把那些趋社会性的合作者淘汰掉呢？如果是优胜劣汰，如果是自私的基因，或者是在资源稀缺的基本假设之下，自私的人应该比不自私的人生存概率更高。10万年以后世界上应该都是自私的人，不可能出现社会这种事情的。从这个词我们可以感觉到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的那种趋社会性，他为什么还能生存下去？在人的本性里边为什么还有这种性质？这是一种谜。把这个问题带回到现代人之前的黑猩猩的社会里，金迪斯试图从10万年前的人类生存状况推出来演化心理学的结论，然后用这个心理深层的认知过程、认知规律来解释今天的合作行为，这是所谓的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不是一个老学科，我们不能用两个词连在一起来顾名思义的解释这个学科，它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个学科的根据就是老科学，生物学到了80年代中期得到了一种基本上达成共识的结论，人类基因不可能在工业革命这200年内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现代人的行为学基础，行为学的心理深层的结构不是现代的产物，而是10万年到1万年前，农工时代之前，新石器时代，那时候的自然条件，人类生活状况，和他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所决定了的。然后在漫长的演化决定了之后，在最近的7000年之内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治病也是这样，演化医学就认为，有很多工业时代的病，医治的办法必须是应该回到1万年前，10万年前去治，不是这200年的环境的产物。这样一来他们根据这样一种看法，试图用交叉学科的看法，社会学、生物学、经济学的，回到新石器时代，所以也叫新时期时代的认知科学，试图把人类社会的许多基本特征建构在自然演化和物竞天择原理的基础上。这是演化心理学的特定含义。

史密斯2003年底给了这样一个报告，他接着哈耶克的思路叙述。在这个报告里主要是论证了人类文化的两种交换系统，一种是家庭内部的系统，7000年以前一直在家庭内部，7000年以后这种对等性、互惠性原则扩展到了家庭外。所以第一种人类文化的交换系统是私人的、个人之间的互惠或者交换，这种交换是基于西美尔所说的对等性的原则上的。这种交换方式主要是通过家庭内部或者家族内部分享行为规范所建立起来的。然后又逐渐扩张到家族外部，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这种交换原则，也就是诺斯所说的资本主义普及到整个地球的一个关键环节，超越个人关系的交换。非私人的交换系统，也叫做市场机制，这样两种系统都是基于对等原则的，互利性的或者互罚性的原则。史密斯认为对等性原则是人的一种本性，是人类社会唯一性的基础。他认为这样一种对等性的倾向可以在远古之前找到。在这篇文章里他强调的是基于对等性原则的交换原则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甚至之前。但是他在这篇文章的内容里又提到了，人类的最近的亲属黑猩猩也有这种对等性的行为习惯，所以对等性的原则在今天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报告里，比如说马尔贝克夫2001和2003年反复出现社会性肉食动物的说法，因为它们是食肉动物，它们需要集体去捕获食物，所以它具有了某种社会性，在社会性肉食动物群体里反复出现了这种对等性的原则。当然，史密斯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强调对等性原则一定要区分正的和负的，正的是互惠性，负的是惩罚性。但是并不是互相惩罚，你背叛了合作你应该受到惩罚，我没有背叛就不会受到惩罚，应该我惩罚你，所以这是个不对称的关系。史密斯是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论证基本原理的。所以他必须要界定不对称的人际关系，否则实验经济学就没法设计。所以他最强调的是在黑猩猩社会里的对等性主要表现在负面的对等，也就是惩罚性的。一个猩猩给另一个猩猩挠背，但是下一次这个猩猩假的痒痒，那个猩猩不给它挠就会马上被驱逐出去，或是受到严厉的惩罚。

接下来我们还会介绍，为什么要把对等关系这样一种基本的，西美尔认为是社会抽象掉一切内容以后的那种形式追究到不是神学，而是脑科学里面？因为今天正好脑科学家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在我们人脑里边有着识别欺骗行为的所谓中脑结构，根本跟理性毫无关系，是无法控制的，是哺乳动物时期演化阶段形成的那套脑结构告诉你的。儿童就有，根本用不着理性，这是今天认知科学告诉我们的，正好可以用来支持100年前西美尔的观点。

演化心理学的两位创始人很年轻，大概50岁左右，一个是约翰图比，一个是位女士，克斯迈德斯。他们在90年在一个心理学刊物《人格》上有一篇综述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推翻了以往基因学的看法。现在很多基因学家都认为，他们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一般所看到的传统基因学观点都是错误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试图论证人类的共有本性，以及每一个人的个性，心理个性，同时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被决定呢？在基因和它的环境相互作用中被自然所决定，被自然所选择。有三个要素，一个是基因，基因不是单一的，是一群，是一个结构。但是基因本身不能决定任何事情。还需要基因所处的环境，如果这个环境是人体，那么人体就是基因的宏观环境，如果我们谈的是人群和自然环境，那么自然环境是它的环境。所以是主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个交互作用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模式。这些模式中有一些被自然选择的力量保持下来了，有一些被淘汰了。所以选择压力不仅仅是作用在基因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作用在基因和环境的关系中。这是他们主要论证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环境像基因一样，如果说有基因遗传就有环境遗传，有什么样的基因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它们是一种共生演化的关系。像基因一样是生物学的，是演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看法。他们提出了四种可能的基因和环境的组合情况。这四种可能的情况中有一种是人类心理结构的共性，还有一种是人们心理结构的个性。第三种是随机的噪声，就是选择压力很小的情况下你可以带着盲肠生存很多代人，这种冗余对后来的演化过程非常重要，它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演化论没有给予解释。最后一种是交互作用。他们的主要结论是，生物的行为心理结构，以及生物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共生演化的。这里出现了三个类似的要素，一个是行为心理结构对应的基因，一个是生物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应的基因的环境，还有一个是自然环境。这三个要素自然作用在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上，导致了共生。他们还回顾了演化博弈论学家史密斯的工作，尤其是演化稳定的策略，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了演化稳定的策略。稳定的环境激活与稳定环境相适应的一般普遍心理及个体差异，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心理方式和不同的生存方式。它依赖于环境。这与经济学家奥尔森在50年代后期写的那篇关于演化经济学的著名文章一模一样，论证方式都一样。

在2003年的心理学的《新趋势》杂志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说过类似的看法。任何生命都具有通过体验建立预期的脑的发展机制，叫做体验预期机制。这种脑的演化过程是基因形驱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里包含着过多的神经凸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在几个月到两岁之间，他的脑区的神经源数量大概是成年人的三倍。太多的神经源凸处不需要，所以就开始间苗，间苗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最后在6岁到10岁之间，他们才有了稀疏的脑神经源。这个稀疏化的过程就是专业化的过程，因为有一些神经源接收不到视觉信号就死亡了，接收到视觉信号的就发展壮大了。这篇文章也是要论证脑的体验机制是怎么形成的？是谁来给它间苗的？是在社会文化的纠缠过程中，是社会给你间苗。你在这个社会所以你懂中文，这个社会所使用的语言，你不是太容易学会其他社会的语言。但是一开始你是万能的，你能学会所有的语言。

演化心理学的这两位创始人，图比和克斯迈德斯在2002年的《人类行为与演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惩罚性的情感可以被当作防止免费搭车的心理机制》。免费搭车和多次博弈的囚徒困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免费搭车特指人数多的时候，囚徒困境特指2×2的囚徒困境。当人数非常多从而囚徒困境的多次博弈合作解不太可能出现的时候有免费搭车，这时候什么样的一种情感，一种机制可以防止免费搭车呢？作者指出来，是人类的天生的一种惩罚性的道德感，或者激情。它造成的惩罚足够强烈，使免费搭车者难以获得比合作者更高的适存概率。这样演化心理学的论证就开始了。

这是另一位著名的脑神经科学家阿多尔夫斯，他介绍演化心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他提出这种学科实际上是两个领域的很艰难的联姻。这两个领域是关于社会行为的。第一个领域是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另一个领域是社会行为的认知神经科学，这是一门新的学科，在最近几年，这门学科的吸引力，受欢迎程度非常高。演化心理学的基本框图在阿多尔夫斯这篇文章里给出来了。灵长类的祖先是刺猬，刺猬的社群规模这上面只有母亲带4个，也就是五六只。所以刺猬的小的脑量和一个极小的，没有超出家庭范围的社会规模是相适应的。然后是黑猩猩，黑猩猩的社群规模一般在五六只以上，甚至是十几只。最后是现代人，现代人的社会群体，大都市是上千万人在一起。这篇自然杂志的回顾主要就是讲的这句话，科学论证表明，人类的脑容量扩张及大脑皮质结构的演化，是与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展过程共生演化的，是同一过程，这个过程叫做脑与社会的共生演化过程。在这篇文章里面有三类人类情感，或者是社会认知行为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的人类本性，或者说本能、道德判断。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这是社会交往的脑的运动框图，首先是由于有了其他个体才有了情感，像羞愧、内疚、尴尬、嫉妒。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荒岛上，他就很难生成这种情感。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情感，像康德说的自律性的更高尚的道德情感。在右边那一栏的下角就是无法控制的无法认知的那种情感过程，它们完全不受到我们的认知的策略性考虑的影响，它们也不可能受到我们的有意的控制的影响，它们的发生过程在我们的控制之外。这是我们人类主要的三种情感，把这三种情感从现象层面深入到脑区内部去做一种脑科学的综述。左边这个就是脑的自律系统，它有点像植物神经，有杏仁核，小孩的杏仁核感觉特别敏锐，不被成年人的文化所压制，所以他对敌友关系非常敏感，这都是杏仁核造成的。右边这一栏是道德评价的脑系统，它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可以控制的。但是在脑成像的研究中它也激活了很多的量区。在右边这一栏的最下边一个写的是社会推理。社会推理的上边的是认知模式，由知识社会推理的认知模式需要用到我们自我意识的中枢，没有这块脑区你的自我意识就没了。还有长期记忆体等等。

2003年在美国科学院的《通讯》上介绍了4位作者，第一位是罗伯特波德，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化学者，他和最后一位，也就是皮特尔理查森多年在一起合作。另外两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赫尔伯特金迪斯，一位是萨缪尔波尔斯，他在70年代的时候因为批判萨缪尔森而成名。这两位非主流经济学家也经常合作。这四个人的思路非常一致，于是在2003年就合作写了文章。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是这四个人合作的产物，而且因为它登在了《通讯》上。这篇文章当时只有1页，博弈论的基础。他们在这篇文章里解释了囚徒困境一次性博弈的时候为什么出现合作行为？今天的报告一开始我就交待了经济学不好用，因为它首先是2×2的小范围的人群里边的社会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很难扩展到n人博弈，其次它是多次博弈。这四个作者一上来就排斥了多次博弈，就解释一次性博弈，一次性博弈出现合作解的情况非常多。他们举过一个例子，英王打到加莱的时候，有过加莱役民，这六个人平时并不认识，但是这六个人就为了保护这个城市而出来赴死，所以给他们建了雕塑。这就是一次性博弈，因为就一次战争，每一次屠城都会出现一次博弈的合作行为，还有地震、火灾等等。一次性博弈就是素不相识的人互相合作。这种情况出现太频繁，以至于经济学的多次博弈的解释显得很苍白。这是这4位作者首先要澄清的。

第二段英文实际上是接着史密斯的关于对等性原则的正和负两种情况的区分，惩罚性的还是互惠性的。这两位文化学家，两位经济学家的合作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是一个计算机仿真的报告。这个仿真基于金迪斯和波尔斯2003年以前将近10年发表的论文的工作成果。他们的思路的合理性在于，首先经济学的数理逻辑的或者博弈论的论证方式不好用，只能走演化的途径。而怎么演化呢？演化心理学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济行为的根源和基础应该在远古去寻找，应该在那个时候的人类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一个千百万人住在一起的大都市，和一个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状况中去寻找合作或者背叛合作。所以远古时代人类社会人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以及那时候的社会结构在将近10万年的演化阶段中，在几千代人的时间里沉淀下来形成了今天的心理深层结构。所以计算机仿真的初始参数设置，初始条件一定要尽量吻合，按照人类和考古学家的知识结构的支持，在跨学科的知识基础上，它们尽量吻合10万年到1万年前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状况，然后用计算机模拟的基本方式，经过几千代人的计算推移到今天，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有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条结论是有惩罚的合作演化，也就是在一个群体里，这个群体通常是从6个人，也就是一个家庭的标准规模，到20个人之间，20个人的时候一般也就有不认识的人了，不是一个家庭的了，用血缘关系也就不用解释了，血缘利他主义不再是一个解释的主要因素了，所以从6个人到20个人的一个群体之内的合作能不能扩展到更大范围，人类合作的秩序不断扩展？他们的仿真结果是，如果不存在惩罚，只存在两类人，一类人是自私自利的，还有一类人就是圣人，我就是合作，而且不惩罚不合作者，你坑我我下次还跟你合作。右上角这个图表明，没有惩罚的时候，这一共是3条曲线，分别对应不同的利益冲突的概率。最上面的那个利益冲突最小，也就是说这些人面临几乎共同的生存问题。最底下这条则对应的是发生冲突的概率非常高，从0.003到0.075，高出了20倍左右。在这样3种初始参数的设定下有这样3条曲线，它们对于初始参数的几十倍的变化没有表现出敏感的结论性的调整。他们的结论是所有这3种初始参数设置都使得合作人数不能超过16，16以后就是基本不合作了。这个结论不敏感依赖于初始参数。这是第一个结论，如果没有惩罚，那么不论冲突的概率有多大，人类社会的规模在这个模型里不会超过16。

第二张图也比较重要，当有惩罚的时候，在这所有3种可能发生冲突的概率下，人类社会有可能把合作扩展到更大的群体中间。共同利益越大，这个社会群体的合作频率就越高。这张图说明，有惩罚的情况下，按照这个模型，人类社会的平均规模可以达到64。惩罚能够支持的社会规模，敏感依赖于背叛合作者为背叛行为所受到的，所支付的惩罚费用，因为这时候引进了强对等主义者的概念。在一个社会里有一种人，他与别人合作，一直到别人背叛了合作，然后他就永远不跟别人合作。这只是经济学的囚徒困境的合作解、合作策略的一个界定。但是这还不够，不是强对等主义者。强对等主义者不仅会终止与背叛者的合作，而且他要以自己的代价去惩罚所有背叛者，不仅仅是背叛了和他合作的人，而且包括其他背叛了合作的人，他只要见到了他就要惩罚，哪怕这种惩罚的代价是要付出他的生命。这就是强对等主义者。强对等主义者的存在使得背叛合作的人受到某种惩罚，付出一些罚费。罚费的大小是一个敏感的参数。当惩罚力度很小，也就是说对应的背叛合作者只降低生存概率0.4的时候，随着合作人群的规模从16扩展到64，合作出现的概率迅速降低。当惩罚力度加大一倍，从0.4变成0.8的时候，合作可以维持到从16到64，并且还进一步扩展出去，一直到256个人。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是，小群体之间必须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这个群体就会自动消亡了。我们通常用欧洲各国的混战来解释欧洲的进步速度之快，这无非就是因为人群之中有激烈的竞争，所以它逼着每一个群体不断改进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效率。所以在这个仿真模型里，这条结论是说，合作的演化强烈受到群体之间交往频率的影响，交往频率就是竞争。他在这假设了3种交往频率，在每一个期间只有千分之二的概率，也就是说你接受了一个新的成员，他来自另一个群体，他觉得那个群体不如你的群体好，福利差或者是收入低，还有一种概率是0.01，或者是0.05，每一个期间你可以接受多大的比例的外来群体成员，同时你允许你的群体成员出去，比如说嫁到别的村里去。他们在这篇文章里有详细的解释。但是这个交往频率如果太快，对于太高的混合频率，当这个群体的规模从16扩展到64的时候，合作的频率急剧下降，他难以维持，到256的时候就基本不合作了。所以不能有太高的混合频率，但是不能没有混合，没有混合就没有竞争，它是一种中间状态。

第四个结论是，惩罚者所支付的罚款不能够固定不变。中国都市里有两亿人口，这里面有很多免费搭车的人，但是免费搭车者所受到的惩罚应该正比与免费搭车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如果免费搭车的人数所占的比例非常大，那惩罚的力度一定要非常高，否则社会就会垮掉了。如果免费搭车的比例非常小的话，惩罚的力度就可以小一些，总之不能废，不能是固定成本。那么这个仿真结果就是最底下的这个蓝线是指的根本就没有惩罚。第二张图是红线，中间那条曲线，是有惩罚，但是是固定成本，比如说降低你的生存概率20%，固定惩罚，不管背叛合作的人在群体总量中占的比例。第三个是等比例的，随着背叛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这时候最有效，这样一来群体的规模从16到64甚至256，仍然有高于50%的合作频率。这是惩罚作为背叛者数量的变量的一个影响。

这篇文章是两位经济学家接着上篇文章的工作，进行的更具体的仿真行为。所以这篇文章叫做《强对等性的演化》。他们也是用仿真来表明，对于农业时代出现以前的10万年的演化过程的仿真表明，今天人类的心理生存结构有3种方式同时并存，所以社会是可能的。这个仿真模型的基本假设有6条，可以用中文概括为5条，它完全仿照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行为。他们的仿真结果不敏感依赖于是否修改假设。每一个小群体足够小，以至于个体之间的行为都可以互相看见，不是免费搭车那种情况，你看不见我，不认识我，个体之间可以互相观察，你要不合作下次碰见你我就会小心点。第二个假设是由于远古时代没有统治者，权力没有科层结构，全体成员的行为完全由其他人的行为来影响。第三个假设是这个群体规模要足够大，以至于血缘方式不足以支持利他主义方式。所以它是20个人，它不是6个以下。它假定最少6个人，已经超出了家庭范围。第四个假设群体内部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地位没有权威，也就是说没有闲人和庸人之分。大家的社会地位一样。最后一个假设是在远古由于没有定居，没有农业，所以无法储存食物。狩猎者打到大的食物吃不了，于是就跟其他狩猎者分享。在什么人之间分享这是一个信号，食物和工具在合作者之间分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储存方式。这里最重要的参数设置是假设在一开始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但是存在一个非常小的变异系数，在我引的这个模型里就是1%，1%的人会发生变异，通过这个变异产生其他两种行为方式，也就是纯粹合作者，没有惩罚，另一种则是强对等主义者。这样就是极小的概率出现其他两种合作者，极大的概率则是人是自私的。这是一个初始的人群假设。为了要形成群体之间的竞争，他们架设每一个群体在一代人的期间内可以吸收不超过3%的外来成员，同时不超过5%的成员离开。为什么要让进来的人少于出去的人呢？因为要形成竞争。一个群体如果内部的制度不合理，你的规模就会逐渐减小了。

他们的仿真结果给出了这样一张图，在最上面那个顶点就是强对等主义者的比例，右下角是自私者的比例，左下角是纯粹合作者的比例。沿着中间的动态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BD这条直线的上方，这个社会的相当大比例的人都是强对等主义者，那样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免费搭车的人了。所以上面那个是白三角，什么都没有，大家都是合作者。等到低于BD这条直线的比例的时候就会出现曲线G这样的动态过程，一开始是因为有相当多的强对等主义者，点G是在R和S之间，几乎没有纯粹的合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是一种稳态，它会逐渐向左方移动，因为强对等主义者成本太高了，惩罚其他不合作者的时候都会降低自己的生存概率。所以强对等主义者的比例就会逐渐下降。也就是说点G这条曲线是向下走的。同时由于强对等主义的惩罚，自私的人也会减少。这样就会出现一些由于习惯而出现的纯粹合作者，他胆小或者是他不愿意生事，他自己合作，这些人会逐渐增多，于是曲线就往左边运动，向合作者这边移动。但是如果这个社会都是纯粹合作者，到了AE这条直线的时候，只要有一个自私者出现，像我和盛洪讨论过的，孔子遇到尼采，孔子一个一个的就会死了。所以这样的话合作者又会下降。也就是说仅仅有合作者或是自私者的社会不是稳态的。只有这三个类型都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维持。

在这张图上有很多重要的参数，像初始的每一个人群设定的是20个人，少于6个人的社会就会瓦解。变异的比率是1%。0.05和0.03的移民率、混合率。当社会瓦解的时候，残存的社会成员在所谓的基因库里，基因库里的适存概率是—10%。因为不组成社会就没有生存优势。而这是最重要的一组曲线，他们模拟了3000代人，从第0代人开始假设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0.01的概率是变异的，0.005的概率是出现纯粹合作者，0.005的概率是出现强对等主义者。在这样的很强的假设之下，经过500代人之后，纯粹自私的人已经从100%下降到接近50%了，甚至是低于了50%。纯粹合作者上升到了20%，强对等主义者则迅速上升到了30%。这三条曲线再进一步趋同，到了第1000代人的时候基本上稳定不变了，各占大约1/3的比例。同时合作过程中间偷懒的概率到了第500代人的时候从90%迅速下降到了10%，并且稳定了下来。这样一个仿真结果用今天行为学的方式来解释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理深层都存在着三种行为方式的范式，第一种是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第二种是利他的，只考虑合作，不愿意惩罚别人。第三种是有正义感，路见不平要站出来说话，这是强对等主义者的情感。这三种情感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各占大约1/3。在每10次合作博弈中大概会出现1次失败的合作。这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重要结论和数据。在这3000代人的仿真模型里边专门找出来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群组，对社会的兴旺过程做了单独的分析。这里有些群组只生存了500代，甚至是200代就灭亡了。

最后，为了推广他们这一套演化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综合思路，他们在2004年专门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叫做"合作与惩罚的情感基础"，由金迪斯主持。

在2004年2月的《神经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坦尼亚辛格尔，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脑科学家，用核磁共振的脑功能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从对方的面孔上辨认出来欺骗的意图，或者是合作的意图。当我们看对方面孔的时候，我们的脑区激活的部分是哪些？所以他们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脑对于面孔的道德意向的反映》。他们让受试者反复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然后来看他们核磁共振的激活区。史密斯也做过两个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一定要面对面，如果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机器，是一台电脑，这时候你的社会情感就不会激活。史密斯是让两组学生，一组学生是和其他的人类做囚徒困境的博弈，还有一组学生面对的是电脑，这时候我们在这看到的这些部位都不会被激活。这篇文章说，他们看到的结果是，被激活的脑区包括我们的左侧杏仁核，也就是中脑的深层，跟大脑完全没关系了，两侧颞极，耳朵内侧，纺锤体和颞叶顶部，这些都是关于社会认知研究的最重要的几个脑区。

这是核磁共振的统计样本点的散点图。他把每一个受试者都用黄点表示，这一群受试者描出来的统计点图。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集中，集中在眶前额叶区和颞极区，以及左侧杏仁核。这是辨识朋友和欺骗行为的脑的能力。它是在几百万年甚至几亿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今天脑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事情。

最后这篇文章是总结了在我们的人脑中存在着一种脑系统，它的分工是专门预期其他人的行为。

以上的介绍是基于最新发表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实际上是回答了100年前西美尔提出的问题的两个层面中的一个，也就是演化与行为学方向的解答。而另外一个纬度是神学的。我讲的基本上就到这了。

张曙光：刚才汪丁丁教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领域的一些有关文献，并且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觉得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社会秩序与人脑中的秩序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确实了解到了很多东西。下面先请两位评议人来做评议，然后再来讨论。先请汪新波吧。

汪新波：我觉得一种学问就是一个非常客体的东西。如果是要讨论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比较容易，但是要我去对汪教授的这个我完全不太了解的领域做评议就会显得文不对题。这个问题确实是横跨了自然与社会，我不能以无知充当有知，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只能保持沉默，还是请周教授来说吧，一会儿我提几个问题。

周孝正：在教学的过程中我经常给学生讲重复囚徒困境。汪丁丁教授讲的这些资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我觉得他的意义非常重大，他把最前沿的人类文明成果，最高级的人类文明成果都介绍出来了，对于中国现在非常有用。上个世纪中国人干了四件事，就是革命、战争、运动、建设，而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的基本路线已经出现变数了。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东西结合现实非常有用，现在新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属于可持续发展。你的这个东西用前沿的科学论证了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照这个结果。比如说这个社会就要有强对等主义者，就要有合作者、自私者，这个结论跟中国的儒家也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西方虽然不这么说，但是也有这个意思，还有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也是这个意思。西方的科学工作做得好，通过脑，通过大跨度的来结合，其实大的学问就一个，一分类就证明认知能力差。分类以后就要专，专有一个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一个坏的方面，就是会唬人，其实一个高明的专家说的话就应该让外行人明白，二流的专家说的只有本行的人能听明白。所以我觉得结论很简单，我们中国现在的强对等主义者太少了。举个例子，现在商业运作的娱乐市场，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十面埋伏》。《文汇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得不错，对诚实的彻底背叛，对信用的公然践踏，对批评的充耳不闻，对事实的肆意歪曲。对诚信的漠视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无疑是对更多谎言的鼓励。我觉得你刚才都讲了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而且我们说这些道理时都很肤浅，或者说很习惯。而你讲的道理都很有根据，是通过各种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我觉得更有说服性，更需要普及，需要让大家听明白。因为在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像张艺谋《十面埋伏》这样的行为就应该做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个社会不要说3000代，两代人估计也就完了，不可能可持续发展。小平同志刚刚死了7年党的基本路线都要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改变。现在的将军们都说，我们要造航空母舰，要扩军备战，只有军力上升了我们才能遏制战争，又变成了那套穷兵黩武的理论了。这与小平同志的路线已经完全的背离了。但是强对等主义者确实太少了。我就讲这么多。

汪丁丁：我补充一点，社会学家一定非常喜欢这套理论，因为这套理论的一个版本是在90年代后期发表的，就叫做社会学基本定理，就是说强对等主义者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一个都没有的话，这个社会必然会走向瓦解。这个结论为什么叫社会学基本定理，而不叫经济学基本定理？因为它们是正对着的。

周孝正：你讲的这套增加了我们社会学者的话语权威性。这是科学，而且是西方式的强势科学，那些崇拜科学的人就得信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把科学当信仰了。

汪丁丁：我今天介绍的这套东西，主要就是介绍给相信科学的人。

汪新波：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汪教授已经介绍了很多新的文献，而且以他的视角来综合了这些文献。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来看已经不需要多说，我觉得在我没有做具体的经济研究之前，我也是用社会学的视角来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的。我觉得美国的《科学》杂志非常好，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达到科学的一些前沿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进入这个问题的实质讨论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无知的，然后我认为这个问题确实引发了很多我们对人类的内心的道德秩序和人类的交往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的一种好奇心。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好奇心了。大概是几年以前我看过一些这方面的启蒙读物，而且做过一些研究，我一直在思考人脑的形成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从人的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别的动物身上找到，没有一种特殊的物质是自然界没有的。但是人的特殊性就在于我们有情感，有愤怒，有合作。我想汪教授主要是想说，现在的实验科学正在把这种原来被认为是先天生成的内在的结构性的东西，试图想通过演化的办法来进行证明。他把原先被超验的东西经验化了。这可能会对未来的经济学发展有方向性的重要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刚才看那些图非常有意思，几个大猩猩组成了一个家庭的规模，在原始的动物没有什么交往的时候，它们就是一块大石头了，没有什么脑容量，看来脑子是跟社会交往有直接关系的。或许是我理解错了。脑子的进化，形成了人类。我的问题是，现在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至今停留在部落社会，像非洲的很多国家。中国虽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科层结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横向信息交流，相互之间交易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大规模的产生的，那是不是说这将影响我们的基因的演化呢？这是一个什么关系。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城市的先出现导致我们的容量扩大了，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相互的东西？

汪丁丁：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的，20个人左右是一个社群，一开始的时候是狩猎者。2001年有个考古人类学家就写过一本书，专门考证5万年前人类的脑容量。他的思路就是在狩猎者的任务里，最难的就是计划，要记录地图，要记录跟你合作过的每一个人的性情。随着人数的增加需要记忆的东西也直线上升，两个人之间互相认识和6个人之间互相认识差别是很大的。于是脑量急剧增加。

张祥平：汪丁丁注意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天则所去年12月份在广州大厦举办过一个会议，当时两个德国人讲到这个问题，就很少有人明白。这个东西传到中国已经比别人研究晚了30年左右。但是周孝正说这个是最高的文明成果，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最高文明成果现在所走的方向都是通向中医学的。包括你刚才讲的最后那个研究中的初始假设，那个初始假设是人是自私的，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边界条件推测出这套结果。要是反过来假设，人最初都是不自私的，这样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为这在数学上是完全对等的，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极端走过来的。这在数学上完全可以证明。关键是那0.1的变异。因为从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时出现在母系社会，一个母亲就是为了保证她的所有孩子不被外人杀死。实际上这个母亲是不自私的。这也就是说那个初始假设是不正确的，它和真正的历史发展是不合的。这个问题暂时不讨论了。

你讲到的那几个社会学家都是桑塔非学派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桑塔非他们研究的路子出现的毛病在哪。桑塔非研究的源头实际上是普利高津做的那个温差液化试验。这个复杂试验最初出现的毛病就在于普利高津本人，他写完《探索复杂性》以后，他的其他书就开始往偏的引了，他把西方那一套本来不是研究复杂现象的思路全引进来了。结果他就把所有的社会学家全引偏了。所以桑塔非学派到现在也没有拿出一个可预测的成果。而你拿到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大家都已经研究出大脑中必须有预期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预期纳入进来。我承认这个实验是绝对没问题的，他跟中医的阴阳五行是完全同构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出毛病以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电脑中的游戏，刚才所有的论证都是电脑模型，而且最初的模型是关于天气预报的。而他们现在的模型还没有达到演化心理学的程度。桑塔非走偏了以后，没有真正能预测的成果，真正能预测的反倒是演化心理学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预测不是从演化心理学开始的，在弗洛伊德搞临床治疗的时候就已经有预测了。从弗洛伊德开始，他们的所有思维的一些重要特点，已经和《黄帝内经》中所讲到的一系列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不细讲了。

我真正想讲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人类真正的最高文明成果？直到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在复杂现象的研究方面超过中国人的。这个恰恰要用到你刚才讲的基因的环境。由于我们东亚环境比较严酷，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惩罚者。一旦社群的磨合，内部的合作抵抗不了环境灾害，这个社团就灭掉了。中国是处在太平洋的西海岸，所以在北半球中纬地带总有一股常规西风，从西往东。这个西风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永远是从大陆推向海洋。所以海上的湿气在春夏之交，以及到了夏天，由于热气上升把地面晒热，把海洋的湿气就吸进来了，这就容易造成强烈的水旱灾害。另外根据历史记载，中国的地震灾害也是最多的。但是繁衍增加是由于有了中医学。而欧洲是处在大西洋的西岸，所以大西洋的海上湿气是不断吹向欧洲，欧洲就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严酷的自然灾害。我在荷兰住过，那里的纬度和北京差不多，但是他们那边冬天的最低温度只有零度左右。由于我们东亚的自然环境相对严酷，所以中华文明就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以前的大禹治水，尧舜观天，如果不是这个事件，中国一定会走上埃及的金字塔，或者走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但是有了这次事件，中国走上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重新开始调查周边，因为当时存粮食的只有华夏民族，周边的人都来抢。于是我们开始调查周边民族，在商代形成了一个总结性的成果，把周边的天文地理用加减法合在了一起。而且它是作为国宝存在的。于是中国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关于这个方式我建议大家读吴文俊的《论数学机械化》，他明确地说出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和西方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由于西方叫做不变式，而我们叫做构造性，这就使得我们在后来复杂科学方面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收获。而西方直到普利高津做了那个温差液化试验的时候才和我们接上轨，而且由于他们的不变式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又走偏了。直到今天为止。我就说到这。

黎鸣：我讲的可能和前面大家讲的有所不同。一方面，汪丁丁以及各位在中国为了介绍西方的知识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今天我来听报告，本来是很想听到汪丁丁教授自己最近的研究。可惜我很遗憾。第二，你在介绍这一大堆东西的时候，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批评。你看了这么多资料，这么多文献，有哪些你认为是不错的，而有哪些你认为是不足的？这样我们才能有所收获。但是你只有介绍，没有批评。第三，近几百年西方的确非常成功，科学技术，哲学，的确非常成功，但是说实在话，它的社会科学，它的心理科学虽然也是成功的，但是这个成功是要打折扣的。而且到了现在，它的社会科学跟心理科学是失败的，包括你刚才讲的那几篇文章，所谓的演化心理学是最前沿的科学，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你可以说它是最新发表的，但是是不是最前沿呢？它利用一些假设的条件来进行仿真，最后得出人性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逻辑的，纯粹理性的方法，仅仅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了解人性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西方人现在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而正是因为这样，我写过一本书，《西方哲学死了》。死就死在他的这些方法，当他给定一些假设，然后输入计算机，用计算机来得出某些人性的特征。这是一个笑话。人类的存在是两个极端。存在是一个可以很随便定义出来的东西，而人恰恰是不能定义的。人的内涵无穷大。你要用计算机的几个基本假设来仿真，得出几个结论，说人性就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研究复杂问题，这是一条死路。仅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祥平说的中国人在研究复杂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长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绝不认为，应该把中国人夸得那么高，这有待于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把我们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成就继承下来，又认真的学习西方的知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新的创造。我非常期待汪丁丁先生有自己新的创造。但是我很遗憾。汪丁丁教授号称中国年轻人的导师。但是听你的演讲我非常失望，因为你没有自己创造的东西。如果只是这样介绍，那就是大学者做了小学生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最系统的批评，你就没法创造出一个新的体系的东西来。如果这样中国人就没有前途了。而且仅仅有这个图也说明不了问题，起码需要有三角形，仅仅两个点是绝不能构成复杂性的。三是构成复杂的最基本条件。这一点在我们老子的《道德经》里说了，三生万物。但是三是什么呢？不能老跟着西方后边，西方只不过是一个现象学的运用者。西方在运用于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的时候碰到了巨大的困难，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各种各样的术语，使得人们难以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弗塞尔提出了现象学的方法，把一切现有的东西、结论结合起来，研究它本身的现象，从它的现象中得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海德格尔之所以是西方近代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继承了弗塞尔的现象学的方法。他的大陆哲学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到了他在临终之前也发现，自己走了一条死路。因为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使西方哲学向前演进。这也是必然的，西方的二元哲学已经死了。它死就死在计算机上。计算机就是西方二元哲学最高的发展产物，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是应该用它来研究人呢，还是应该让人来研究它呢？应该是要由人去研究它，人永远要说最后一句话，这是歌瑟说的，歌瑟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他给了后来的人类一条正路，而不是像刚才汪丁丁教授讲的那些所谓最前沿的东西。我认为这些都是伪学术。因为要用数学去推导出人性，我认为是一个大笑话。所以我认为你在介绍这些学问的时候应该有所批评，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建立你自己的系统，按照你本身的学问去进行教学。你可以学习西方的知识，但是不能盲目的崇拜。

蔡德诚：对刚才黎鸣先生的发言我不完全赞成。从自然科学归纳我认为科学精神，科学理性有六大要素，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第一是客观的依据，第二是理性的怀疑，第三是多元的思考，第四是平权的争论，第五是实践的检验，第六是宽容的激励。我们的社会科学恰好缺少这六点，所以我们走了大弯路。我对黎鸣先生对于汪丁丁教授的评价为什么不太赞成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循多元的思考和平权的争论这个原则，一下子就否定了汪丁丁或者说汪丁丁所介绍的西方在这一学科的一些发展。我主张多元，意见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地位是平等的，是可以争论的，也许越争就越靠近真理了。今天张教授提出的观点就是站在他角度的一些思考，但是我不赞成对其他语言的思考，特别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思考，还包括计算机的功能，计算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采取一个简单的否定。计算机为什么会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确实可以把非常复杂的自然过程通过计算机自动软件输入程序重现出来，不仅重现出来，而且能指导自然科学的实践，包括现在原子弹的爆炸都不用现场试验，不用实体爆炸，就靠计算机的计算结果完全可以预测这种武器的结果。武器爆炸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因此它用来作为对人类社会研究的工具是无可厚非的。

另外针对汪丁丁这个报告我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整个世界从地球产生几十亿年以前，慢慢到有生命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地球生命的演化始终沿着一种自组织、自学习的互动性、互适应性的演进过程。这个是已经被科学研究所证明了的。生命是从低级往高级发展的，人类也是从低等动物向灵长类动物发展的。这是在与外界的环境交换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你今天介绍的这些情况跟这样的规律有什么关系？共生演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刚才你讲到的中脑结构，生理机制决定了从儿童出生开始，中脑结构已经具备了辨识友好行为的功能。这个结构在这么多亿年的演化过程中，它没有变化吗？它没有演进吗？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所有的生理结构都是在不断演化的，为什么唯独中脑结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生而有之，而不是后天能够影响它的呢？

第二个问题，人类本身的生命发展，人类从低等动物向高等动物的进化，所有的生物都有这么一个自组织、自学习的互动、互适应的过程。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自主的交流和交往，是一种自发的交流、交往。因此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自身的发展，大脑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自主的、自由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不断的演进和进化的结果。因此人类社会的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条件就是交流，就是交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为什么叫黄河文明？就是因为在这个流域区间是最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的。在这个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就有互相的学习和借鉴，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值得学习的。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社会发展了，人自身发展了，我相信人的大脑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化。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的交往问题。上一次的题目是商会、行会。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评论员，江教授，他说现在是商业活动自由了，但是商会组织没有自由了。我就联想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包产到户，农民种地有自由了，农民个体的市场基础有自由了，但是农民的组织没有自由。而人类交流、交往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组织。在组织的组建过程中才能够促进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正是因为没有农会，改革开放20年，农业生产始终停留在个体户的阶段。它不能组织起来，不能给富余劳动力自己找出路，让自己去适应社会，不能为自己的利益群体争取到利益的最大化，不能跟社会做一个公平的交换。这是受制于这种自主、自由的交换的。这就是自组织、自学习，互动性、互适应性进化、进展的一个最重要条件。我们缺乏这个东西。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现在的结社自由受到了总开关的限制，使得我们整个社会这种自组织的、自学习的互动性的、适应性的社会成长，人类成长最基本的条件给切断了。我就说到这。

自由提问1：听了汪教授的讲演，深有感触，我简单的说一下自己的看法。社会博弈的形成是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观点是没有错的。从这个角度入手来解答这个问题也是没有错的。另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但是人类自私，究竟自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并不明确。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也都说的不是很明确。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明确很重要，如果不明确，而只是大谈生物学和脑科学的研究可能会失之大体。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自由提问2：我有个问题，克隆技术产生以后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汪丁丁：没有任何影响。另外说到人类本性的这个问题，斯密和休谟讨论过大量的人类共性和社会性的看法，我就不详细举例子了。在今天的学术论文里，首先要知道囚徒困境是什么，在囚徒困境的多次博弈的模型框架里我们来定义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先有一个支付矩阵，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你和对方合作时，你不背叛对方而得到的回报要低于你背叛对方得到的回报。你如果把囚徒困境看清楚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今天的报告前提就是希望读者知道什么是囚徒困境，不知道的话我就没法解释了。

周孝正：我补充一点。我觉得汪教授今天讲的是社会科学，是国际社会科学主流，在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张祥平讲的是中医，而中医不是科学，虽然它包含了科学的东西，中医比科学还高。黎鸣教授讲的是人学，它也比社会科学高。但是汪丁丁本人的价值取向、人文关怀肯定跟你们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层面的。就好像人文从来不会叫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它比科学还高，从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革命就形成了话语霸权，科学的爸爸是人文，民主的爸爸是自由，而革命属于突变，不能可持续性发展。

汪丁丁：斯密和休谟的观点稍有差别。但是他们对人性的讨论的结论都不能简单的说人都是自私的。我也从来没说过人是自私的。只是从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假设推出来，经过多少代人之后，有2/3都不是自私的。

自由提问2：我认为人是自私的，只是想问自私的是什么东西？你刚才谈到了博弈的回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回报？

汪丁丁：在这假设的是基因的生存概率。你的孩子生存概率如果是以1：1的概率替代你的话，那么你的生存概率就是1，如果是以0.8：1的概率替代你的话，这个替代率下降就是降低了你的回报，替代率上升就是提高了你的回报。所有这些造就了模型的参数。

张曙光：今天的问题就介绍到这里。因为今天介绍的这些东西也是现在国际上比较前沿的东西，我们很多人也没有接触过。而且刚才他讲的，以及大家讨论的角度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争论我觉得很正常，没关系。我觉得他介绍的东西很有价值，是我们了解到现在在国际上人家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需要的，今天通过他的报告我知道了很多东西，不管你是否同意，但是你今天来了，确实就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你了解了，如果要研究也找到门路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会讨论的东西还是很有意义的。感谢汪丁丁，感谢两位评议人，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今天的会议就到这，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