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 2004年第10期 重温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作者：张绪文 ]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同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著名的“8·18”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献。认真地阅读它，可以使我们从比较深的层面上，回顾历史，思考现实，展望未来。
值得记取的历史经验
“8·18”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作出的，是在全党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作出的。
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那么，如何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回答是：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讲话》列举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诸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指出：这些弊端的存在，“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讲话》还提出：“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全国人民记忆犹新的。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回答是：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严肃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上述这段话可以称得上一语中的，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二十四年前我们刚刚从那场灾难中走出来的时候读它，有这样的感受；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诸多急待解决的难题读它，同样有这样的感受。对于上述付出了沉重代价总结出来的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应当牢牢记取，铭刻在心。
从一道难题看制度建设的重要
现实生活中需要破解的难题很多。这里只说作者熟悉的一道难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这条思想路线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是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它的重要性已被实践所证明，已为全党所公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从倡导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邓小平最后一次出来工作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从这里破题的。破掉“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执行，才有中国近二十多年的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公认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少同志不只一次地反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的确是一道需要继续破解的难度很大的课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贯彻执行，有诸多的原因。首先，实事求是的本意是探索事物的内部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可是，主体反映客体，特别是反映规律，是十分艰难的。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是凭直观就能把握的。因此，要研究并谙熟“求是”的规律，也就是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第二，主体自身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难以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公之于世的，但绝不是随便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出于什么动机，都可以实行得了的。这里，既有一个善不善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也有一个敢不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无私方能无畏，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提高主体素质，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至关重要。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体制的弊端恐怕是更为根本的。体制不好，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一定时期是要吃苦头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不是因为敢讲真话而吃了苦头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本人也曾经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一度被撤掉几个重要的职务。我们党是奋斗了几十年的成熟的党，毛泽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伟大的领袖，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尽管党内有那么多同志思想不通，但在当时全党都不能纠正他的错误，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我们党一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做起来直至今日又普遍感到如此之艰难，这就不能单纯归咎于某个人的品德和过失，而要从更深的层面即从体制上找原因。就拿用人体制来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着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的痕迹，那么，许多不正之风都是难以纠正的。诸如：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围着领导转，不去深入群众；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甚至买官卖官，等等。由此可见，没有好的制度保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落到实处，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也显得苍白无力。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求真务实尚未形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风尚，党中央及广大党员和干部为此忧心忡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现行的制度仍然存在许多弊端。邓小平二十四年前所作的“8·18”讲话，仍然是我们今天破解“实事求是难”的一把金钥匙。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振兴伟业，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有赖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国的改革，就城市和农村而言，农村先行一步；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基础性的东西。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配置资源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只是附属物。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必然形成政治上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推出的重头戏，表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深谋大略和远见卓识。他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定会载入史册。经济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法，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优化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市场相互衔接的市场体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是去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程度的总体判断。这个总体判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框架搭起来了，子系统建立起来了，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体制的轨道和规则运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其二是说，新建立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企业、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子系统比较稚嫩，整个市场体系的运转尚存在许多问题，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最深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十分艰巨，作为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比较滞后。总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要用系统观点、立足系统整体去观察。由于是经济体制系统整体的变化，虽说是“初步建立”，但谁想回到旧体制，已经根本不可能了。由于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党、政府和人民付出了许多，但仅只十年，也只能是“初步建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确无须担心走回头路了，但倘若不继续前进，不切实地在完善市场经济系统上用力，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从“初步建立”到“完善”，是一个大台阶，有的学者用“改革的中后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说明这一段历程的艰难。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迫切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不失时机地推出的又一出重头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配套地稳步推进，应当是改革发展到现阶段所呈现出的特色。作为政治家、战略家、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改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他在几次谈话中说到：“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多么中肯而切中要害！须知，这是十八年前讲的话。致力于中国改革并且经历过中国改革历程的人们，今天重温这些话，自然是倍感亲切的。试想，如果不稳步而切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真正解决人民执掌权力的问题，不建立权力的授予、监督、制衡的体制和机制，我们能够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运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吗？我们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吗？我们能够遏制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吗？我们能够避免走入“权力资本”的陷阱吗？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这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根本转变。邓小平把解决人治还是法治问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否严格依法。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但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而政府必须率先守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写进《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
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艰难的。搞了若干年的计划经济，所谓轻车熟路，一想点子，一出主意，一作决策，自觉不自觉地就是过去那一套，须知习惯势力是非常之可怕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国家，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倒有家长制、专制独裁的“基因”，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谈何容易！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不是谁都能够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不是谁都能够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当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改革初期的某些受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但是，改革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会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我们党领导改革的依靠力量和动力源泉。邓小平多次说过，改革是有风险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某项重大的改革举措时，对随之而来的风险作出评估，并提出应对的措施。无论什么改革，都要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是，不把改革适时地向前推进，矛盾积压下来，党和国家将要有更大的风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自我完善所进行的变革无疑会减轻社会的阵痛，但它同时要求领导改革的党和从事改革的人们，具有同传统观念、传统体制决裂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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