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
[ 2004年第10期 张澜：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 作者：赵锡骅 ]
公开谴责蒋介石独裁
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胡宗南部40万守军一触即溃，日军接着经湖北进攻湘桂，全国震动，群情激愤。
10月7日下午，华西坝上，华西协合大学和从沦陷区迁川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5所大学的“时事研究会”、“朝明学社”等12个学术团体，邀请在重庆参加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后回成都的7位国民参政员，到华西坝华大体育馆举行“国是座谈会”。他们是：张澜、李璜、常燕生（华大教授）、刘王立明、吴贻芳（金陵女子文学院院长）、周华池、黄建中。其中张澜、李璜、常燕生、刘王立明4位是代表民盟参加参政会的参政员，黄建中是国民党党员。
那天，我和川大部分同学到华西坝听讲，华大体育馆内近千个座位很快坐满，后来的只有爬上窗台或围立在大门口了。座谈会由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中共地下党员）主持。
同学们提了一百多个问题：民主宪政方面，国民党中央屡次声称结束训政何以至今没有行动。内政方面，物价飞涨，官吏贪污，特务横行。团结抗战方面，国共谈判症结，党派合法，抗战前途，教育问题。军事方面，豫湘桂战役失败的原因，失职将领如何处置，政府对西南战事的布置等共7类。张贴在讲台墙壁上，参政员们到后，先请他们参阅，以便讲话时回答。
最受群众欢迎，一再赢得大家鼓掌的是民盟主席张澜的讲演。我是第一次见到张老先生，但见他体魄比较高大，身着旧布长袍，年逾古稀尚挺着腰板。他用生动犀利的四川方言讲道：“你们不是受着种种的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是吗？（笑声）今天你们提出了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根本问题就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如果实行民主，就不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这些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鼓掌）他指出：“何以政治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国家到如此境地？都是由于一党专政独裁的结果。（大家鼓掌）……贪污违法不一而足，亦以财政部为第一。（部长孔祥熙）……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大鼓掌）军队没有不吃空额的，正如冯玉祥先生在宪政座谈会上所说的，现在的士兵由壮丁变成瘦丁，由瘦丁变成病丁，由病丁变成死丁，幸而不死的，放下枪杆，脱下军装，亦形同乞丐一般。（大鼓掌）所以要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革新这么多年来腐化的政治，才能挽救国家的危局。”
张澜点名谴责蒋介石的假民主说：“蒋委员长，国民党也在喊民主。他们那儿民主，不是我们这儿民主！”（长时间大鼓掌）
谈到党派问题和民主政治问题，张澜说：“各党派应公开合法存在。国共合作，尤为必要。……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和民盟及各方面民主力量商量后，由林伯渠于9月15日在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问题，要求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把当时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一般政治要求，集中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主张和总的奋斗目标。参政会后不到一个月，张澜就将这个民主宪法政治运动的具体主张和奋斗目标在成都的公开群众集会上响亮地提出，引起了震动。他接着号召说：“现在正是说话的时候，希望大家起来多说，多吼，那么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自然就有了！”（大鼓掌）
以上这些讲话，当时成都的《新中国日报》作了详细的报道，只是略去了对蒋介石的点名谴责。
在中国出生成长的加拿大籍国际友人、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博士（Dr.James G.Enditt），也来参加听讲。他对张澜的精彩讲话和学生们的强烈反响很感兴趣和激动，会后给加拿大外交部写了一份报告，并将副本交给了《时代》的记者。报告中说张澜“对国民党进行直接的，无畏的，特别有力的攻击”。“三番两次地号召学生：‘你们必须一而再地大声疾呼，直到你们获得言论自由为止。’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挽救时局……挽救的办法是把民主权利给予人民。”又说张澜“赞同共产党所持的这种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坚持统一，而共产党人首先要民主，共产党人若不首先取得民主，那么国民党计划中的统一就意味着肉体上消灭共产党。”
1984年，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委在所编写的《民主青年协会革命斗争史稿》中写到这次国是座谈会时，也强调指出：“民盟主席张澜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讲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国是座谈会的召开……打破了大后方沉寂的局面，动员和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对张澜这次讲话的作用和影响，作了很高的评价。
布衣铁骨论国是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12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一生清廉公正，浩气凛然，德高望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举国上下都尊称他张表老。
张澜1914年曾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1917年任四川省长，1920年因反对北洋军阀被北洋政府免职。1922年复任南充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1926年4月6日，就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他一贯提倡思想自由，学术民主。注重师资建设，在南充时聘请共产党人张秀熟、袁尧等作教师，邀请吴玉章到校讲演，传播马克思主义，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成都大学时，教师中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有，学生的活动也丰富多彩。三个政治派别的学生组织了三个社团，办了三个刊物，学校拨经费支持，让他们自由发展，互相争鸣。信仰社会主义的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邀请中共特支书记刘愿安到校以“如何救中国”为题作讲演时，张校长亲自参加听讲。讲毕，张校长立即起身“掀髯欢笑，带头鼓掌，连声称赞‘讲得好！’”接着全场热烈鼓掌。他还主持招收女学生，开创男女生同校学习的新风。盘据成都的军阀逮捕进步师生时，张校长立即奔走营救。获悉有成大学生六人被杀害后更加震怒，便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会上厉声谴责反动军阀残杀学生，“任意蹂躏学府尊严”的罪行，当场宣布辞职以表示抗议。各军首脑迫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表示挽留，张澜感到反动势力的阻碍，在成大已难有所作为，仍婉辞他们的盛情，于1931年1月回到了南充。
1937年，中国对侵华日军开展全面抗战。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张澜被遴选为参政员。但是到了1939年1月，蒋介石便自食其不分党派精诚团结的诺言，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秘密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破坏团结。张澜获悉后，在蒋介石约见时，当面直问说：“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和蒋介石进行了争论。1940年，蒋介石为了排斥四川地方将领，加强嫡系部队对四川的控制，自己兼任了四川省主席。3月28日，他召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座谈宪政及川政问题时，张澜说：“补充阙者，不能亲从脞。”当面指出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是不妥当的。
1940年，著名爱国经济学教授马寅初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时，痛骂蒋介石的连襟、财政部长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他们这般贪官污吏，“误国之罪，还在汉奸、奸商之上”。12月8日，蒋介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次年9月17日，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张澜在会上提出《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提案指出，“忠直利国之言，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提案代表民意，反映民心，惜未被当局采纳。直到1942年8月，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方才释放马寅初教授。
在这次参政会上，张澜和民盟几位负责人参照民盟《十大纲领》的内容，概括写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民意机构；保障人民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等事项。由张澜领衔签署，董必武、邓颖超等共23位参政员参加联署提出。蒋介石看到这个提案的文本后甚为震怒，拍案大骂道：“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不准讨论此案。张澜在会上直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让讨论这个重要提案，与蒋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之久。会后又写了一封五千多字的长信给蒋介石，重申这个重大提案的必要性，再度对他拒不讨论此案提出批评，并不再出席会议。此后当局虽然聘请张澜任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张澜也不再参加参政会的活动，更不驻会。直到1943年9月第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将要召开时，张群奉命再次敦请张澜出席，他方才同意参加。
梁漱溟80年代末向张澜的女儿谈及张澜说：“表老德高望重，敢于斗争，大家都尊敬他。”这的确是当时普遍一致的看法。曾经作过国民参政员的“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在他的《抗战以来》一书中记述国民参政会的章节里写道：“在六七十岁的老前辈中，我们可以看到富有斗争精神，老当益壮的伙伴，例如最令人感动的有张一……又例如躯体魁悟，美髯的张澜先生，虽高寿已达古稀，而气概却无殊青年，对于四川积弊，在会场上尤其是口若悬河，气薄云霄。我们看见年青的纯洁英俊，深为国家民族庆幸，看到六七十岁的老前辈这样英勇有为，更不禁为国家民族快慰。”周恩来也对一些民盟上层人士说，张澜不但反蒋坚决，而且西南许多实力派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以他在他们中的威望，很有利于民盟在西南立足。张澜继任民盟主席，可谓众望所归。
与毛泽东三次畅谈
坐落在重庆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主人鲜英字特生，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护卫营参谋，后任国民政府陆军第10师师长。因不满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危及抗战，愤而辞却一切职务，宣布影息特园，弃政从商。他参加民盟，延请张澜在此长期下榻。从此特园群贤毕至，英才荟萃。特园既是抗日民主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中心活动场所。同时还是民盟没有挂牌的总部所在地，上层的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张澜以主席名义发表的政治主张和重要函件，从此发出。
1945年8月1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澜当天即在特园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呼吁“立即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以寻求“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径。15日，民盟又在特园向新闻界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进一步阐明民盟的上述政治主张。
8月28日，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张澜、鲜英等前去机场迎接。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8月30日，便亲临特园访问。毛泽东刚在客厅坐下，便对张澜说：“表老，我临行时，你的学生，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托我带了一封信给你，并代他向你问候，还给你带了一份礼品，大生产时候织的军毯。”随即挥手示意警卫员将随带信件和礼品送上。张澜收下信件和礼品后说：“请代我向总司令致谢。”然后毛泽东和张澜、鲜英亲切叙谈了半个小时，说明刚到重庆事忙，改日再来畅谈，方才离去。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里，先后三顾特园。第二次是9月2日，民盟领导成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冷、张申府和鲜英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席间，毛泽东说：“我们今天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于民主之国。”
9月14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特园，专访张澜，二人闭门促膝谈心，畅论国是达三小时之久。他告诉张澜国共谈判的情况说，有一部分问题已经取得协议，目前症结仍在军队和解放区两个根本问题上。蒋介石正在驻华美军大力帮助下军运频繁，名为接收敌战区主权，实为抢占地盘，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国共已经取得一致的问题公诸于众，以免蒋介石以后又不承认，并主张用他给国共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毛泽东表示赞同。他又说，表老在西南声望很高，地方将领和实业界人士多半都听你的。他们有些是你的学生，有些是你的部下，何况你是“川北一圣人”嘛，一生清廉公正，两袖清风，连小小的公馆都没有，他们在心里不能不佩服你。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想吃掉他们，而你不厌其烦一再给他们指引爱国为民的光明大道，他们相信你是关心他们，为他们好的。现在内战的危险可能严重存在，如果内战爆发，请表老鼎力做川军将领的工作，希望他们至少保持中立。张澜表示一定尽力去做。
是夜，张澜即刻赶写给国共两党的公开信，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民盟机关报《华西晚报》同时全文发表。
一锤定音：民盟不参加伪国大
国共重庆谈判的成果，是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事隔几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其六届二中全会后，便肆意破坏政协决议，视《停战协定》如废纸，继续发动和扩大内战。7月4日，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罗隆基语），悍然于当日下午单方面下达了如期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的通知。
周恩来当日便理所当然地宣布，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的一党包办的国大。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第三方面’是否参加伪国大的问题上来。”“在这个关节上，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在‘第三方面’来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
张澜在成都，接到南京民盟总部同仁催请他东下主持总部工作的专函后，于10月11日抱病坐飞机抵达重庆，对前来机场欢迎的民盟中委邓初民等20余人和报社、新闻社记者发表简短谈话说：“民盟一贯之主张，是和平民主。为了要求和平，所以反对内战；为了要求民主，所以反对国民党一党单独召开国大。如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实有徒然把中国造成分裂局面之可能。”下榻“特园”后，又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中国的宪法已经通过两次了，人民不同意还得再来。国民党如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与其他的人合作。”并警告说：“如国民党硬要一意孤行下去，这对他是异常不利的。”
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的代表兼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是张澜的老朋友，二老当年在南充办学和搞地方自治时曾有密切的合作。张澜到重庆后，吴玉章数次到特园来访。吴玉章向张表老说明了党中央对时局的决定和态度，分析了一个多月来民盟致力于调解国共关系失败的原因，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独裁分裂的方针。二位老人在亲切交谈中的共同看法是：坚持或是破坏政协决议，是当前顺应或者违反人民意志的根本分水岭。作为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政党，必须信守自己的签字和诺言，断然拒绝破坏政协决议的任何举动。因此，决不能参加伪国大。
张澜决定暂留重庆，不再东下，以表示他拒绝参加伪国大的决心，并避免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将他的东下歪曲为将参加国大。被誉为和平老人的成都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到重庆准备东下，张澜挽留他说：“要去，等国民党按照政协决议的程序召开国大时，我们一起去。”邵老也留下了。
在南京，国民党正紧锣密鼓地加强对民盟的欺骗拉拢和分化瓦解活动。国民党大员陶希圣、陈立夫、潘公展、彭学沛等轮番游说，甚至宋美龄也出动了。青帮首领杜月笙也来做过说客。他们先着重拉拢黄炎培、罗隆基，都被婉言谢绝了。对张君劢，经过反复拉拒的争夺，国民党终于以委任其弟张公权任财政部长作诱饵，最后奏效了。国民党又放出所谓民盟先参加中共后参加的说法，表面上没有说不要中共参加，也有一点欺骗作用。第三方面的思想陷于混乱之中，民盟内部，也有些人还在犹豫，还想看一看。民盟一些中委乃至第三方面人士李济深等，都急盼张澜早日东下，团结第三方面以应付当前尖锐复杂的局面。李济深说：“表方不来，一切失去了中心。”
面对这种情况，黄炎培、罗隆基自感“镇不住纸”，主张催请张表老早日东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12日一大清早便来蓝家庄民盟总部，到时黄炎培刚刚起床，还在刷牙。周恩来向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建议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大家当即商定由实际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挂长途电话向在重庆的张澜汇报请示。张澜在电话中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及干部陈新桂等都听见了。张澜接着叮咛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完张澜在电话中给民盟总部一锤定音的明确指示后，这才放下心来，告辞而去。当天下午和晚上，张澜在重庆放心不下，又接连两次打电话给民盟南京总部周新民，再三叮嘱：“民盟无论如何不能提交名单（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民盟绝对不能参加国大！”
民盟总部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张澜主席的指示，一致表示拥护，“无一个对表老指示投反对票的”。（范朴斋）决议公布民盟不参加伪国大的决定，对外发表《严正声明》，对内发出《紧急通告》，其中引述张澜主席的指示，声明“即为本同盟对于国大之最后态度”。
《新华日报》随即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向全国报道：《民盟宣布拒绝参加国大》。
张澜得悉后高兴地笑着说：“今天晚上可以睡一觉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只要民盟不参加国大，国大就臭了！”
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听蒋主席报告的，都是反动分子。”
应邀北上，毛泽东亲临北京饭店诉心曲
1946年12月18日，张澜东下上海。24日主持召开民盟中常会，决议：“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张君劢作为民社党负责人提交该党参加伪国大代表名单，亦以参加国大论，给予退盟处分。1947年1月6日至7日，张澜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讲话指出，伪国大通过的伪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会议决定，继续为维护政协决议而斗争，并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困难局面，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布了《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宣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通令依据《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派遣特务和武装军警扼守张澜在上海永嘉里8号和成银行宿舍住地，强制解散民盟总部。张澜于次日发表声明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此声明上海各大报都不敢刊登，只有《正言报》和苏联办的《时代日报》全文发表了。
张澜和罗隆基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治病”，不许离开上海，他们仍然坚持斗争。
张澜早已警告过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对他是异常不利的。人民解放军威逼长江后，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争取喘息时间，先派张群回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妄图稳住西南。并先召四川地方将领邓锡侯、刘文辉到南京面谕，要他们支持张群。
邓锡侯见过蒋介石之后，便溜到上海看望张澜。邓对1948年春蒋撤掉了他的省主席职务，用听话的王陵基接替一事很生气。张澜劝他说：“丢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你应联络川军，等待时机，迎接解放要紧。”
刘文辉是张澜亲自吸收的民盟秘密盟员，他到南京后，便命随行的杨参谋长秘密径往上海看望张澜，请教川康下一步如何做的问题。张澜对杨说：“毛主席和我商量的是，内战打起来后，四川的力量够，就早起义，若力量不够，就等解放军进川时协同作战。”并嘱他们早回四川。杨回南京向刘文辉汇报后，刘完全接受张表老的吩咐，并遵嘱为民盟提供了一笔盟务活动经费。张澜将此款交给四川人办的和成银行汇往香港，补助民盟香港新总部的开支。刘将吸了多年的鸦片烟也戒掉了，下定决心准备起义。
张群要回四川任职时，也于1月24日先到上海看望张澜，张澜叮嘱他说：“你回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嘛！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还有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在四川打内战，这就是为人民造福了。”
张群答应这些事“回去以后斟酌办。”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名为《元旦文告》的求和声明。
1月5日，张澜在虹桥疗养院对来访的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尔雅纵论了国内国际大事。上海《申报》头版头条报道说：“此七十七岁之民盟主席称：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以为希望很渺茫。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中，有两条特别不能接受，不要说共产党如此，一般人民也是这样。这两条关于政府的接替和国民保持原状之要求。
张氏证实在香港活动的民盟分子数人已离港北上，与中共举行新政协，渠透露其中两人为沈钧儒及章伯钧。
李宗仁作代总统后，派邵力子、甘介侯于1月27日到上海请张澜再像过去一样出面“调解”。张澜告诉他们说：“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能再作调人。”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5月初进抵上海近郊。
国民党当局因张澜、罗隆基在被软禁中坚持革命立场，命上海警备司令王新衡派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将张、罗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海中。幸中共中央已经指示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地下党策动对蒋介石不满的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营救。杨虎应承后，获悉王新衡系派警备第三大队副阎锦文执行，而阎系杨虎的旧下属，便嘱阎营救，并派得力亲信潘云龙、庄儒伶二人充当警备队员协助阎锦文。阎率潘、庄二人以押解张、罗为名，将他们接出疗养院，乘坐的吉普车转向北街小巷摆脱追兵，然后弃车步行，命二人分别背上张、罗，穿院越墙，到达环龙路杨虎公馆，安全脱险。
5月24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27日傍晚，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前来看望，慰问张澜、罗隆基。
30日，民盟北平总部临工会电慰主席张澜等上海脱险。31日，沈钧儒电请主席张澜来北平主持盟务。
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张澜，欢迎张澜、罗隆基“准备来平”，“共同致力今后建设工作”。
14日张澜、罗隆基到达北平时，火车刚到前门车站停下，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便出现在车厢门前了。张澜由女儿搀扶急忙下车，周恩来迎上前来紧紧握住张澜的手，频频摇动，连声说：“你们为我们担了风险，吃苦了！吃苦了！我曾命令解放军和地下党赶快营救，总算见面了。”朱德是张澜昔日在四川南充办学时的学生，四十多年后再见老师，当即举手敬军礼，表示敬意。
张澜下榻北京饭店后，毛泽东次日亲自来看他。行前要换衣服，工作人员取出一件来，为难地说，有一个补丁。毛笑说，可以。张老先生一生清廉，衣着俭朴，和我差不多。见到张澜寒暄后，毛泽东含笑说：上海《申报》报道的，表老对合众社记者关于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谈话，我是同意的。现在不能公开讲就是了。张澜哈哈一笑。毛泽东请他次日去中南海家宴，俭朴的四菜一汤，张澜事后赞赏说：“这正是共产党伟大之处。”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张澜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在会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
张澜清廉公正，闻名乡里，有“川北一圣人”之美誉。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开国大典，也不同意做新衣服。年近80高龄，夫人要来京照顾他的生活，周总理得悉后为他安排较宽敞的住宅，他嫌太大，谢绝了。规定的警卫和服务人员编制，他要求减少一半，被誉为“中央人民政府艰苦朴素第一老”。其清廉高洁，一以贯之。苏联送给中国5部新轿车，毛泽东亲自关怀，指示配给张澜一部，他一再推却。后来，周总理亲自上门做工作说：“表老怎么留恋一部美帝的破旧汽车，不许换苏联赠送的新车哟？”说得他哈哈一笑，这才同意换新车。
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逝世，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视含殓，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举行公祭大会，刘少奇主祭，林伯渠致悼词，表示“中国人民感谢张澜先生在爱国运动中的贡献”，盛赞“张澜先生不朽！”黄炎培致哀词，颂扬张澜“一生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由刘少奇、周恩来等执绋，护送灵柩至八室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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