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几次突发事件季

2004-10-15 作者: 季 音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0年。“往事依稀浑似梦”,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但我这个亲历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却不能把它忘却,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往事不觉又一幕幕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眼前。

这里,我写的是自己亲历的几个片断。

“文革”的正式发难应当从何时算起?这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应当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有的说应当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之日算起。但我的亲身感受是,文革风暴,是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天起,才铺天盖地地刮起来的。那是1966年6月1日。

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在社论发表前夕,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连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也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5月31日下午,一大溜小汽车驶进报社大门,来者全穿着军装,还带来了10多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瞧着这群神秘的来客,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果然,过了不多会儿,广播喇叭响了:“全社人员立即到五楼会议室参加大会。任何人不得请假。”我匆匆赶到五楼,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主席台上几乎全是穿军装的人,坐在中心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小矮个子,人们一眼就认出,他是当时正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负责领导报社的全部工作。”他眨着小眼睛,神秘地向会场扫了一眼,“我在你们报社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我头脑嗡地一下,简直被打蒙了。政变?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机关报里搞政变?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真要改朝换代了吗?

全场鸦雀无声,连一点轻微的咳嗽声都没有,压抑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

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字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由陈伯达口授的杀气腾腾的社论,实质上宣告全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报社很快就乱开来了。不少革命热情高涨的人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揭竿而起,成立这样那样的“战斗队”,最大的造反组织叫“遵义红旗”。顾名思义,是代表正确路线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久,就由他们牵头召开了名曰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会,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文革”中报社的第一次大型批斗会,也是一次大打出手的武斗会。

那天,编辑部大楼里突然人声喧哗,口号声与“当当”的敲打搪瓷脸盆声此起彼落,一队队造反派战士押着一个个“牛鬼蛇神”从楼道上走过来,向五楼会议室走去。队伍里有个报社的副总编辑,手拎一个破脸盆,一边敲,一边大声喊:“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这显然是押着他的造反派逼着他如此表演的。

我只在门缝里张望了一下,就赶紧退回到办公桌边,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躲得越远越好。

离我办公室不远是文艺部,已经决定调出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听到楼道上的喧哗声,就走出办公室探看究竟。

“走!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抓住正在门口探望的陈笑雨,把他推进了正在游楼的“牛鬼蛇神”行列,一起押到五楼会议室。

这次批斗会是一次十分残酷的打人会,造反勇士们对被斗对象一个个拳打脚踢,毫不留情。平时身体很棒的国际部“摘帽右派”胡骑,被一个耳光打倒在地,从此他的这只耳朵被打聋了。陈笑雨这个平时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也被打得很凶,满脸血痕,再也站立不住。

就在当天傍晚,饱受凌辱的陈笑雨投河自尽。这是“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第一个自杀者。我与陈笑雨战争年代曾经在苏北淮阴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待人热情、很有才华的同志,不幸成了“文革”的殉葬者之一。

批斗会上凶残的打人场面,使报社广大有良心的人深深受到震憾,一致谴责这种暴行。

可是那年头,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伟大领袖的教导,敢于打人正是造反精神强的表现。打人事件依然不断出现。被押在报社印刷厂车间劳动的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一天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手表被人偷走了,他开始时不敢吭声,后来只是对边上的人低声问了几句,一个造反派闻声过来,迎头给了吴冷西一个耳光,打得吴踉跄几步,几乎跌倒。

从那以后,大小批斗会没完没了地召开着。报社里一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只在社内批斗走资派,又想出了一个新招,决定把批斗对象扩大到社外。一天,报社的广播喇叭发出通知,要全社人员立即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走进五楼会场,才知道今天是批斗彭德怀和胡乔木,不觉吃了一惊。会场上有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惊愕和不安。两个被斗者是被先后押上台的。彭德怀身材魁梧,依然不失军人风度,只是多年来的无情折磨,使他显得苍老而憔悴。

批斗纯粹是老一套,造反派勇士大声吼道:“彭德怀,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必须老实交待!”

“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彭老总的声音洪亮,沉着,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对造反小丑的呵斥。

乏味的批斗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进行。我相信会场上大多数人的心都向着彭老总。

接着批斗胡乔木。他本来个子不高,是个文弱书生,在造反派的推推搡搡下,几乎栽倒在台上。胡乔木是长期领导《人民日报》,深受全社员工爱戴的领导人,今天竟然被押到报社来,当众凌辱他,这使许多同志都心如刀绞。从胡乔木被押上台,我不忍看那场面,就低下头去,直到会议基本结束。

造反派想从批斗彭德怀、胡乔木中捞一根稻草,结果只是使他们在社内更加声名狼藉。

此时,报社内部两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打开激烈的派仗,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所有楼道。我什么战斗队都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每天以读大字报混日子。

乱哄哄的日子过得快。到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据说是革命队伍内部混进了各类坏人,必须一个不漏地揪出来,真正来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人民日报社搞了一场小小“政变”的陈伯达,决定亲临阶级斗争第一线。他选定新成立的文革部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试点。

一天下午,我所在的文革部领导小组通知,今天下班后全部工作人员不准回家,晚上有重要活动。

大约到了八九点钟,领导小组负责人陪着陈伯达和姚文元走进文革部办公室。我们立即列队站立,等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的训话。

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开始对文革部人员进行审问式的对话。姚文元拿着一厚本文革部工作人员花名册,站在陈伯达身边,为他一个个点名,陈伯达就循着次序,挨个儿地向队列里的人询问,盘查他们的家庭成分,本人政治面貌,何时参加革命,过去犯过什么错误等,询问得异常详细。还不时提出些怪问题,要对方当场回答,谁回答得稍有迟缓,他更紧追不舍,接连发问,仿佛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

这情景,不免使大家感到紧张不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盘问在一个又一个地进行,果然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连发生。当轮到文革部编辑白夜时,陈伯达灵机一动,发问:“你为什么叫白夜这个怪名字?”

白夜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陈伯达翻了翻花名册,发出一声阴笑:“原来是地主家庭出身,怪不得叫这个怪名字,还不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剥削贫下中农!”

盘问轮到另一个编辑赵近宇。这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前曾在《益世报》等旧报纸工作过。陈伯达问到这里顿时来了精神。

“你在反动的《益世报》工作过吗?”

“是的。”赵近宇有点紧张。

“你家里是不是藏着电台?”

一向胆小的赵近宇一听,吓得面色发白,连忙解释:“没有这事,没有这事。

陈伯达叮嘱站在边上的造反派头头,要他们认真查一查这件事。

当盘问到另一个女同志时,形势就更紧张了。这位女同志的父亲在敌伪时期曾经当过伪警察局长,她早就与反动父亲划清了界限,并如实向组织上作了交待。这时,陈伯达与姚文元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严厉地问:

“你父亲当过警察局长?”

“是的。”

“哎哟,那可是个大官呀!”陈伯达装出一副鬼脸,忽然蹦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他可不要把我抓起来哟!”

陈伯达的怪论一出,我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姚文元在旁顿时沉下了脸大声训斥:“这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有什么好笑的!”

陈伯达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的查问只进行了一半多一些,大概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示范,就宣布暂时停止,随即离开了文革部办公室。我不觉松了一口气。

不久,“清理阶级队伍”在全报社展开了。采取的是“自报公议,人人过关”的形式,每个人在会上详尽交待自己的历史,听候公众评审。这就又一次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凡是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个个被拉出来,坐到被告席上,听候群众审查。

本来已经紊乱不堪的报社内部,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清理阶级队伍真是“战果辉煌”,一个个新的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大部分押送进了不久前设立在图书馆地下室的“牛棚”。造反派选定了这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作为“牛棚”,是很高明的,这里只有一条楼道通到地面,要想从这里逃出去可不容易。被关进“牛棚”的所谓牛鬼蛇神,完全失去了自由,他们只能是早请示,晚汇报,像宗教信徒那样背诵“最高指示”,余下就是交待自己的罪行。但就这样看守严密的囚室,还是有人逃了出来,走上了自杀之路。她,就是群工部的一个普通干部赵湖。

人,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处于绝望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了最后的一个解脱办法,这就是自杀。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日趋激烈,自杀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陈笑雨是报社第一个自杀的(邓拓已调出报社,不算在内)。第二个自杀的就是赵湖这个不幸的妈妈。赵湖在敌伪统治时期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历史问题,过去早已查得一清二楚。这次造反派却翻出旧账,狠狠批斗她,要她老实交待。赵湖为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提出一个又一个不近情理的难题,要她回答,可怜她说的是一口浓重的山西土话,怎么说人们也听不懂,于是会场上一片“赵湖必须低头认罪”的斥责声,夹杂着阵阵嘲笑声,急得在台上的赵湖不知如何是好。我坐在会场上,心想,这哪里是什么批斗会,分明是残酷而下贱的对不幸者的戏弄。不久,赵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一天早晨,我正在二楼办公室打扫卫生,忽听外边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朝外一看,原来是赵湖正气喘吁吁地奔过来,显然是从“牛棚”逃出来的。

“赵湖怎么跑出来啦!她要干什么?”我惊异地想。走到门外,赵湖已经飞跑上了三楼,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沉闷的震响,这个有着几个孩子的母亲,跳楼自杀了。

报社第三个自杀者是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刘晓,一个在1957年的“扩大化”灾难里被错打成右派的老干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去延安途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他一度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来他设法逃了出来,依然义无返顾地投奔延安。这段历史过去早已查清,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这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硬说他是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特务。刘晓为人老实厚道,完全不是那帮胡搅蛮缠的造反派的对手,凭他怎么解释,也洗不清劈头盖脸地向他泼来的污水。在小组会上,他被造反派追问得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那绝望的神情,我在旁看了不禁心酸。

一天下午,办公室的广播喇叭响了:“明天下午两点,在五楼会议室召开批斗右派分子刘晓大会。”

刘晓听了,脸上登时白得像张纸,两眼发直。我看他的脸色不对,估计他肯定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便走过去安慰他说:“老刘,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总是可以说清楚的,你要想得开,别胡思乱想。”我和刘晓是同命运的人,有共同语言,平时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我以为我的劝说也许能起些作用。

刘晓听了我的话,没有吱声,仍然两眼呆滞。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默默地喝了一瓶“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民日报社在“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走上了自杀之路?我查不到确切数字,有的说七八个,有的说还要多些。

人,本来是生活的主人,他们理应受到尊重,受到呵护,受到关爱。俗话说,人命关天,难道还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么?可是,在“文革”那个彻底颠倒了是非的疯狂年代,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死几个人如同踩死几只蚂蚁。

尽管社内不断出现死人事件,可是祸国殃民的“文革”依然在照常进行。直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人民日报社才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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