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未成为历史的毛泽东
远未成为历史的毛泽东
从中国近代以来，作为历史人物，再也没有人比毛泽东所据历史位置更为奇特的了。中国至今仍然被他那巨大的身影所遮蔽，这不仅是指毛亲手缔造的政治体制至今还强有力地统治着中国，更重要的是毛对中国现代汉语与中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中国底层人民对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尽管有诸般不满，但这一体制的创始人毛泽东却成了他们深情缅怀的圣人。为了论证这种怀念的合理性，人们刻意忘记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罪错，以及这种国家罪错带给全国人民的灾难与极为贫困的生活，越到后来，毛时代越被虚构成一个“幸福时代”。这种虚构甚至还深深影响了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一代，至今互联网上一谈到对现政府的不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总会有人跟贴“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就不会这样”之类的话。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毛的崇拜者在赞美他时，还是反对者批评毛时，使用的竟然往往还是毛式话语体系。哪怕这些人出国多年，哪怕他们在海外受过硕士、博士教育，毛式话语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仍然历历可见。
一个人物能够不死，一定是这个人物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并因其精神引起的文化认同而掌握了这个民族的民众。本期李劼的文章“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深刻阐释了三大先后发生、因果相生的历史进程：首先，毛泽东本人完成了从曾国藩到洪秀全的文化转向；这样一个毛泽东在其生命张力最强之际，正逢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从“五四党”到“山党”这一历史嬗变过程，从而成为最佳领袖人选；而中国共产党抛弃陈独秀并选择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两大变迁趋势使然。李劼在文章中使用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这一词，揭示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过程。他指出，人们一般都将孔孟之道及儒家教义看作中华文化唯一的代表，但其实主宰中国社会的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演义小说精神，比如《三国演义》里那种阴暗心机与阴狠权谋、《水浒传》里那种强横和“山寨”伦理，这种演义小说彰显出来的痞子精神的核心就是权力崇拜和暴力专横。作者条陈缕析，将毛泽东思想与这种演义小说精神的内在联系作了清晰的梳理，指出“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毛的成功，不止是政治的成功与军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而这文化上的成功，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之子，并有世不二出的语言能力，他用这种能力改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打造了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
本期刊登的“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一文，揭示了当下的这种思潮与毛式政治文化的渊源。何清涟近年来就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做了深入研究，本刊将她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分期刊载。她在该报告“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新闻控制的演变与特点”一节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做了分析介绍。从王盛辉的“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文章细观毛时代的政治产物“红卫兵运动”的种种，可以发现毛式政治文化发展到顶峰的诸般表现。“胡风与毛泽东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一文则介绍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关于本刊编辑部组织的“杨小凯追思会”的报导中，还可以看出这位杰出学者对毛时代以来中国所走道路的深刻反思，他30多年前向毛泽东挑战时的提问至今仍是中国未能解答的难题。正如李草在文章中总结毛泽东文化现象时所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不是因为毛太伟大，而是因为这个民族太卑微。国人需要有深刻反省历史的精神，才能走出毛时代的巨大阴影。
每个民族反省历史这一重大责任都由知识分子来担任。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状况，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现状的一个缩影。徐友渔在“知识分子与公权──2000年‘长江《读书》奖事件’述评”一文中，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冷静剖析提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未来，“由于知识分子在民间空间的活动会越来越积极，如何运用好权利和权力，如何在警惕和抗衡政府权力的滥用时也慎重、合理地运用自己的公权，会凸显为时代的课题”。中国知识分子需要从2000年那场辩论中自省与学习。顾海兵的“中国科技成果评审制度研究”揭示了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从一个侧面部分说明了知识界精神状态的体制根源。
（本刊编辑部）
一个人物能够不死，一定是这个人物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并因其精神引起的文化认同而掌握了这个民族的民众。本期李劼的文章“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深刻阐释了三大先后发生、因果相生的历史进程：首先，毛泽东本人完成了从曾国藩到洪秀全的文化转向；这样一个毛泽东在其生命张力最强之际，正逢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从“五四党”到“山党”这一历史嬗变过程，从而成为最佳领袖人选；而中国共产党抛弃陈独秀并选择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两大变迁趋势使然。李劼在文章中使用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这一词，揭示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过程。他指出，人们一般都将孔孟之道及儒家教义看作中华文化唯一的代表，但其实主宰中国社会的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演义小说精神，比如《三国演义》里那种阴暗心机与阴狠权谋、《水浒传》里那种强横和“山寨”伦理，这种演义小说彰显出来的痞子精神的核心就是权力崇拜和暴力专横。作者条陈缕析，将毛泽东思想与这种演义小说精神的内在联系作了清晰的梳理，指出“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毛的成功，不止是政治的成功与军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而这文化上的成功，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之子，并有世不二出的语言能力，他用这种能力改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打造了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
本期刊登的“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一文，揭示了当下的这种思潮与毛式政治文化的渊源。何清涟近年来就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做了深入研究，本刊将她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分期刊载。她在该报告“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新闻控制的演变与特点”一节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做了分析介绍。从王盛辉的“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文章细观毛时代的政治产物“红卫兵运动”的种种，可以发现毛式政治文化发展到顶峰的诸般表现。“胡风与毛泽东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一文则介绍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关于本刊编辑部组织的“杨小凯追思会”的报导中，还可以看出这位杰出学者对毛时代以来中国所走道路的深刻反思，他30多年前向毛泽东挑战时的提问至今仍是中国未能解答的难题。正如李草在文章中总结毛泽东文化现象时所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不是因为毛太伟大，而是因为这个民族太卑微。国人需要有深刻反省历史的精神，才能走出毛时代的巨大阴影。
每个民族反省历史这一重大责任都由知识分子来担任。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状况，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现状的一个缩影。徐友渔在“知识分子与公权──2000年‘长江《读书》奖事件’述评”一文中，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冷静剖析提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未来，“由于知识分子在民间空间的活动会越来越积极，如何运用好权利和权力，如何在警惕和抗衡政府权力的滥用时也慎重、合理地运用自己的公权，会凸显为时代的课题”。中国知识分子需要从2000年那场辩论中自省与学习。顾海兵的“中国科技成果评审制度研究”揭示了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从一个侧面部分说明了知识界精神状态的体制根源。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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