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日子燕
1948年12月间，范长江奉命离开新华总社的领导岗位，从西柏坡到了北平附近，参加准备接管北平的军管会的工作。1949年1月31日，他领着从华北人民日报社抽出来的一部分人员，加上华北局城工部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里挑选出来的适合做新闻工作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从良乡到北平西郊住在程砚秋别墅里一段时间，然后随解放军进城，接管新闻出版机构，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不久，他又奉命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主持创办了新的《解放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回到北京，辅助胡乔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工作。1950年初，中共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社长。
在这里，把他1950—1951年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期间的谈话、批语和示范活动作些记述。
以“将军”的姿态指挥“大转变”
当时《人民日报》刚从华北局的报纸改为中央的报纸不久，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做报纸和通讯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战争向生产建设转移。报社正处于机构、体制、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和作风都需要大的变化的时期。范长江像一个身临战场的将军一样，指挥了新闻战线上的这场大转变。做“将军”，这也是他对报社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他历次在报社编委、组长接头会上讲的一些话，鲜明地表达了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新闻战线大转变的期望：
———我们报社的编委、组长都要做“将军”，不要做“侠客”。要会带领队伍，指挥队伍，而不是单枪匹马，跳来跳去。头脑要保持清醒。各组组长每天都要了解自己组里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每个编委都要随时检查自己领导的组里的工作情况。各组的组长、编辑都要经常外出活动，了解各自分工的方面的新情况。我们解放军的作战命令总是把情况放在最前面。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每个组的人员可以分成两条线，有“在朝”的，有“在野”的。编委和各组正副组长，有领兵出征的，有在中军帐里摇鹅毛扇的。不要都埋在成堆的稿子里，不了解情况，迷失了方向。
———各个组长要清醒地掌握责任范围内的主要问题，抓住不放，突出中心，力争主动，不要只是手头有什么稿子就编发什么稿子。现在我们的接头会上，各组组长不谈本组调查研究的实际工作中的主要情况和问题，只是介绍手头的稿子，枝枝节节，没头没脑。有的同志讲了半天，别人也听不清楚他推荐的稿子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什么主要动向，有什么背景，为什么要发这些稿件。显然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甚至事前连手头的稿件也没有看，是到了接头会上才看的。凭天地良心，也不能这样啊！
———不要只是到接头会上争地盘。老是说“我们组已经发了许多稿子，好多篇还没有见报，总编室为什么不用？”不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看工作成绩不在于哪个组已经交来了多少篇稿件，而在于有几篇有助于解决实际工作的做法问题和人们思想上的看法问题。发稿的目的只是为了用稿，不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这就放弃了党报工作人员应负的责任。从来稿中发现了实际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好拿出来在报上讨论或批评，为什么要抹掉，代为隐瞒呢？
———报社的政治神经要灵敏，每个人了解了重要情况和问题，要迅速反映到神经中枢。重要事件的读者反映，要向中央报告。要学会看苗头。“人民园地”组答复一位读者提出的政治性问题说：“这个问题很难解答。”这是不对的。是谁很难解答呢？是中共中央不能解答吗？把目光限于“本园地”，自封独立国，自然就会不能解答。为什么遇到不能解答的问题不向领导同志提出呢？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并不嫌大家提问题太多，而是嫌提出的政治性问题太少了。桌子板凳之类的事情往往拿去请示，政治性问题反而压下来不向上报告请示。高级动物都是由脑子统一指挥的。乌贼那样的低级动物才每一部分都能独立生活。我们报社还正在由低级动物向高级动物演变之中，猴子还没有变成人。
———报社内部的力量要团结中央各部委的写作力量，形成统一的写作队伍。报社的主要力量要以编写主要稿件为中心。训练新闻干部，主要办法是让他们认真地严格地编写稿件。为了编得好写得好，自然就要努力学习理论，自然也就非找群众商量不可，非了解实际情况不可。这样，思想水平和知识、能力就积累得越来越高了。
———报社也要开展创新纪录活动。总编室要抓这件事，交流各组的新经验、新办法，评比各组的好稿件、好作风。有表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报上提倡的，我们自己要不要照着办？譬如民主管理的经验，我们宣传了，自己是怎样做的？是不是“胡文虎的头痛粉”，自己也不相信管用不管用？据说，有一次胡文虎头痛得不行的时候说：儿呀，你把咱那头痛粉拿来我吃，看到底顶用不顶用……
高标准，严要求
长江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提出高标准的严格的要求。在他主持下，对处理来稿来信规定了一套比较细致而合理的制度：每天的来信来稿，由通讯联络组（读者来信组）统一接收，按内容分发给各专业组。各组人员轮流先由一人大略浏览一下，按照组内相对固定的分工，把稿件信件分给编辑人员。大家看过以后，向组长汇报。汇报中提出了重要的问题，组长可以让大家一同讨论如何处理，必要时组长可以把涉及重要问题的稿件信件再拿来仔细阅读。较长的稿件在送给组长复读之前，由编辑写出提要，组长看了提要就便于决定处理的先后次序，提出处理意见。分工相对固定，而不太死板。一定时期要把主要力量用在一个主要方面。要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己从群众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每周每月检查报上发表的稿件，看什么情况和问题应该在报上反映而没有反映。据此，从来稿来信中寻找线索，约请通讯员或记者采写，或组内派人到群众中去访问、写稿。对读者和通讯员的来稿来信如何答复？长江说：不能“打太极拳”，虚晃一下应付过去。人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反映了许多情况，你没有认真回答和回应，把人家的热心和精神劳动，在客客气气的“您”字里湮没了。
对于各方面的来稿，长江都要求及时认真处理。1950年5月间，报社农村组收到在政法委员会工作的民主人士叶笃义的一篇稿件，是写到灾区去的考察团的活动和灾民生产自救情况的，负责处理这篇稿件的同志不但不重视来稿，而且轻视民主人士，没有细看就压下来，忘在一边了。作者打电话催问，他还很不耐烦。后来，打算把叶先生的文章退回了事。政法委员会新闻秘书室来信询问：为什么发表了记者写的同一主题的通讯，而不用叶先生写实的文章？他更加反感，说：“政法委干涉我们的内政，发哪一篇稿子他们还管得着？”拖来拖去，这篇文章过了十多天才发表出来。
长江发现此事，当即追查。这位同志作了书面检讨，认为自己在编辑岗位上不称职，“恳请领导上考虑我的工作问题，置于一个适可而止的岗位”。6月10日，长江在他的书面检讨上加批：“你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你是哪一个独立国的国王？”在说到“干涉我们的内政”的地方又批了一句：“你这个独立国是不能动的？！”另外还写了一个总的批语：“×××同志的检讨，深值他自己和本社全体党员同志警惕。他在这次事件中犯了两大错误：一、严重地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非党人士采取极端错误的轻视的态度，对他们的文章和意见可以任意置之不理，这是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和党中央一再号召加强与非党群众联系的指示毫无共同之点。这种政治上的盲目自大，大大地妨害了我们与非党群众的联系。二、他的第二个大错误是惊人的无组织无纪律。他把自己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独立王国，他不把自己作为党报的一个工作人员、党的一个成员，而是以专断独行任性胡为的态度来处理政治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对于政法委员会也极不尊重。这是本报在今年一月间已提出来加以反对的倾向之一，即是独立分散的倾向。×××同志在这一方面还没有什么进步。”批评是严厉的，而提出的组织处理意见则是宽容并且饱含深情和期望的：“他犯这样大错误的原因，主要由于不肯学习，满足于自己这一段革命历史，因而对政治问题采取马虎潦草的态度。这种错误的态度，应当痛下决心，加以改正。只要决心改正错误，不必加以处分；亦不调动工作，即在原工作岗位上加以锻炼。”
有一次，为了一篇稿子里的问题，他要经手的编辑打电话向作者问清楚。编辑说不知道作者的电话号码。他惊奇地说：做新闻工作，怎么对这样的事情能说“不知道”呢？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为什么不问清楚呢？他认为，“我不知道”这种话，根本不应该从编辑记者口中说出来。
有一段时间，编辑部强调学习苏联《真理报》，有些编辑机械照搬，把它的缺点也当成优点，把自己的优点反而丢掉了。《真理报》的版面上总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很呆板；标题也只是简单地一句半句，不像中国传统的报纸标题讲究引题、主题、副题。《人民日报》有个时期也弄成了这个样子。长江对这很不满意，生气地说：“这不是学苏联，是学懒联。”
那时候，报上发表的消息老是迟到。长江对这状况难以容忍。他对大家说：新闻报道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展览会要结束了才报道，谁还看？挖“三海”（北京北海中南海清淤）的新闻稿，说是要等到挖完了以后才发表；挖完了，说要等写好评论一起见报，又压下来。这是做新闻工作吗？这是很要不得的做法。各组要和派到各地的记者密切联系，随时搞清全国各地有关本组任务的情况，组织好自己的力量，并且和新华社各组结合起来，清醒而又及时地报道各地的动向。8月1日全国通航，什么地方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可以乘飞机去。要及时抓住全国多数人最关心的最当紧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报道、评论。不要让人们冷盘吃饱了才把许多肥肉堆上。即使肉是肥美的，过了时机也就没有人愿意吃了。
他谆谆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报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韬奋办报刊多么周到精细，一点不含糊，数十年如一日。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候还受到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不要因为领导同志多指出些缺点就觉得冤枉了，这工作干起来也太辛苦了，不干了。共产党员怎么能退坡呢，要前进啊，要快些提高自己啊！《人民日报》现在居于全国的舆论领导地位，而我们还没有领导舆论的本领。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新闻、通讯、评论，《人民日报》一登，全国所宗。不可不极度慎重。我们报上把合作社工作者会议消息放在第二版角落里了，黑龙江合作社干部给在北京开会的人写信就说：大概中央不重视这个会。司法工作会议在报上登的地位太小了，与会的人们大闹情绪，会也开不下去了。上海《解放日报》夜班编辑处理新闻中间发生争论，就有人说，看《人民日报》是怎样处理的……
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的防线
长江要求党报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都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一道防线，坚决守住，不让任何错误从自己这里通过。
1951年7月间，一位记者采写了一篇关于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情况的稿件，经过合作事业局一位工作人员修改补充以后，这位记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再看一遍就交给发稿的同志了。长江很重视这篇稿子，是要同关于合作事业的社论一起发表的。他仔细看过之后，发现几个问题。他把这位记者叫来询问，得到的是似是而非的答复。长江要他再认真核实。他再向合作事业局查询以后，才弄清楚。长江对这位记者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恳切的教导。这位记者作了认真的检讨。主要反省自己缺乏政治责任心，没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依赖被采访的单位审稿，依赖报社领导同志把关；而且用“可能是”“或者是”“恐怕是”“大概是”来应付领导同志的询问，掩盖自己的错误。他认识到以这样的思想作风做党报记者的危险性，决心彻底清算这种思想和作风。
长江在这位记者的书面检讨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同志这个检讨甚好。必须严肃认真地工作，才能有真正的进步。他在所写合作社新闻中，把几个重要事实弄错了，反而含糊其词地答复我的询问，如果我马虎过去，就太危险了。这种马虎了事、不负责任的作风，在我们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同志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很严重的。这是一种党性不强的表现，必须坚决加以克服。”他把这位同志的检讨交给报社党的总支，建议总支印发各个小组，希望各组结合本组实际情况，在开小组会的时候加以检查。
要求每个党报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岗位当作最后一道防线，长江的这种指导思想，来自他自己的实践。他谈过他的一次永志不忘的经历：1948年5月间，中共中央重新公布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两个文件的时候，他作为新华总社的负责人之一，仔细地校阅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可是，新华总社电台把这两个文件发到各地以后，有些地方党报登出来的却出现了一些差错。周恩来同志看到出错的报纸以后，就把长江叫去，严肃地批评了他。他当时觉得委屈，说明自己是尽了责的，问题发生在电台发稿过程中遇到了外来电波干扰，有些分社收报台没有收清楚。恩来同志听他说过以后，并没有放松追究责任，而是仍然严肃地指出：这两个文件是要解放区各地照办的，报上登的文件出了差错，对党的工作就要造成损失。你是新华总社负责人，有掌握电台的权力，也有对电台工作随时检查的责任。为什么不向各地分社打招呼，要他们在电台收听不清楚的时候来电查问？也应该通知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向总社提出要求再发一遍嘛！长江说：经过恩来同志教导，我思想通了，当即作了检讨。———他现在要把恩来同志的教导，把这种将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防线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言传身教地传递给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各级干部，希望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能只做喉舌，还要当好耳目
1950年底，《人民日报》发行到11万份；到了1951年9月，增加到将近30万份。《人民日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在提高。长江说，这主要是因为报纸上有了“声音”，而且“声音”渐渐响亮起来。报上的言论的确能够而且已经对各地的工作起了指导作用，许多地方的干部把《人民日报》的言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有些地方党委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或短评，不再等待上级指示就开始照着布置工作。《人民日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和批判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里的各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指导性加强了。可是，长江提醒大家注意，《人民日报》的思想水平与报社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是有区别的。
1951年7月中旬到9月中旬，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报社工作人员学习这次会议的文件以后，长江作了学习总结报告。他着重告诫大家：报纸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报社工作人员水平相应地提高了。报上发表的东西，特别是言论，不全是我们自己写的。作为中共中央的发言机关，报社人员现有水平是不相称的，与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相差很远的。我们报社的干部应当能征善战，像五虎将、一百零八将那样，人人都有几手熟练的本领。但是我们这里像大刀关胜之类的猛将还不多。
怎样提高战斗力呢？他反复强调两条：一是提高思想性，二是加强群众性。提高思想性，先要彻底了解党报工作首先是思想工作，党报工作人员如果不把精力集中在提高思想性上，就不会有进步。加强群众性，先要明确地认识群众工作是党报工作力量的源泉，而且联系作者积极分子队伍是为了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进行思想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无目的地联系。我们不是从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等不良倾向作斗争中选择和培养作者积极分子，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编辑部是思想斗争的一个司令部，因此在群众工作中老是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他说：新闻工作中的单纯技术观点必然走向形式主义，那是死路一条。发展通讯员，应当是为了进行思想斗争而培养作者积极分子，同他们交流思想，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而不是缺稿的时候才向他们约稿，更不是填写了通讯员登记表就完事。
他传达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的报纸要办成真正的全国性的报纸，就要大量地团结人，吸收大量的作者为报纸写稿。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机关中，有单独写稿的，有集体写稿的，都要联系。对非党员的作者也要注意联系，党外关心国家建设事业和党的政策、干部作风而又会写好文章的人多得很。报上要反映各个方面的声音和动向，局面才能打开。
他常讲《人民日报》要起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既要做中央的喉舌，也要做中央的耳目。来稿来信中反映了重要情况而报上不适宜发表或为版面所限未能发表的，他都很重视，要求大家千万不要都装到麻袋里当作废纸处理掉，而要分门别类或全文或摘要定期编印成小册子，供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门的有关人员参考。特别重要的紧急的要尽快单独报告。
批评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发表后，编辑部收到大批来稿来信。我作为编委会政治秘书，他要我把来稿来信情况给党中央写个专题报告。我知道这篇社论来自最高领导人，就选出拥护社论的反映，摘写成一篇报告稿。他看了之后，皱眉苦笑摇头，对我说：给中央反映群众意见，不能这样；要把不同意见反映上去，对中央决策才更有用处。———实际上，他自己对批判《武训传》是有不同看法的，至少是认为批判《武训传》有些过火，希望中央即使不刹车也要有所控制，降低调子。他认为只有认真地，如实地反映社会上种种不同的声音，才是真正自觉地忠实地做中央的助手，做中央的耳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诺诺”有害，“谔谔”有益。
在思想斗争中联系作者积极分子
长江主持的在实际斗争中提高思想性、加强群众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是以“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后来订正为“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为主题，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开展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宣传和讨论。建国伊始，刚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恢复和新兴的大大小小的基本建设工程渐渐多了起来，而许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不尊重科学，不愿受基建程序和规范的约束，随心所欲，急于求成，总想简单从事。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东北第三造纸厂盲目施工造成损失的报道，并且为此发表了社论。6月20日，发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检查基本建设工程设计的通知。此后，全国各大行政区各大城市纷纷来稿，以往从来没有和报纸联系的许多人也寄来了稿子。报社收到反对必须先有设计然后才能施工的来信，长江决定发表，发动人们在报上公开讨论。
报社的工作人员也体会到：“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的宣传和讨论，实质上是愚昧与专断的意识和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而且，不组织广大的积极参与报纸上的讨论的“社会活动家”队伍，就不能在报纸上有效地进行思想斗争。而这些“社会活动家”，又大都是在这场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涌现的。如重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崔中，从《人民日报》一开始进行关于基本建设的宣传和讨论，就自动报名参加这场思想斗争，始终不懈。有些人自愿地积极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参与思想斗争。石家庄糖厂厂长陈光宇，写了本厂建设失败的检讨，要求在报上发表。北京建筑工程师戴念慈等送来文章，分析自己的雇佣观点对基本建设的危害。这些内行人的话，更利于解决思想问题。在长江主持的公开进行的这场思想斗争中，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认识到：组织社会活动家在报纸上进行群众性的讨论，对改进实际工作有头等重大作用。
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印发给全国各地通讯员一封信，号召他们提供反映基本建设中的问题的材料。太原钢铁厂通讯员王贵英（全国劳动模范）积极响应，8月26日给报社寄来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钢铁厂基本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同时提到生产管理、工人福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反映了工人群众的呼声。他为了写这封信，向很多人作了调查，还爬到高高的烟囱上检查了工程质量，极其认真负责。这封信寄到报社以后，两个有关的组都未能正确处理，毫无结果。这年11月间，当中央正在制订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时候，长江到山西农村调查采访（写了《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太原停留期间，特意抽查了工厂通讯员的状况。他从报社工业组要去的名单中，注意到了王贵英，同他交谈，得知他曾经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反映过重要情况，没有下文。长江当即打电话到编辑部，从北京调去王的来信；并且向王要来编辑部读者来信组给他的信。仔细地阅读和分析了这些信件之后，发现其中有很大问题。王贵英信上反映的确实是很重要的情况，报社经手的前后有六个人，可是谁也没有把信的内容弄清楚。给王回信要王“补充具体事实”，其实原信已经写了具体事实。说王的信与已经发表的另一读者来信“重复”，其实王的信提出了更多更重要的问题，并不重复。王认为报社不相信他，就不再给报社写信了。没有重视和发表王的来信的根本原因是经手的人群众观点不强，对自己本应经常联系的社会活动家式的通讯员茫然无知，而且缺乏应有的实际知识，看不出来信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
长江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王的来信反映的问题经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基本建设检查组查处，已经基本上解决，那封来信当然不再需要发表了。12月4日晚上，长江同王贵英和太原钢铁厂负责干部一起座谈如何增产节约，其间王又提出厂内公共厕所年久失修无法使用，全厂工人对这十分不满，这个意见提了两年也没有解决。长江当即与王和这个厂的工会主席一起到几个厕所查看，看到这些厕所确实又破又脏，难以进入。而厂领导人总推说“计划未定”、“没有钱”，其实是没有关心工人生活的观念，从中作祟的是根深蒂固的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王贵英和工会的同志都认为，必须拿到报上公开批评，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长江就派自己的助手跟王一起到厂内所有厕所实地调查，并且访问了各车间的老工人、工会干部以及一些管理人员。由于王贵英对本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他同工人的广泛联系，调查所得材料具体、全面，文章写得生动、实在。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不但在太原钢铁厂引起轰动，而且受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和中共太原市委的重视。文章见报当天，太原钢铁厂负责人就接到重工业部和市委限期解决厕所问题的电话。原先两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星期就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从此厂里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加强了，厂长还在全厂积极分子大会上表扬了王贵英。
在太原，长江还召集山西省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大都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报和省里各单位的作者积极分子）开座谈会，商定了特约记者组织起来加强联系、定期讨论写稿问题（主旨、题目、分工等等）的办法，并且同他们一起讨论了当地的工作情况、领导和群众的要求，以及近期的写稿计划。他随时随地都以党报负责人的责任感和新闻工作者对新事物的敏感，在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中抓选题，组织写作力量。平时在北京，他经常直接联系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研究人员、写作队伍，力求熟悉自己还不熟悉而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的经济建设工作，从里面抓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组织报道和评论。
他是热爱新闻工作的，殚精竭虑想把《人民日报》办成更加符合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要求的报纸。在他到山西去之前，还起草了《加强思想工作是改进报纸工作的中心环节》，里面寄托着他对《人民日报》的同志们的深情和期望。
就在1951年12月，他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文物单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之一，1952年1月，中央指派他去领导这方面的“三反五反”。在报社的“三反运动”中，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运动”中难以避免的“左”的倾向，他受到了过火的批评，例如“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内部矛盾一时难以缓解，他奉调离开报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闻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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