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主持的两次调查会苏
陈云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法，长期以来，为全党所称颂。这里，我只根据自己亲自接触的事情，对陈云怎样做调查研究，讲几点个人体会。
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
陈云常说，做工作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怎样才能做到唯实呢？主要靠调查研究。他告诉我们：“领导机关决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他不仅这样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后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困难，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并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战略决策。这个讲话，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
陈云的讲话，为什么能够如此深入人心，使大家信服呢？主要是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的，符合实际。能做到这一点，则得益于他所作的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他首先到农村做农业调查。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调查后，向党中央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管；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今天看，这些建议已无足轻重，但能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1961年秋，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做工业调查。10月14日至11月3日，召开煤炭座谈会；11月24日至12月11日，召开钢铁座谈会。两个会前后开了37天。按原计划还要开一个机械工业座谈会，由于陈云身体不好，1962年初开了一次会，就停下来了。我当时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领导曾派我列席煤炭和钢铁座谈会，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在会上，我认真听大家的发言，并做了详细的记录。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习机会。它不仅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三年“大跃进”的情况和问题，而且亲身领会到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煤炭座谈会开始，陈云首先说明了座谈会的性质和开会的方法。他说：根据典型的情况（从61个直属矿选了6个矿）找出若干问题，专门讨论。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出不同的意见。共同的意见也不做结论。讨论中分两类问题：一类是厂矿内部的问题，一类是从部、从全国的角度看的问题，即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工业和农业不同，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内和企业外的问题。讨论方法：先报告，再专题讨论，重点在专题讨论。从10月14日到20日，听了6个矿务局的报告，21日听了煤炭工业部部长的报告。汇报时，陈云每天按时到会，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每一位同志的发言，而且把要点记下来。在听汇报过程中，有时也插话，但插话不多。煤炭部部长汇报后，陈云提出了18个讨论题目，其中包括：三年来煤炭产量上升的原因，1960年下降的原因，现在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其余都是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工人住在农村的家属粮食定量不够的问题。他认为，讨论最怕囫囵吞枣，问题分得细，讨论反而快。
经过讨论，陈云根据大家的意见，把三年煤炭产量上升归纳为四个原因：（一）增加来自老井、新井、卫星井和工程煤；（二）底子好；（三）干劲大；（四）不适当的开采（约6000万吨）。1961年煤炭生产下降的原因：（一）生产指标高了；（二）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三）因此，材料、设备分配少了，带病运转；（四）生活从1959年开始出问题；（五）管理混乱（技术革命、工具、巷道维修、各种制度）。他指出，采掘跟不上，是指标高逼的，生产指标摆在第一位，别的都同它有关。陈云说：“头几年不管什么原因总是上去了。中央、地方都积极得很。当然，预先看到问题可以改，但是也很难。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水平如何，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
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煤炭座谈会大体相同。
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了重大的调整部署。他主张，把十年（1963-1972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同时提出，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在这一战略部署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才慢慢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告，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无所顾忌左思右想
调查研究的成败，关键是被调查者敢不敢讲真话。要使被调查者讲真话，首先调查者必须讲真话。
煤炭座谈会一开始，陈云就强调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他说：座谈会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不要怕说右倾。从各种角度考虑问题会周到一些，避免片面性。
这几句话太重要了。至少是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党内说假话成风。比赛谁的假话说得大。说真话则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受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真话？这个座谈会，如果和过去一样，只讲假话，不讲真话，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陈云同志提出的无所顾忌，左思右想，对与会者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大家都敢说真话了，才有可能开好这次座谈会。
在会议过程中，陈云一再强调讲真话。
第一天，陈云在听完阳泉矿务局党委书记的汇报以后说：革命总是有对有错，好事讲不坏，坏事讲不好。见了面只是哈哈哈，革命会大势已去。胜利了的革命也会大势已去。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为谬误，谬误也不能说成为真理。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在陈云的鼓励下，汇报的同志确实做到了畅所欲言。
在汇报中，党委书记们对煤炭产量下降列举了许多原因。如高指标，追产量，加班加点挤了维修时间；采煤方法不当，吃厚煤层多，吃薄煤层少，大巷失修，工作条件变坏；材料设备供应不足；新工人多，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低；管理削弱……但最突出的是生活问题。阜新的同志说：由于生活问题解决不了，粮食和副食品不足，工人体力普遍下降。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大跃进”带来的。1958年以后，管理制度剩下不到一半，而且自流了；指标过高，规章制度（包括计划平衡、采掘衔接）不能坚持，乱采乱掘；取消计件工资，使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生活困难，带来职工队伍不稳定；技术人员政策不落实，有功不显，有过难逃；群众对干部说的话失去信任，说“1958年号召什么听什么，1959年怀疑，1960年不敢说也不敢信了”。
汇报以后，一位党委书记说：“过去只能在桌子下面讲的话，现在也搬到桌子上面来了”。陈云说：“共产党员的桌子下面的话，总有一天要搬到桌子上面来”。有人开玩笑，说“除非是和老婆说的话”。有人说：“那也不一定。”
要做事后诸葛亮
有一位党委书记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后说：我这都是事后诸葛亮。
陈云对大家说：就是要做事后诸葛亮。他说：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就是总结经验。错误不可避免，要客观，要接受经验教训，肃反的经验最多，没搞过的也会出“左”。土地改革也是一样，去过中央苏区的人，还是可能出“左”。许多事情自己没有经历过，就容易出问题。每个部门都有很多争论，问题是采取正确态度，要客观地看问题，否则，今后还会重犯错误。
当煤炭部谈到“大跃进”期间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陈云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每年增加多少煤。但每年能增加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10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三年每年增加2690万吨。过去一个时期建设煤矿靠外国设备。现在要转到完全靠国产设备，争取配套。这样，每年增加2300万吨不容易，增加2000万吨比较充裕。
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陈云提出，一定要算账。生产和基建所需要的主要设备、一般设备、辅助材料、三类物资到底需要多少？几项材料要分别计算。以后做老实事，材料不够，可以请示综合机关，或者吃老本，或者减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是算账，一是材料和指标要一致。算账很重要，五块钱只能做五块钱的事，不能做八块钱的事。他特别强调，不要怕降低指标，向下是实的，向上是虚的，下马总有个底。东西多出来了，谁也吃不下去，半年以后可以作结论。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到100亿元，半年以后东西多出来了，结果完成138亿元。
陈云很注意引导大家认识错误的性质。他说：我们在农村推广密植、种双季稻都是好心，但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比如电力排灌农民就非常满意。我们究竟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做坏事是出于本心还是方法不对？完全可以用事实说服农民。
对于如何纠正错误，陈云认为，纠正只要开始走一步，就松动了。有了十二条（即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才有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不要急了，要一步一步认识。
陈云的话使与会同志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受到很大启发。当时煤炭和钢铁工业虽然正处在困境，两个部门的同志不但没有垂头丧气，通过座谈会，向领导讲了心里话，反而提高了信心。
我讲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1984年，陈云就说：“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但我认为，陈云的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并未过时。它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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