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
[ 2004年第11期 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 作者：冯 征 ]
多少次执笔想抒发我内心灼热的情感，怀念终生难忘的耀邦同志，但直到我将满83岁的今天，才力不从心地还多少年来的宿愿。
耀邦同志是1989年4月15日过早地离开人世的。邓小平同志曾亲自到人民大会堂为他送行。我含着眼泪走出大会堂南门，伴随他的灵车在长长行列中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15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思想、精神依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在60多年坎坷的征途中，我曾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亲切的教诲，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毛泽东向我们推荐的热爱学习的“红小鬼”
我知道胡耀邦的名字，是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亲口推荐给我们的。在延安东门外延水之滨，为欢送我们新入伍的抗大学员开赴瓦窑堡，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副校长陪同下，前来为我们送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他高大的身材，灰布军装，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就要到远离延安的抗大一大队学习去了，我特地为你们送行，向你们推荐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老师，从苏联吃面包回来的张如心教授，他可以把许多马列著作背诵如流，你们可以向他学习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些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希望你们以这两个同志为榜样，好好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简短有力的欢送词，给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向往抗大的年轻学子以有力的鼓舞。
我对耀邦同志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对年轻人的热情关怀。我们近300人的两个学员队，从延安出发爬山越岭，经过三天行军，在8月4日的晚霞中到达了瓦窑堡。这是个形势险要、依山筑城、窑洞壮观的陕北名镇。大队机关的同志们敲锣打鼓在南门口欢迎我们，站在最前头的是一个个头不高，留着分头的青年人，他炯炯的目光凝视着我们，满面笑容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同学们，辛苦了，抗大一大队欢迎你们”。
第二天上午在上堡子广场上全大队集会，欢迎我们新到的学员队。主持欢迎仪式的同志向我们一一介绍大队、支队的负责同志和主任教师。当介绍胡耀邦政委时，我们发现就是昨天第一个和我们握手的那个青年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对我们说，“我就是胡耀邦，前几天，毛主席和罗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的是从大武汉来的，有的是从云南边疆、昆明来的，有的来自黄埔军校和绥远前线，还有从南洋、新加坡来的爱国侨胞，你们的到来为我们抗大增添了新的血液，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随时找我们谈，我们大队领导和教职员工就是为同学们服务的。让我们在抗大这座革命熔炉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耀邦政委简短亲切的欢迎词，使我们这些历经艰险、奔赴抗大的学员心里热乎乎的，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高度的革命原则精神
瓦窑堡是工农红军早已解放了的革命老区，曾经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的所在地。但是绥德专区挂名专员顽固分子何基鸿，借口加强国共合作，和我们联系，派了一个经过专门训练的磨擦专家田杰生、名义上的保安县县长来这里，专门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军民关系。在瓦窑堡双十节军民联欢会上，田杰生不请自来，大言不惭地表示要代表保安人民讲几句话。主持联欢会的镇长答应了他。田杰生说：“我是保安县的老县长，保安的老百姓托我讲几句话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欢迎抗大上前线，不要光在瓦窑堡吃年糕饭”。人们意想不到这个挂名的国民党县长，竟然在大会上公开挑拨、诬蔑抗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会场一片哗然。坐在主席台上的胡耀邦政委立即跃然而起，严肃地指着田杰生的鼻子说：“田先生，谁让你代表已解放多年的保安人民，你怎么能代表保安人民？你是靠了我们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被允许来瓦窑堡作联络工作的。谁不知道，我们抗大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上前线，在敌后创造了抗日根据地，你怎么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谎言，挑拨军民关系，居心何在？”耀邦政委义正辞严的讲话，与会军民报以热烈的鼓掌。“反对田杰生胡说八道”、“加强军民团结”的口号声，震撼了会场。面对胡政委的严厉谴责，在众目暌暌之下，田杰生低头哈腰地说：“胡政委不要生气，我说的是群众的一点意见而已，说错了，我收回。”在会场一片嘘嘘声中，他只好逃之夭夭了。与会的抗大师生和人民群众为胡耀邦政委的这种革命原则精神感到自豪。
耀邦同志深入基层关心青年学员的培养，使我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38年底，我在抗大一大队紧张愉快的学习就要结业了。大队领导让我们即将毕业的学员为新来的学员实习教课，听取领导和教员们的讲评。由于领导准备要我任哲学助教，让我把学习、领会毛泽东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讲稿精神的体会和心得，讲给新来的学员们听。这也是我学习中感受最深的，因此备课和介绍十分用心。一百多个新来的学员对我的实习课报以热烈的掌声。张如心教授对我的讲课予以肯定。大家没有意识到耀邦政委突然出现在课堂上。原来他早就坐在新学员的后面，听我的实习讲课。胡耀邦政委的出现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他紧握我的手说：“冯征同志，你是我们张如心教授的好学生，半年来，你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实习汇报课成绩是合格的，希望你再接再厉，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抗大教员。”
耀邦政委的亲切鼓励，再次指引了我学习和奋斗的方向。认真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奋发进取，对于我的一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9年初我从抗大一大队毕业分配到抗大五大队任政治助教。这时耀邦政委已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副部长，我们都住在八路军大礼堂附近的窑洞里，接触的机会多了，在延河边上散步经常可以碰到，不断能听取他的教诲。
耀邦同志鼓励我到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
1939年6月1日抗大举行建校三周年大庆，宣布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抗大总校要开赴敌后，到八路军野战总部去办。耀邦同志出席了延安各界欢送我们的大会。他对我说：“过去要求你安心在清凉山下，当一名教员，现在情况变了，要欢送你们到敌后去，到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和锻炼，这是很难得的，只要牢记毛主席的三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他说：“我将到前方去看望你们。”接着耀邦同志率领的总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们为我们送行，热情地教我们唱《再会吧，在前线上》的“送别之歌”，让我们唱会记熟。我们手挽手的在火光细雨中漫步，在延河边上反复地唱着这首感人的歌曲。6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忆犹新。
耀邦同志一再勉励我们在斗争中努力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我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1939年秋我随抗大总校前往晋东南路过晋察冀时，罗瑞卿副校长带领副大队长、老红军陈海涵和我一起去易水河边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看望聂荣臻司令员，当聂司令员得知我是邯郸人又是待分配的政治教员之后，向我讲起：易水边上的“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典故，我也向他讲述了我的家乡盛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将相和”的故事。我们谈的很投机。聂司令员当即向罗副校长提出留陈海涵同志和我在他身边工作。抗大总校就是向敌后根据地输送干部的。罗副校长当然不会拒绝老上级的要求。从此我就离开了抗大母校，和燕赵地区的父老乡亲结下了不解之缘。1946年夏天，当我所在的冀晋纵队转战绥包返回平绥线上阳高驻地后，碰到了从热河前线到冀晋纵队任政治委员的胡耀邦同志，真使我喜出望外，真正实现了我们在延安告别时唱的“再会吧，在前线上”的愿望。当时我是冀晋纵队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兼《前卫报》主编。7月7日在我主持的纵队直属队纪念抗战、欢迎胡耀邦政委、李昌主任的大会上，陈正湘司令员致欢迎词之后，胡耀邦政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晋察冀军区所在的燕赵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慷慨悲歌之地，涌现过许多爱国主义的英雄志士。冀晋纵队是以老红军部队为基础的英雄部队。陈正湘司令员是长征中的英雄，晋察冀的名将。李昌主任是北京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主持会的冯征科长是抗大的优秀教员，我能到这支英雄部队和同志们并肩战斗感到光荣和自豪。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在以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为首的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之下，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部队同志为胡耀邦政委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耀邦同志任纵队政委的第三天，就让我陪同他到大同前线视察敌我斗争的形势，听取部队领导同志汇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我向他提出一旦自卫战争开始请求到第一线部队去打仗。他说：“你的愿望和态度很好。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加强纵队的领导，大力宣传、贯彻毛主席的建军和作战思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责成我继续担任现职，集中精力先把《前卫报》办好。经过纵队党委讨论，耀邦同志亲自兼任报社社长，李昌主任任副社长，我任主编。报社编辑部中有新华支社副社长、著名记者王惠德（解放以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前卫剧社原社长沈定华（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冯兰瑞（任副主编）。编辑、记者有炯炎、泾水生、李健等人。为了能及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专门为报社配备了一部电台，每天抄写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稿，报纸从三日刊改为日刊。为保证铅印出版，为报社配备一辆胶轮马车运载铅印机和铅字。并配有四个骑兵通讯员每天把报纸及时送到运动中的部队。耀邦同志还决定报纸每天把头条篇幅留给纵队首长，以便及时传达领导的指示意图。并规定及时编发有针对性的讲话材料。纵队《前卫报》在耀邦政委、李昌主任亲自领导下，坚持每天铅印出版及时发到部队，在转战平绥及出击平汉、正太、津浦线和清风店歼灭战、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受到部队欢迎和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鼓励，荣立集体一等功。在解放战争中野战纵队能坚持每天铅印出版的报纸是绝无仅有的。解放后聂荣臻元帅和耀邦同志曾多次要我找寻当年铅印的《前卫报》，由于部队抗美援朝，丹东留守处档案失落，我原来保存的一份报纸，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抄走，没有找到，至今引为憾事。但耀邦政委亲自领导的《前卫报》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部队老同志还念念不忘耀邦政委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建设，提高战斗力方面的卓越贡献。耀邦同志在行军作战中经常出现在前线，遇到敌机袭击，他让部队迅速躲避，自己却泰然自若地指挥。他能及时向部队传达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当部队主动撤离张家口和大同前线转入察南和河北地区的时候，干部战士情绪不高，耀邦政委关于没有什么“不得了”、我们一定要争取“了不得”的报告，传遍了部队。他向干部战士说：我军主动撤离张家口和大同前线，是为了卸掉背上的包袱，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变被动为主动，这没有什么“不得了”。用不着垂头丧气，毛主席教导，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主动撤离张家口和一些阵地，正是为了在广阔的战场上，寻找和创造更好的机会歼灭敌人，因此没有什么“不得了”，而用毛主席主动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歼灭敌人的思想武装起来，才是我们认为“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了不得”的实现。耀邦政委关于没有什么“不得了”和一定要争取实现“了不得”的报告，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境界，形成了巨大的战斗力。为了发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部队还流传着耀邦政委关于“牵着笨牛的鼻子走”的讲话，启示了我们指挥员要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东奔西跑、造成许多失误，抓住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把它歼灭。耀邦同志创造性地用生动的语言传播毛泽东作战思想，武装并领导我们的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部队中还流传着耀邦政委重视并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毛主席建军、作战思想，倡导编写“人民军队三字经”的故事。1947年初当解放战争进入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在运动中对部队进行毛主席建军作战思想教育，这是一件领导关心的头等大事。一天，耀邦政委在《前卫报》上看到了前卫剧社宣传员和谷岩编写的一篇“三字经”式的歌谣，开头是：“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害人狼。”认为很好，立即要我找到和谷岩同志，鼓励他为部队战士编一本人民军队“三字经”。和谷岩同志说他参军前只上过几年小学，文化程度低，怕完不成任务。耀邦政委亲自鼓励他说：“不要泄气，天下许多大事都是小人物干出来的，只要下决心，思路对，肯努力，有志者事竟成。”在耀邦政委鼓励、指导下，和谷岩同志奋发写作，把毛主席的建军作战思想、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以及对部队任务要求写成了一本“三字经”，耀邦政委亲自审稿，还请了著名画家为“三字经”作了插图，请著名作家杨朔和我们一些同志们字斟句酌地作了文字上的推敲。由耀邦政委审定、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发行的“人民军队三字经”，受到部队热烈欢迎。
耀邦同志在大力宣传毛泽东作战思想的同时，还大力倡导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号召开展“立功运动”。1947年解放定县作战中，他亲自动员和组织电影工作者拍摄攻城影片，表扬指战员英雄事迹，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创举。他提出“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和“为人民立功最光荣”的口号，启发和调动干部战士的积极性，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群众、发展创新作出了贡献。
当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耀邦同志调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我也从野战部队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和耀邦同志的接触又多了起来，每逢重大节日（如春节、“八一”）我们有几个长期在耀邦同志领导下的老部下，都会到耀邦同志的家里，抚今忆昔，促膝谈心，这几乎成了习惯。
在坎坷、曲折的征途中，耀邦同志不断给我亲切教诲，鞭策和鼓舞我奋发前进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令人痛心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我刚随彭总从苏联及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归来，作为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负责简报及小型会议记录）。耀邦同志作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出席了会议。前期会议根据毛主席要开“神仙会”的指示，让人们畅所欲言，会议生动活泼。当毛主席发现彭总和不少同志对他倡导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中的严重浮夸现象有所批评以后，在7月23日的大会上出人意料地为彭总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随后又无中生有地说彭总有一个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内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从批“左”转到批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使得许多中央委员，忧心重重，不知所措。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和彭总促膝交谈如何求得主席谅解的对策。一些长期跟随毛主席、彭总的将领如邓华、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李志民、洪学智、唐亮等人对把彭总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首领，表示难以理解、接受。一向胸怀坦荡、快言快语的耀邦同志，忧心如焚，一言不发。当我把会议中一些同志的情况告诉他时，他满含眼泪对我说，彭老总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毛主席老人家听不进不同意见了，你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可以多听听，多想想，将来事实总会搞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解放军报》工作，因对林彪吹捧毛主席的一些言论提出质疑，被定为“既反毛又反林”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发配河南焦作劳改农场监督劳改。从此断绝了和耀邦同志的联系。这期间，听说耀邦同志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把我调到邓小平同志兼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政治部工作。这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我们中断了多年的联系又恢复了。当时耀邦同志正在大力倡导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于华国锋、汪东兴等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少单位的负责同志还在观望。总政治部依然执行华国锋的指示，说什么“实践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理论还是行动的指南”， “两个凡是”还必须坚决执行。当我把面临的这一情况告诉耀邦同志时，我请他为总参军以上干部作报告，他向我认真地阐述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指出全国包括军队不少负责人仍在观望。他考虑好久之后对我说，军队中的事最好能请德高望重的小平同志、几位老帅和罗瑞卿秘书长出来讲话。同样的道理由他们来讲比我讲作用和影响要大得多。按照耀邦同志的建议，我们总参党委就请兼总长小平同志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讲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重大意义，联系实际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军委和总参谋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有力地推动了军队中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和拨乱反正的进行。
“四人帮”被粉碎、党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耀邦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确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作为党的总书记耀邦同志的威望不断提高，受到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的热爱。这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个是1981年新年，我受总参党委委托，去看望和慰问正在休养的老总长黄克诚同志。当我向黄老汇报了总参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一些情况之后，黄老十分高兴对我说，你讲的大好形势我完全相信，但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耳朵又聋，听人讲也很吃力。我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咱们过去熟悉的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了，接着他问我能不能见到胡耀邦同志，转达他的一个意见。他说，我在广播里听到中央领导同志过年过节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畅谈大好形势，问他们能不能到革命老区和边远地区亲自去看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问题，我年老了，眼瞎，耳聋，不能去了，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他，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仅供中央同志参考。
当天下午，我向总参党委汇报了黄老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杨得志、杨勇、张震等同志的重视和支持。晚上杨勇同志和我就到了耀邦同志家里，向耀邦同志转达了黄克诚同志的建议。耀邦同志完全同意和赞赏黄老的建议，他说：这正是我们考虑不周的地方。他建议作为军委成员和第一副总长的杨勇同志立即向军委转达黄老的建议，加以讨论落实，他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并认真研究和落实黄老的建议。
1982年春节，耀邦同志就亲自到云南、贵州交界的地区看望老区人民，到西沙群岛看望海防战士。之后几年连续跑了七千多公里，在长征路上、边远地区察看人民生活、生产的情况，提出了开发革命老区和开展扶贫工作的措施。当年杨勇同志亲临南沙群岛，洪学智同志深入新疆和西藏边防，解决了海边防部队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多年来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央和军委领导作风的改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另一件事是1985年，我已满65岁到该离休年龄了。耀邦同志听说我将离休，特地找我谈话说，你虽然已满离休年龄，身体还可以，我和小平同志商量，推荐你到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协助年老体弱的冯文彬同志，把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搞好。耀邦同志说，中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作出了，但历史还需要时间检验，为了安定团结，对当代历史人物评述目前只能宜粗不宜细。但历史终究是要真实、客观地表述的，这就要抓紧时间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做好，存真求实，为写党史打好基础。这是我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对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冯文彬同志很欢迎你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耀邦和小平同志的指示使我很感动。根据耀邦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6年3月初，当我参加完人大会议之后，就带着中央组织部和总政治部的介绍信，随同冯文彬同志到了中央党史部门，开始了我金色晚霞中的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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