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出新中国两位总理的名校
[ 2004年第10期 培育出新中国两位总理的名校 作者：申泮文 ]
周恩来和温家宝都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周恩来在1913—1917年期间就读于南中，那时南中是4年制私立学校。温家宝在1954—1960年期间在南中就读，这时南中已经是6年制的公立学校了。两位总理在中学学习期间相距40余年，不同时代、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成长经历、不同锻炼，但同为国务院总理，同出于同一名校，这里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这必然性就在于南开中学四所学校（南开系统4所中学，即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培养人才的作用，不同凡响，历届毕业生中英才辈出，在全国中等学校中人才效益独占鳌头。这符合于国际教育规律，就好像是英国牛津大学多出首相，美国哈佛大学多出专家。
为纪念建校100周年，南开中学于今年5月1—8日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百年南开”展览，盛况空前。在观展人题词中，有一名知名校友作了如下题字：
南开百年成功教育的魅力在于：
（1）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不拘一格育人才；
（2）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
（3）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
参展的工作人员和许多校友，一致认为这个题词题得好，总结概括了南开办学特色，每一条都涵盖了许多南开故事。据此，作者就以此题字为纲，写一写我所知道的南开故事，也借以表达一位校友的祝贺。
一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不拘一格育人才
在南开学校的百年教育中，不拘一格培育人才的故事是很多的，最典范的故事，是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范孙）作为伯乐，善待周恩来，把他培养成材的故事。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满清末年1883年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1894年清廷委派他出任贵州学政，相当于今日的教育厅长，在任4年，尽心于推广新学，选拔人才，不遗余力。当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内忧外患，国势危殆。严修忧国忧民，认为要强中国，必须创办新教育，培养新人才。后离职回北京，上疏朝廷，建议开办“经济特科”（就是创办现代科技文教的新式学校），1898年光绪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疏，但却因此得罪了全朝廷的保守派，罢了他全部的兼职，只留下了编修虚职。1898年末严修辞官回天津，专心致志于兴办新式教育。
从1901年开始，严修逐步改革自己开办的家塾课程，并改聘教师，请张伯苓等来做家塾教席。1904年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后因房舍不敷应用，1906年在南开洼购地建新校，改称南开中学，聘请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严修聘请张伯苓，并帮助他办教育，也是严修慧眼识人，不拘一格选人才。张伯苓原是海军专科学校毕业的一介士官生，严修把他聘来，委以重任，当新学教师，当校长，带他出国考察，从办中学、办大学直到办完整的教育体系的学校，让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成长，终于把张伯苓培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教育家。
南开中学在张伯苓的锐意经营下，始终保持优良纯朴的学风，教师授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精心培育，赢得社会上很高声誉。同时，校内社团活跃，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兼重体育锻炼。全国各地优秀青年纷纷慕名来津投考。学生人数十年间发展到近千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周恩来于1913年秋考入南开中学。入学后，就显示出他的优良品德和卓越的才能。他学习上孜孜不倦，成绩突出，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深受同学爱戴，并也得到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严修称赞周恩来：“此子有宰相之才”。不久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16年春，南开举行全校作文比赛，试卷由严修亲自批阅。结果周恩来取得全校第一名。发给的奖品是一面奖旗，旗上有严修亲笔书写的四个字“含英咀华”。严修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即关照学校减免周恩来的学宿费。周恩来是当时南中唯一的免费生。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不久，在严修和张伯苓等师友的资助下，周恩来赴日本留学。
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教育。翌年4月，严修亦去美国考察教育，为创建南开大学做准备。此时严修已年近花甲，赴美旅程途经日本，在东京约见周恩来，数次晤谈，留日南开同学亲治菜肴便餐招待了严修，师生相聚甚欢。在东京逗留8日，登轮离开日本时周恩来码头送行。
严修到美国后，部分时间与张伯苓相伴，晚间听张伯苓讲教育，白天参观访问或随张伯苓到哥大听课。其余时间遍游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各级各类学校，详查其教育体制，访问了许多校长和教师，同时也考察了彼邦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旅美为时半载，年底偕张伯苓回国，返途仍经日本，再次晤及周恩来等人，并聚餐合影留念。
严、张返津后，立即投入南开大学的筹建工作，经半年紧张筹备，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正式开办，9月5—6日举行入学考试。此时周恩来已应严修之召，提前回国，参加考试。经合格录取，入文科班学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次日开班上课。但是周恩来并没有从此闭门读书，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五四”运动后天津市人民抵抗反动北洋政府镇压爱国行动的斗争和支援全国人民的抗暴斗争，成为天津市人民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20年1月末周恩来等四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历经半年之久。在群众运动正义压力下，反动当局于7月17日被迫释放了周恩来等人，但同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开除周恩来的学籍。张伯苓被迫接受了开除命令。
尽管处境不利，但严修对周恩来仍非常关怀，继续培养周恩来。是年，严修捐款7000银元，设立“范孙奖学金”，经征得张伯苓和校董的同意，选定周恩来和李福景二人，派遣出国留学。李福景到英国，周恩来到法国。严修并在严家账上为周设立专门户头，每半年支款一次，托人负责转寄。后来李福景获得英方学校奖学金，将应得的范孙奖学金退还，严修鉴于周恩来在法国的开支较大，将原奖给周李二人的奖学金一并支付给周恩来一人使用。严修原本希望周恩来到西方上大学求学上进，周恩来没有去上大学，而是在寻访西方的革命理论、考察工人运动，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
周恩来在法国的活动情况传回国内，便有友人进言严修，说“周恩来这个人已经变了心，参加了共产党，你不要再支持他了。”严修回答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汇钱给周恩来给予支持，直至1924年7月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为止。严范孙在经济上支持了周恩来在法国的整整4年的革命活动。严修与周恩来在意识形态上有矛盾和冲突，例如，严修反对学生运动中所谓的过火行为，这与周恩来的彻底革命意识相悖。又如严、张向达官、贵人、军阀捐款助学，周恩来则坚决反对，并见诸文字和言论。严修则不以为然，说“盗泉虽不可饮，但可濯我足，何利而不为！”面对矛盾冲突，严修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周恩来，而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支持周恩来的自主发展。可见严修的宽宏师德。
周恩来到法国留学，不在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勤工俭学”之列，过去的历史文献有误载。《严修日记》（原稿存天津档案馆）的记录可以证明，周的旅欧之行，完全是严修资助的。另一项记录是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周恩来告诉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了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引用了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我感激他。”严、周的忘年友谊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朵奇葩。
二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抗日战争前南开中学的学生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相继沦陷。随后日军铁蹄越过长城，入侵华北。1933年春夏之交，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日军的侵略，因南京政府的阻挠破坏而告失败。当年5月南京政府与日军竟然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冀东、冀北、绥东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进驻长城线内，华北门户洞开。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群情激愤，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爱国抗日学生运动逐渐向高潮发展。在全国孕育形成了抗敌救亡和遍地英雄人物脱颖而出的伟大氛围。
1934年10月，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在开幕式上，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学生组织了庞大的拉拉队，数百人整队坐在主席台对面斜坡看台上。用黑色和白色方巾布旗，组编“勿忘国耻”、“勿忘东北”、“收复失地”等大字旗号标语，表达南开师生的抗日情绪、有的同学还现场散发了抗日传单。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日本领事当场提出抗议，大会总指挥张伯苓校长当即予以拒绝，说群众活动无法干预。日本领事遂通过该国政府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电令张伯苓对学生们进行约束，避免事态扩大。张伯苓便把拉拉队负责人找来，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件事办得讨厌，讨厌得好，希望你们以后继续这么讨厌。”学生们心领神会，知道张校长是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的，更加坚定了抗日信念。
《塘沽协定》后，南开中学学生中组织的抗日小团体，犹如雨后春笋，但政治属性比较复杂。例如亲共抗日的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国文教师张锋伯和社会学教师吴宽带领学生组织的“青年友社”，军事训练教官带领的“学生军事训练队”骨干等。“野烟社”是1936班学生高云屏、张炳元、梁华（白文治）等自发组织的文艺团体，组织出版不定期刊物《野烟》，发表追求光明、揭露黑暗、宣传抗日、赞美红军等文艺作品。但此时他们仅是有进步倾向的学生，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联系。只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期，他们三人才成为南开中学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除高云屏等的地下党支部外，当时南中还有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其成员有吴祖贻、叶笃成（方实）等。他们一起成为推动南开中学学生抗日运动的骨干力量。
张锋伯和吴宽是两位学生们尊敬的爱国教师，负责辅导学生会工作，常在课余之暇，组织学生，讨论抗日救国大计，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在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之际，张锋伯、吴宽带领学生会起草了“反对塘沽协定宣言”，被天津市和学校当局制止，他们二人被迫辞职。离校前，在熟识的学生中组织了抗日团体“青年友社”，以“反蒋抗日”为纲领，引导青年学生走上抗日救国道路。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张锋伯的政治背景，只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张锋伯以西安市副市长、陕西省民盟主委、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公开亮相时，大家才知道在中学任教时，他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张锋伯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幕僚，冯玉祥内战失败下野，隐居泰山读书时，才转入南开中学执教。在1936—1937年的学生抗日运动当中，青年友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参加青年友社的同学横跨3个年级，记忆起来的有：1935班的李璞、徐文园、张中厚、王大纯、申泮文，1936班的王树勋、申宪文、张开运、么自兴、滕国定，汪绍诚等，1937班的刘东生、涂光炽、刘守悌、杨綮、林观善和低年级的王曾壮、涂光涵等。
抗日战争前，南开中学设有南京政府派来的军事教官，主管各年级学生的军事训练，他们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任务除了负责军训之外，当然还有为南京政府作正面形象宣传的责任，鼓励学生投考国民党政府主办的航空军校和中央（黄埔）军校。由于人们头脑中的正统思想，南京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蒋介石是政府领袖，还是有人相信的，所以仍有学生向往投笔从戎考军校。这在当时抗日救国大环境下，尽管政治理念不同，但为国捐躯大志却是殊途同归也是正常的。1935—1937班投考了军事学校有记录的同学是：
中央航空军校，邹道宽、裘志鹏、柳东辉、宋寿椿、王绶昌、刘维权、欧阳寿、徐世友等。
中央军官学校，潘成伟、宁金波、林俊德、王秉立、申质文、段昌义等。
“一二·一八”天津学生大游行1935年6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何（应钦）梅（津）协定》，将华北军事、政治、经济主权悉数奉送给日寇。11月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防共自治政府”，随后南京政府委派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在旦夕。在这紧急关头，北平学生掀起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2月18日南开中学学生800人参加了天津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示威大游行。当晚南中学生在校内举行集会讨论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会上有人提议集体赴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经表决多数通过。当晚南中学生370余人赴天津西站卧轨拦截火车，津浦路中断。于是学生改步行去南京请愿，行30余里至杨柳青，学校派人和家长劝阻，用汽车将学生接回学校，宣布提前放寒假以平息运动。返校后有百余学生决定分头秘密赴南京，12月30日有109人到达，几经交涉，得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教育部长王世杰接见，劝阻抚慰有加，又由校友出面劝说，挂了一辆火车厢押解回津。
“五·二八”天津学生大游行进入1936年，天津形势日益恶劣，日军增兵、浪人猖狂走私贩毒，海河浮尸不断（中国工人修日军地下秘密工事后被杀害），风雨欲来。5月28日，南开中学学生在天津学联统一的组织下参加全市大示威游行，控诉日本侵略、走私、贩毒等罪行。在官银号广场前开群众大会，南开中学学生会主席吴祖贻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国民党政府亲日媚外政策。游行后天津保安队200余人武装包围了南开中学，禁止人员出入，三天后始解除包围。这次示威游行很成功，群众一致提出“拥护廿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抗日”等口号，对天津市人民和全国人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次运动中，南中地下党组织成员和青年友社社员都起了骨干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平津沦陷，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空军炸毁。南开大学奉命西迁长沙，与清华、北大共组长沙临时大学，南开中学西迁重庆。广大学生开始分散，或参军抗战、或参加革命、或西去复课、或观望彷徨。“八一三”上海战兴，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第一战区（上海地区）司令长官，张锋伯随赴战区司令部襄佐战务，南中36班学生申宪文、申振民（申健）随同服务。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攻袭我军侧背，致使上海前线30万大军仓皇后撤，造成重大损失。淞沪沦陷，日军进逼南京，12月上旬南京失守，12月13日发生南京大屠杀，举世震惊。
第一战区撤销，张锋伯回到家乡陕西，1938年春初任临潼县县长。他立意把临潼建设成为一座游击县，准备在日军渡（黄）河西犯时，以游击战阻击敌军。张锋伯号召南开中学学生及青年友社同学来临潼效力，共赴国难。前来效力的南开学生有：1935班的李璞、李廉、王大纯、徐文园、叶笃正；1936班的申宪文、么自兴、滕国定、王树勋、郑怀之、张开运、郭文昭；1937班的涂光炽、李明、王松生、殷汝棠、许寿谔等，纷纷争往临潼，呈一时之盛。张锋伯充分发挥同学们的抗日热情和工作能力，在临潼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运动，动员民众，准备战争，受到临潼贫下中农的拥戴。经半年的工作，在临潼秘密组织起拥有3000条枪的农民武装。但好景不长，张锋伯的农村改革和秘密武装活动，受忌于在临潼的国民党驻军，1938年8月驻军宋希濂部逮捕张锋伯并将其投入监狱。同学们部分分散到陕西各县市去做中学教师，大部分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转去延安，到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革命，有的人入了党后，又被派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和做党的工作。散留在陕西各地的同学也陆续来到昆明，入西南联大学习。所有以上这些同学都学有所成，后来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王树勋、郑怀之、殷汝棠、王松声、许寿谔）、经济建设（徐文园）或科技建设（叶笃正、王大纯、涂光炽、李璞）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锋伯被捕后，经营救，三个月后无罪释放，回到西安，以西安著名士绅身份为掩护，继续为党做革命工作。
大批南开中学校友为国捐躯成为光荣烈士其中有1936毕业生吴祖眙、张炳元、田文莼、岳岱四位同志。1987年5月3日，1936班校友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园内建立了四烈士纪念碑，碑名由革命元老薄一波同志题字。
在国民政府空军中的南开校友为国捐躯的烈士，有记录可查的共有7位：
张锡祜，南开中学1932班学生，为张伯苓校长的四公子，投考航空军校为第三期学员，抗日战争开始，于1937年8月14日准备参加上海之战前，不幸在江西上空失事殉职。
沈崇海，南开中学1931班毕业生，考入航校，为第三期学员。1937年8月19日参加上海空战，俯冲直撞敌舰，人、机、敌舰同归于尽。
刘承祜，南开中学1932班学生，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学员，1936年3月16日因飞行事故殉职。
柳东辉，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考入中央航校为第六期学员，1942年3月17日在四川涪陵上空因飞机故障，失事殉职。
刘维权，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为航空学校第六期学员，1937年8月14日我机5架在浙江曹娥上空与日机20架空战，击落敌机四架，刘维权坐机被击伤，身负重伤，迫降海宁，经医治无效，光荣殉职。
陆家琪，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中央空军学校第六期学员，1944年10月4日驾机飞临日占区，为地面炮火击中光荣殉职。
陈康，天津南开中学1937班转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九期学习，任上校大队长，战功彪炳，荣获多种嘉奖。1944年10月1日对日作战时不幸阵亡，追赠空军少将。
三 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
南开中学在一百年期间，师生成长为各类科技院士（包括少数外国院士）者多达60余人，占全国中等学校的榜首。
在1904~1934期间，南开中学毕业生后来成长为院士的有：
旧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
梅贻琦陶孟和吴大猷钱思亮殷宏章
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泽涵张文佑殷宏章罗沛霖吴阶平
陈新民黄家驷李文采罗常培范文澜
何其芳何炳棣
1934年，南开中学建校30周年，欣逢张伯苓校长60岁寿诞，校友们为两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捐资建设了范孙楼（包括校友楼）和奖学基金。这次庆祝的实际意义远非寻常：南开中学三十而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优秀办学方针和传统，从此给南开教育开辟了优秀人才辈出的时代。
到了1935年毕业班、1936年毕业班和1937年毕业班，南开中学的人才工程发生了重大转机，从此开始了一个连续多年毕业生中成批量地成长出未来的院士的历史时期。
1935、1936、1937三个毕业班都是人才大班。以1935班为例，毕业生151人，后来成长出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美国工程院院士、二十多位大学教授、四十多位高科技人员以及著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和文学家、许多抗日英雄、新中国国家干部等等。36班和37班人才茂盛情况大体与此类似。
1937年秋，天津市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所毁，举校南迁，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昆明联合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率领办学骨干管理班子和精英教师队伍入川，并入张伯苓校长于1936年提前建设的重庆南渝中学，组成战时办学体系。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继承了南开优良的教育传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后为第二南开中学）在天津复校，重庆南开中学在渝续办，与抗日战争期间按南开体系承办的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为南开体系四所姊妹学校，教育风范辉映于祖国南北。这四所中学都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或省市重点学校。
南开中学的津校和渝校在建国后，虽然都经过体制改编的周折，津校并且是从废墟上重建，经历多重困难，但经形势的转变和教职工的共同奋斗，南开的教育传统终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南开校友数尽风流，许多校友院士执掌着我国科技事业牛耳，例如周光召曾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朱亚光曾是中国工程院院长，（下转64页）（上接28页）钱思亮和吴大猷曾先后是旧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张存浩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等。这项人才业绩的统计材料是纪念南开教育事业百年辉煌的最好礼物。
下面提供一个统计图表，记录天津、重庆南开中学院士工程的辉煌成果，可以说明南开的教育精神是百年传承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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