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举办杨小凯追思会
《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举办杨小凯追思会
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不幸于北京时间2004年7月7日去世，终年55岁。杨小凯教授生前曾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和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自1990年起担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小凯教授传奇的一生，不仅对当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如何走向宪政民主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若干位编委发起，《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于2004年7月24日下午假纽约法拉盛亚洲事务研究中心举办了杨小凯先生追思会。来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杨小凯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思会，澳洲、亚洲及美国西部地区的杨小凯的朋友同事也送来了书面发言。会上播放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杨小凯先生追悼会录像和杨小凯夫人吴小娟女士为追思会所作感言录音。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1966年是湖南省长沙一中高中学生。在国人盲目追随毛泽东狂热投入“文革”的时代，他于1968年初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其观点令当局震怒，周恩来称这些观点“反动到了极点”，结果杨曦光被捕系狱10年。但这篇文章不径而走，传遍全国，甚至远播海外，被德国学者译成德文、英文收入书中。80年代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胡耀邦总书记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压力下复查此案，认为杨的观点不构成犯罪，原判不当，应宣告无罪。但这一平反意见被当时的湖南省委负责人卡住不予批准。杨小凯虽然出狱但仍被视为“有政治问题”的人。
“文革”研究专家、任职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山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在追思会上介绍，杨的“中国向何处去”起初只油印了80份，发出去20份，其中1份落到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手里，华立即将此件上报中央，当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全都公开表态，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并且断定不可能是中学生所为。宋永毅指出，杨曦光的文章批判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全国组织“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做法，主张让人民参与政权的管理，建立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式政体，实行普选并可以随时撤换各级领导人。宋永毅指出，由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争夺政治权力而已，并不是要还政于民、让民众参与政权的管理，所以当局十分害怕杨曦光文章的独立思考带来的挑战。
10年冤狱，杨小凯从未被压垮，他在狱中向狱友学习了数学和英语。据杨小凯夫人吴小娟女士回忆，杨小凯出狱后先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后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82年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在此期间他编写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等教材。1983年杨小凯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在申请赴美深造时却因“政治问题”无法通过出国“政治审查”而一度耽搁。
在追思会上杨小凯当年博士班的同窗好友、现美国塔夫兹大学经济系教授于大海回忆了与杨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的辛苦而欢愉的求学时光。杨小凯的导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介绍了他挑选并帮助杨小凯到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过程。邹至庄说，虽然杨小凯有一些数学基础，但到普林斯顿大学念书后仍然比较吃力；不过杨小凯是他所遇见过的学生中具有最坚强意志力的人，他不但如期完成了学业，而且还和来自中国的同窗校友于大海一起参与创办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这个学会现已发展成拥有几百名会员、对中国经济教育和经济改革产生很大影响力的组织。邹至庄提到，最近10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杨小凯在两岸三地经济学圈里影响力很大，人们对杨小凯的学问都很尊重。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在发言中回顾了80年代与杨小凯的交往以及杨对中国改革的关心和期待。杨小凯出国前就建议中国的领导人应当会见国外的著名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台湾经济起飞有贡献的华裔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广开言路。杨的书面建议经陈一咨转给了赵紫阳总理，赵紫阳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共历任领导人中只有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会见过多位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也是留美经济学者中较早回国关心经济改革政策的人之一，早在1986年他就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该所的学者就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作过反复深入的交流。
杨小凯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1988年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于1990年获终身教职。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从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开始创立自己的分析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后来，他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尖级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1993年杨小凯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的同事黄有光教授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发表。据黄有光教授送给此次追思会的书面发言介绍，这本书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年）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杨小凯的新框架得到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肯定，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 Arrow教授和James Buchnan教授。James Buchanan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研讨会上就“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发表演讲，他认为这方面的分析以由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分析为最佳，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著名的Jeffrey Sachs教授对杨小凯的学术贡献也给予很高的评价。2001年，杨小凯出版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他的经济学新框架的教科书。两书受到多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评价，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他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的认同与关注。
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在发言中谈到：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曾有详尽的论述，指出分工的发展对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贡献，但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数学化，因而无法被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结果现代经济学除了在局部均衡理论的讨论中涉及分工问题外，往往不再涉及分工及其意义这一话题，在讨论增长理论时也偏重容易数学化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杨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的不懈努力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找回到现代经济理论中来。杨小凯的杰出的努力表明，他不仅仅是个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家。他的成就表明，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它和数学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并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即使在今天也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他发表的有关中国改革的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文集，该书在1997至1998年被列入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文贯中在发言中说：杨小凯坚定地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彻底改革经济制度，也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他的文章“宪政改革和经济转轨”总结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2000年7月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参与举办的以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上海浦东国际研讨会上，杨小凯介绍了他的上述看法，他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出版会议论文集的出版社不愿将这篇论文收入，不过《经济学消息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在这次追思会上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何清涟提到，她也向广州的《开放时代》杂志推荐了这篇文章，使它得以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在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扩大杨小凯重要观点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在2000年也刊登过这篇文章。
杨小凯的这篇文章深刻地论述了宪政改革对于成功的经济转轨的关键性意义。《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追思会上指出，杨小凯主张宪政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能否成功的角度考虑的。杨小凯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转轨的核心，而建立健全的产权制度必须要有宪政改革。如果政府的权力缺少制衡，政府就会追求一党之私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一个高度垄断的政府权力之行为必定是机会主义的，这种国家机会主义会使得法治秩序无法建立。在杨小凯看来，“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杨小凯明确指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杨小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这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杨小凯主张宪政改革的另一理由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惟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杨小凯说：“历史唯物论是错误的，经济搞得好不一定政治改革就能上路。德国希特勒的经济政策是最成功的，当时在欧洲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失业迅速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修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因为政治专制，走向战争。”杨小凯强调：“如果中国不实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在书面发言中回忆了他与杨小凯就宪政改革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模仿，而应该进行适当的制度模仿；经济发展需要非经济性基础，这就是宪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秩序；现在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有可能已经错过了1993年和1998年这两次最佳时机。杨小凯认为，宪政性选择需要休克疗法那样根本变革，重点在于刷新价值观，对权力结构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季卫东说，直到生命的晚期，杨小凯还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最后的斗争：既要抵抗自身肺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同时也致力于驱除在中国政治中制造专制主义癌症的病魔。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在2003年夏天发表了关于“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的评论，其中提到了战后日本的宪法与中国的两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缺陷以及政治和解对于避免失控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似乎也包含着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某种委婉的忠告和预言。杨小凯是想提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两种可能的前景：要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克服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自的弊端，由全体中国人共同缔造第三共和；要么重蹈日本战前畸形发展、战后被迫民主化的历史覆辙。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中国会不会再次步入清末民初的歧途、陷入8年一摇摆、百年一轮回的沼泽？杨小凯没来得及回答。
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经济史教授洪朝辉在发言中说，杨小凯2000年7月在上海浦东国际研讨会上谈到的“后发劣势”观点非常重要。“后发劣势”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Olson的发明，意即“后来者的灾祸”。杨小凯认为，若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将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并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腐败分子的前仆后继；尤其可怕的是，在中国，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往往都由相同的组织来安排，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洪朝辉指出，杨的上述观点隐含了3大往往被常人忽略的思想。其一，经济改革只不过是宪政民主与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非平行关系，而是主从关系。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是17世纪末宪政革命的继续和补充，绝不能以工业革命的成就来取代和矮化宪政革命的制度变迁。其二，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是先推动英式宪政民主，再实施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和东亚式的先技术模仿、后制度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是光荣革命的历史逻辑和自然延续，有了宪政民主，工业革命就会自然而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其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离政治民主和制度模仿越来越远，因为这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坏资本主义”只会加大实现宪政民主的成本，而且模仿技术的成功往往使执政者洋洋得意，老百姓自满自足，最后必然固步自封、拒绝模仿制度，成为后起中国的“灾祸”。杨小凯指出，真要将“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就应该提倡“制度兴国”和“民主宪政兴国”，而不是“科教兴国”。杨小凯的以上观点是他早年“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化，是他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洪朝辉在追思杨小凯的人格特质时说，我把做学问的人分为4个层次，一是“学人”，这是指懂得一些本学科基本知识的人；二是“学者”，是指具有一定独特观点、并能自圆其说的人；三是“学家”，指已经建立独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并自成一家的人；四是“学道”，类似于“医道”和“商道”，那是指能将为人和为学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境界，并修炼成一种道的“常无”心境，虚心待人、静心治学、平心济世。我以为，杨小凯的为人为学已经达到了介于学家和学道之间，实属罕见、难得。洪朝辉谈到，追思杨小凯的为人、缅怀杨小凯的为学，能够使活着的人继续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难题。
季卫东在书面发言里写道：
当年杨曦光提出了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他是带着这个问题闯入“文革”乱世的。他又带着这个问题被关进监牢，透过铁窗观看了十度柳条绿、聆听了十度寒蝉鸣。他还带着这个问题飘洋过海、浪迹天涯。他也带着这个问题去摘取学术的顶级桂冠，再把智慧和光荣回馈祖国。但是现在，他却把这个问题连同对失控的忧虑静悄悄地放在那里，留给我们去掂量、去回味、去沉思……
中国向何处去？
（本刊编辑部整理）
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若干位编委发起，《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于2004年7月24日下午假纽约法拉盛亚洲事务研究中心举办了杨小凯先生追思会。来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杨小凯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思会，澳洲、亚洲及美国西部地区的杨小凯的朋友同事也送来了书面发言。会上播放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杨小凯先生追悼会录像和杨小凯夫人吴小娟女士为追思会所作感言录音。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1966年是湖南省长沙一中高中学生。在国人盲目追随毛泽东狂热投入“文革”的时代，他于1968年初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其观点令当局震怒，周恩来称这些观点“反动到了极点”，结果杨曦光被捕系狱10年。但这篇文章不径而走，传遍全国，甚至远播海外，被德国学者译成德文、英文收入书中。80年代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胡耀邦总书记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压力下复查此案，认为杨的观点不构成犯罪，原判不当，应宣告无罪。但这一平反意见被当时的湖南省委负责人卡住不予批准。杨小凯虽然出狱但仍被视为“有政治问题”的人。
“文革”研究专家、任职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山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在追思会上介绍，杨的“中国向何处去”起初只油印了80份，发出去20份，其中1份落到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手里，华立即将此件上报中央，当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全都公开表态，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并且断定不可能是中学生所为。宋永毅指出，杨曦光的文章批判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全国组织“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做法，主张让人民参与政权的管理，建立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式政体，实行普选并可以随时撤换各级领导人。宋永毅指出，由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争夺政治权力而已，并不是要还政于民、让民众参与政权的管理，所以当局十分害怕杨曦光文章的独立思考带来的挑战。
10年冤狱，杨小凯从未被压垮，他在狱中向狱友学习了数学和英语。据杨小凯夫人吴小娟女士回忆，杨小凯出狱后先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后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82年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在此期间他编写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等教材。1983年杨小凯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在申请赴美深造时却因“政治问题”无法通过出国“政治审查”而一度耽搁。
在追思会上杨小凯当年博士班的同窗好友、现美国塔夫兹大学经济系教授于大海回忆了与杨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的辛苦而欢愉的求学时光。杨小凯的导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介绍了他挑选并帮助杨小凯到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过程。邹至庄说，虽然杨小凯有一些数学基础，但到普林斯顿大学念书后仍然比较吃力；不过杨小凯是他所遇见过的学生中具有最坚强意志力的人，他不但如期完成了学业，而且还和来自中国的同窗校友于大海一起参与创办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这个学会现已发展成拥有几百名会员、对中国经济教育和经济改革产生很大影响力的组织。邹至庄提到，最近10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杨小凯在两岸三地经济学圈里影响力很大，人们对杨小凯的学问都很尊重。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在发言中回顾了80年代与杨小凯的交往以及杨对中国改革的关心和期待。杨小凯出国前就建议中国的领导人应当会见国外的著名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台湾经济起飞有贡献的华裔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广开言路。杨的书面建议经陈一咨转给了赵紫阳总理，赵紫阳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共历任领导人中只有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会见过多位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也是留美经济学者中较早回国关心经济改革政策的人之一，早在1986年他就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该所的学者就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作过反复深入的交流。
杨小凯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1988年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于1990年获终身教职。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从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开始创立自己的分析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后来，他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尖级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1993年杨小凯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的同事黄有光教授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发表。据黄有光教授送给此次追思会的书面发言介绍，这本书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年）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杨小凯的新框架得到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肯定，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 Arrow教授和James Buchnan教授。James Buchanan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研讨会上就“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发表演讲，他认为这方面的分析以由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分析为最佳，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著名的Jeffrey Sachs教授对杨小凯的学术贡献也给予很高的评价。2001年，杨小凯出版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他的经济学新框架的教科书。两书受到多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评价，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他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的认同与关注。
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在发言中谈到：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曾有详尽的论述，指出分工的发展对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贡献，但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数学化，因而无法被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结果现代经济学除了在局部均衡理论的讨论中涉及分工问题外，往往不再涉及分工及其意义这一话题，在讨论增长理论时也偏重容易数学化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杨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的不懈努力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找回到现代经济理论中来。杨小凯的杰出的努力表明，他不仅仅是个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家。他的成就表明，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它和数学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并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即使在今天也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他发表的有关中国改革的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文集，该书在1997至1998年被列入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文贯中在发言中说：杨小凯坚定地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彻底改革经济制度，也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他的文章“宪政改革和经济转轨”总结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2000年7月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参与举办的以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上海浦东国际研讨会上，杨小凯介绍了他的上述看法，他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出版会议论文集的出版社不愿将这篇论文收入，不过《经济学消息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在这次追思会上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何清涟提到，她也向广州的《开放时代》杂志推荐了这篇文章，使它得以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在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扩大杨小凯重要观点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在2000年也刊登过这篇文章。
杨小凯的这篇文章深刻地论述了宪政改革对于成功的经济转轨的关键性意义。《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追思会上指出，杨小凯主张宪政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能否成功的角度考虑的。杨小凯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转轨的核心，而建立健全的产权制度必须要有宪政改革。如果政府的权力缺少制衡，政府就会追求一党之私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一个高度垄断的政府权力之行为必定是机会主义的，这种国家机会主义会使得法治秩序无法建立。在杨小凯看来，“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杨小凯明确指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杨小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这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杨小凯主张宪政改革的另一理由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惟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杨小凯说：“历史唯物论是错误的，经济搞得好不一定政治改革就能上路。德国希特勒的经济政策是最成功的，当时在欧洲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失业迅速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修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因为政治专制，走向战争。”杨小凯强调：“如果中国不实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在书面发言中回忆了他与杨小凯就宪政改革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模仿，而应该进行适当的制度模仿；经济发展需要非经济性基础，这就是宪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秩序；现在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有可能已经错过了1993年和1998年这两次最佳时机。杨小凯认为，宪政性选择需要休克疗法那样根本变革，重点在于刷新价值观，对权力结构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季卫东说，直到生命的晚期，杨小凯还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最后的斗争：既要抵抗自身肺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同时也致力于驱除在中国政治中制造专制主义癌症的病魔。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在2003年夏天发表了关于“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的评论，其中提到了战后日本的宪法与中国的两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缺陷以及政治和解对于避免失控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似乎也包含着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某种委婉的忠告和预言。杨小凯是想提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两种可能的前景：要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克服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自的弊端，由全体中国人共同缔造第三共和；要么重蹈日本战前畸形发展、战后被迫民主化的历史覆辙。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中国会不会再次步入清末民初的歧途、陷入8年一摇摆、百年一轮回的沼泽？杨小凯没来得及回答。
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经济史教授洪朝辉在发言中说，杨小凯2000年7月在上海浦东国际研讨会上谈到的“后发劣势”观点非常重要。“后发劣势”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Olson的发明，意即“后来者的灾祸”。杨小凯认为，若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将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并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腐败分子的前仆后继；尤其可怕的是，在中国，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往往都由相同的组织来安排，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洪朝辉指出，杨的上述观点隐含了3大往往被常人忽略的思想。其一，经济改革只不过是宪政民主与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非平行关系，而是主从关系。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是17世纪末宪政革命的继续和补充，绝不能以工业革命的成就来取代和矮化宪政革命的制度变迁。其二，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是先推动英式宪政民主，再实施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和东亚式的先技术模仿、后制度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是光荣革命的历史逻辑和自然延续，有了宪政民主，工业革命就会自然而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其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离政治民主和制度模仿越来越远，因为这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坏资本主义”只会加大实现宪政民主的成本，而且模仿技术的成功往往使执政者洋洋得意，老百姓自满自足，最后必然固步自封、拒绝模仿制度，成为后起中国的“灾祸”。杨小凯指出，真要将“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就应该提倡“制度兴国”和“民主宪政兴国”，而不是“科教兴国”。杨小凯的以上观点是他早年“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化，是他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洪朝辉在追思杨小凯的人格特质时说，我把做学问的人分为4个层次，一是“学人”，这是指懂得一些本学科基本知识的人；二是“学者”，是指具有一定独特观点、并能自圆其说的人；三是“学家”，指已经建立独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并自成一家的人；四是“学道”，类似于“医道”和“商道”，那是指能将为人和为学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境界，并修炼成一种道的“常无”心境，虚心待人、静心治学、平心济世。我以为，杨小凯的为人为学已经达到了介于学家和学道之间，实属罕见、难得。洪朝辉谈到，追思杨小凯的为人、缅怀杨小凯的为学，能够使活着的人继续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难题。
季卫东在书面发言里写道：
当年杨曦光提出了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他是带着这个问题闯入“文革”乱世的。他又带着这个问题被关进监牢，透过铁窗观看了十度柳条绿、聆听了十度寒蝉鸣。他还带着这个问题飘洋过海、浪迹天涯。他也带着这个问题去摘取学术的顶级桂冠，再把智慧和光荣回馈祖国。但是现在，他却把这个问题连同对失控的忧虑静悄悄地放在那里，留给我们去掂量、去回味、去沉思……
中国向何处去？
（本刊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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