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几次突发事件季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0年。“往事依稀浑似梦”，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但我这个亲历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却不能把它忘却，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往事不觉又一幕幕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眼前。
这里，我写的是自己亲历的几个片断。
一
“文革”的正式发难应当从何时算起？这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应当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有的说应当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之日算起。但我的亲身感受是，文革风暴，是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天起，才铺天盖地地刮起来的。那是1966年6月1日。
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在社论发表前夕，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连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也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5月31日下午，一大溜小汽车驶进报社大门，来者全穿着军装，还带来了10多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瞧着这群神秘的来客，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果然，过了不多会儿，广播喇叭响了：“全社人员立即到五楼会议室参加大会。任何人不得请假。”我匆匆赶到五楼，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主席台上几乎全是穿军装的人，坐在中心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小矮个子，人们一眼就认出，他是当时正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负责领导报社的全部工作。”他眨着小眼睛，神秘地向会场扫了一眼，“我在你们报社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我头脑嗡地一下，简直被打蒙了。政变？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机关报里搞政变？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真要改朝换代了吗？
全场鸦雀无声，连一点轻微的咳嗽声都没有，压抑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
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字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由陈伯达口授的杀气腾腾的社论，实质上宣告全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报社很快就乱开来了。不少革命热情高涨的人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揭竿而起，成立这样那样的“战斗队”，最大的造反组织叫“遵义红旗”。顾名思义，是代表正确路线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久，就由他们牵头召开了名曰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会，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文革”中报社的第一次大型批斗会，也是一次大打出手的武斗会。
那天，编辑部大楼里突然人声喧哗，口号声与“当当”的敲打搪瓷脸盆声此起彼落，一队队造反派战士押着一个个“牛鬼蛇神”从楼道上走过来，向五楼会议室走去。队伍里有个报社的副总编辑，手拎一个破脸盆，一边敲，一边大声喊：“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这显然是押着他的造反派逼着他如此表演的。
我只在门缝里张望了一下，就赶紧退回到办公桌边，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躲得越远越好。
离我办公室不远是文艺部，已经决定调出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听到楼道上的喧哗声，就走出办公室探看究竟。
“走！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抓住正在门口探望的陈笑雨，把他推进了正在游楼的“牛鬼蛇神”行列，一起押到五楼会议室。
这次批斗会是一次十分残酷的打人会，造反勇士们对被斗对象一个个拳打脚踢，毫不留情。平时身体很棒的国际部“摘帽右派”胡骑，被一个耳光打倒在地，从此他的这只耳朵被打聋了。陈笑雨这个平时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也被打得很凶，满脸血痕，再也站立不住。
就在当天傍晚，饱受凌辱的陈笑雨投河自尽。这是“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第一个自杀者。我与陈笑雨战争年代曾经在苏北淮阴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待人热情、很有才华的同志，不幸成了“文革”的殉葬者之一。
批斗会上凶残的打人场面，使报社广大有良心的人深深受到震憾，一致谴责这种暴行。
可是那年头，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伟大领袖的教导，敢于打人正是造反精神强的表现。打人事件依然不断出现。被押在报社印刷厂车间劳动的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一天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手表被人偷走了，他开始时不敢吭声，后来只是对边上的人低声问了几句，一个造反派闻声过来，迎头给了吴冷西一个耳光，打得吴踉跄几步，几乎跌倒。
从那以后，大小批斗会没完没了地召开着。报社里一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只在社内批斗走资派，又想出了一个新招，决定把批斗对象扩大到社外。一天，报社的广播喇叭发出通知，要全社人员立即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走进五楼会场，才知道今天是批斗彭德怀和胡乔木，不觉吃了一惊。会场上有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惊愕和不安。两个被斗者是被先后押上台的。彭德怀身材魁梧，依然不失军人风度，只是多年来的无情折磨，使他显得苍老而憔悴。
批斗纯粹是老一套，造反派勇士大声吼道：“彭德怀，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必须老实交待！”
“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彭老总的声音洪亮，沉着，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对造反小丑的呵斥。
乏味的批斗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进行。我相信会场上大多数人的心都向着彭老总。
接着批斗胡乔木。他本来个子不高，是个文弱书生，在造反派的推推搡搡下，几乎栽倒在台上。胡乔木是长期领导《人民日报》，深受全社员工爱戴的领导人，今天竟然被押到报社来，当众凌辱他，这使许多同志都心如刀绞。从胡乔木被押上台，我不忍看那场面，就低下头去，直到会议基本结束。
造反派想从批斗彭德怀、胡乔木中捞一根稻草，结果只是使他们在社内更加声名狼藉。
此时，报社内部两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打开激烈的派仗，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所有楼道。我什么战斗队都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每天以读大字报混日子。
二
乱哄哄的日子过得快。到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据说是革命队伍内部混进了各类坏人，必须一个不漏地揪出来，真正来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人民日报社搞了一场小小“政变”的陈伯达，决定亲临阶级斗争第一线。他选定新成立的文革部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试点。
一天下午，我所在的文革部领导小组通知，今天下班后全部工作人员不准回家，晚上有重要活动。
大约到了八九点钟，领导小组负责人陪着陈伯达和姚文元走进文革部办公室。我们立即列队站立，等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的训话。
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开始对文革部人员进行审问式的对话。姚文元拿着一厚本文革部工作人员花名册，站在陈伯达身边，为他一个个点名，陈伯达就循着次序，挨个儿地向队列里的人询问，盘查他们的家庭成分，本人政治面貌，何时参加革命，过去犯过什么错误等，询问得异常详细。还不时提出些怪问题，要对方当场回答，谁回答得稍有迟缓，他更紧追不舍，接连发问，仿佛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
这情景，不免使大家感到紧张不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盘问在一个又一个地进行，果然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连发生。当轮到文革部编辑白夜时，陈伯达灵机一动，发问：“你为什么叫白夜这个怪名字？”
白夜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陈伯达翻了翻花名册，发出一声阴笑：“原来是地主家庭出身，怪不得叫这个怪名字，还不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剥削贫下中农！”
盘问轮到另一个编辑赵近宇。这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前曾在《益世报》等旧报纸工作过。陈伯达问到这里顿时来了精神。
“你在反动的《益世报》工作过吗？”
“是的。”赵近宇有点紧张。
“你家里是不是藏着电台？”
一向胆小的赵近宇一听，吓得面色发白，连忙解释：“没有这事，没有这事。
陈伯达叮嘱站在边上的造反派头头，要他们认真查一查这件事。
当盘问到另一个女同志时，形势就更紧张了。这位女同志的父亲在敌伪时期曾经当过伪警察局长，她早就与反动父亲划清了界限，并如实向组织上作了交待。这时，陈伯达与姚文元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严厉地问：
“你父亲当过警察局长？”
“是的。”
“哎哟，那可是个大官呀！”陈伯达装出一副鬼脸，忽然蹦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他可不要把我抓起来哟！”
陈伯达的怪论一出，我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姚文元在旁顿时沉下了脸大声训斥：“这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有什么好笑的！”
陈伯达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的查问只进行了一半多一些，大概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示范，就宣布暂时停止，随即离开了文革部办公室。我不觉松了一口气。
不久，“清理阶级队伍”在全报社展开了。采取的是“自报公议，人人过关”的形式，每个人在会上详尽交待自己的历史，听候公众评审。这就又一次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凡是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个个被拉出来，坐到被告席上，听候群众审查。
本来已经紊乱不堪的报社内部，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三
清理阶级队伍真是“战果辉煌”，一个个新的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大部分押送进了不久前设立在图书馆地下室的“牛棚”。造反派选定了这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作为“牛棚”，是很高明的，这里只有一条楼道通到地面，要想从这里逃出去可不容易。被关进“牛棚”的所谓牛鬼蛇神，完全失去了自由，他们只能是早请示，晚汇报，像宗教信徒那样背诵“最高指示”，余下就是交待自己的罪行。但就这样看守严密的囚室，还是有人逃了出来，走上了自杀之路。她，就是群工部的一个普通干部赵湖。
人，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处于绝望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了最后的一个解脱办法，这就是自杀。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日趋激烈，自杀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陈笑雨是报社第一个自杀的(邓拓已调出报社，不算在内)。第二个自杀的就是赵湖这个不幸的妈妈。赵湖在敌伪统治时期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历史问题，过去早已查得一清二楚。这次造反派却翻出旧账，狠狠批斗她，要她老实交待。赵湖为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提出一个又一个不近情理的难题，要她回答，可怜她说的是一口浓重的山西土话，怎么说人们也听不懂，于是会场上一片“赵湖必须低头认罪”的斥责声，夹杂着阵阵嘲笑声，急得在台上的赵湖不知如何是好。我坐在会场上，心想，这哪里是什么批斗会，分明是残酷而下贱的对不幸者的戏弄。不久，赵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一天早晨，我正在二楼办公室打扫卫生，忽听外边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朝外一看，原来是赵湖正气喘吁吁地奔过来，显然是从“牛棚”逃出来的。
“赵湖怎么跑出来啦！她要干什么？”我惊异地想。走到门外，赵湖已经飞跑上了三楼，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沉闷的震响，这个有着几个孩子的母亲，跳楼自杀了。
报社第三个自杀者是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刘晓，一个在1957年的“扩大化”灾难里被错打成右派的老干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去延安途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他一度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来他设法逃了出来，依然义无返顾地投奔延安。这段历史过去早已查清，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这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硬说他是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特务。刘晓为人老实厚道，完全不是那帮胡搅蛮缠的造反派的对手，凭他怎么解释，也洗不清劈头盖脸地向他泼来的污水。在小组会上，他被造反派追问得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那绝望的神情，我在旁看了不禁心酸。
一天下午，办公室的广播喇叭响了：“明天下午两点，在五楼会议室召开批斗右派分子刘晓大会。”
刘晓听了，脸上登时白得像张纸，两眼发直。我看他的脸色不对，估计他肯定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便走过去安慰他说：“老刘，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总是可以说清楚的，你要想得开，别胡思乱想。”我和刘晓是同命运的人，有共同语言，平时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我以为我的劝说也许能起些作用。
刘晓听了我的话，没有吱声，仍然两眼呆滞。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默默地喝了一瓶“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民日报社在“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走上了自杀之路？我查不到确切数字，有的说七八个，有的说还要多些。
人，本来是生活的主人，他们理应受到尊重，受到呵护，受到关爱。俗话说，人命关天，难道还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么？可是，在“文革”那个彻底颠倒了是非的疯狂年代，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死几个人如同踩死几只蚂蚁。
尽管社内不断出现死人事件，可是祸国殃民的“文革”依然在照常进行。直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人民日报社才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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