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科学探寻中医证治
[ 2004年第11期 用现代科学探寻中医证治 作者：徐玲玲 ]
我国中医界的一些专家认为，在现代科技竞争中，原创性科技创新的作用和重要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我国的中医药学，恰恰是一个我们最可能获得原始性科技创新的领域。
2004年2月20日，中医界迎来了一项殊荣：中医药项目“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药项目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的最高荣誉。
一项成果，使中医药在国际上名声大扬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
一项医药方面的科研成果，人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它能治什么病？疗效怎么样？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主攻方向是冠心病的治疗。
“活血化瘀”是中医血瘀证的治疗原则，而“血瘀证”是中医学中一个很宽泛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前，活血化瘀主要应用于跌打损伤、妇科疾患等病症。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当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课题组率先提出冠心病的主要病机为“心血瘀阻、血脉不通”，以活血化瘀疗法来治疗冠心病时，他们就为中医药治疗冠心病这种发病率越来越高的现代病找到了正确的突破口。
介入治疗是目前冠心病治疗的主要有效方法之一。但介入治疗后的冠脉再狭窄一直是困扰当前医学界的一大难题。“1/3的人当时治疗效果很好，后又复发，3到6个月后就发生了再狭窄；日本有一个病人，因这样的问题反复地介入治疗十几次。”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说。
介入治疗后用活血化瘀疗法来防止或减缓再狭窄，这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课题组在观察中发现，血瘀证的轻重与再狭窄的发生关系密切，活血化瘀中药干预可以明显减少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发生及心绞痛的复发，使两者的复发率下降50%。“常用的西药是硝酸甘油及阿司匹林，很多病人都在用。这些药用了一段时间后病人会产生耐药性，因此药量要不断加大，个别患者每周要用100多片硝酸甘油。可是加用活血化瘀药之后西药就可以减少，由每周用100多片硝酸甘油减到20多片。”陈可冀院士说。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这个科研课题使“活血化瘀”成为全国中医治疗冠心病的主流治法（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以来用活血化瘀治法治疗病例60，000多例，显著提高了冠心病的治疗水平），也在国际上引发了活血化瘀药研究的热潮。陈院士与课题组主要成员应邀到英美等10余个国家作专题报告，并多次召开国际会议，日、韩及东南亚等国还相继成立活血化瘀专业学术团体。
“现在在国际上，中医最著名的是针灸，然后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成为中医药国际交流最为活跃的领域”。李连达院士说。
一份荣誉，包含了两位院士从青丝到白头40多年的人生努力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有两位项目主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课题组长陈可冀院士是做临床的，而李连达院士是做基础研究的，在这个项目中他们合作了近40年。“刚开始做的时候，还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在向记者们介绍情况时，李连达教授望着陈可冀教授笑说道。
在李连达院士的家里，当我看到他40年前的照片时，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年轻的陈可冀大夫和李连达大夫就沉潜在这个项目中，一直做到白发苍苍的如今。
“他们配合了近四十年，主攻方向只有一个，不容易。”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院长说。“我们强调基础研究面向临床，为临床服务，临床的治疗方向，通过基础研究手段不仅要证实有效无效，而且要研究为什么有效，如何提高疗效；而临床的疗效反馈又是基础研究的丰富的资料。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密切配合，长期坚持，一个课题，一个主攻方向，一个思路。”李连达院士说。
临床和基础研究的紧密配合，相互反馈，也许是这个项目能一做40多年，并且能越做道路越宽，方向越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一个项目中埋头一做40多年，这其中的不容易或许要远远地超过我们的想象力。当我拜访李院士那个在一片老旧的居民楼中与现代装修相去甚远的简陋的家时，我就看到了这位学者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在科学界的浮躁之风十分普遍的现实中，我不由得对这两位40多年如一日的老科学家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李连达的妻子靖雨珍也是一位资深大夫，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家的时间很少，他搞研究都入迷了。”她这样说她的丈夫，“光是清代王清任的八个活血化瘀方，他把其中的药一味一味地做，二味二味地做，八个方子就做了不知多少次实验。”
当然不光是王清任的药方，二位院士深知，研究中医，首先要深深地挖掘老祖宗留下的宝藏。“根据古典本草学代表性著作的论述，我们将活血化瘀药归纳为和血药、活血药、破血药三大类，但在古籍中，药的效用多是定性的描述。比如说丹参可以活血，川芎也可以活血，那么它们活血效用的强度怎样呢？于是我们要比较研究作用的强度。用现代的二十六个指标，来确定其作用强度。比如莪术这味中药，古籍记载是破血药，不能常用，但通过实验，证明使用得当，活血效果却非常好。在大量的实验之后，我们不仅分类了和血、活血、破血药，并分别排列了它们的作用强度。这对于临床医生准确的辨证施治、选方用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研究新药也是非常有用的。”陈可冀院士说。
他们的研究就是要从定性走向定量，无论是医，无论是药。
“中医学术体系是通过经验积累，抽象概括，而形成中医理论，过去判断治疗好坏主要以自己的感觉为主，以主观症状为主。你自己感觉好了，查心电图可能一点也没好转。吃这个药也见好，吃那个药也见好，哪个更好？治疗以后怎么有效？在哪些方面有效？有效的程度？我们就需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是否真的有效，为什么有效。”李连达院士说。
标准就是最高的科研成果
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皇帝病了，召来几位御医诊病，但几个御医的诊断结果不尽相同。皇帝大怒，杀了御医。然后又召来几位御医。因为前车之鉴，第二拨御医约定了几个暗号。第一个御医进去诊病之后，出来摸了摸自己上衣的第二个钮扣，这是事先约定的一个暗号。于是剩下的那几位就知道了第一位给皇帝诊的是什么病，进去之后都照着说。皇帝见众御医的诊断一致，大喜。重赏了这些御医。
同许多人一样，我对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施治”充满了神秘感。中医治病以人的整体状况为出发点，甚至七情六欲也在考虑之列，它是宏观的，变化的，因人而异的，同一种病可以是不同的“证”，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体素质，引发同一病证的原因和过程不同，施治方法也将不一样。正因为如此，中医的治病效果，尤其依赖医生的个人经验。
我相信中医，我相信老中医，尤其相信有家学渊源的老中医，我以为中医既然是一门经验科学，它的技艺精湛需要时间作为铺垫。
但是有标准就不一样了。
在长期的临床观察，系统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阐明了血瘀证是以循环障碍为主（整体、局部，特别是微循环障碍），并包含血液理化性状改变（血液高粘滞状态、血小板活化和粘附聚集、血栓形成、组织和细胞代谢异常等）、炎症、免疫、组织异常增生等多方面的病理生理变化及其临床表现。据此建立的血瘀证诊断标准，不仅包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还包括了现代医学的化验及特殊检查。课题组在确定了血瘀证的量化诊断内容后，又对冠心病血瘀证患者的血小板结构、功能及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等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冠心病辨证标准及疗效评价标准，开创了病证结合诊断的范例。
这些标准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学术界公认官方认可的临床诊断、治疗及疗效评价的重要标准。
“有了这些标准，是否意味着即便是经验比较少的医生，也可以据此作出较准确的诊断并且可以更有效地施治？”
“对，可以这样说。标准就是最高的科研成果。”李连达院士回答。
基于血瘀证与活血化瘀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活血化瘀治法已广泛用于中医内、外、妇、儿、皮肤等多科，涉及呼吸、消化、循环、泌尿、内分泌、血液、运动、神经系统等疾病，包括冠心病、糖尿病、癌症、硬皮病、肝硬化等数十种疾病。此外，这项研究还带动了30多种2、3类中药新药的研制。系列新药的研制，又带动了全国中药新药的发展，特别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中药的研究和开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找到了古老医学和现代医学沟通的语言
中医和西医秉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即便是现在，中西医之间的隔阂与门户之见依然很深。不说国外———把中医看成“巫医”常常是国外医学界甚至是民众之间的误解，只说国内，也还有西医不相信中医，不承认中医是科学。而中医排斥西医亦不罕见。我认识一个在地方挺有名气的出生于中医世家的中医，他就对我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你学过了西医，你就不可能再学好中医。”
“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不同的文化背景，医学理论上的融会贯通难度很大。譬如中医说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它与西医的心肝脾肺肾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医说肝主疏泄，包括气机、情志、气血的疏泻；中医说肝为将军之官，其性急，其志怒；把肝形容为将军；中医的“肝”实际包含了神经及精神系统，而非解剖学的肝脏。这些，你说教西医怎么理解？我们说‘养血柔肝’，就有外国医生问：‘养血柔肝？你是在肚子里揉还是拿出来揉？”李连达院士说。
陈可冀和李连达两位院士都是西医科班出身，而后再学的中医。
“中西医之间时常有门户之见，有时甚至很深。我相信中医的效果，相信中医是科学的，所以能一辈子执著地做这个工作。”陈可冀说。
“虽然是从学西医开始，但在我的中医生涯中，我真正热爱上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的内涵难以穷尽，实在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宝库。”李连达说。
搞临床的陈可冀和搞基础研究的李连达能互相配合，近40年不辍地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努力，因为他们深信，虽然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但目的一样，都是治病救人；研究对象一样，都是人。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一定能找到沟通的语言；而二者之间的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一定能为人类造福。
“年复一年我们在实验室不断地用动物做研究，做了各式各类的动物模型。每年光是狗就需用三百多只，还不算小白鼠、兔子这些小动物。”李连达院士说。
“有些中医专家认为动物模型并不适宜中医研究。您怎么看？”我问。
“不错，中医讲究七情六欲，而动物没有，我们的动物模型大量借鉴了西医的模型。但我们可以利用它，尽量使它与人体疾病相似，为中医所用。一个动物模型只能说明一定问题，不能与病人完全相同，更不能与中医病证相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研究，一个一个地研究，一口一口地吃梨。”李连达院士说。
“你总要拿出让人信服的科学根据。比如中医治肾炎，有的中医大夫说，我治的病人水肿全消了就算都好啦，但学术界不承认，国外也不承认。而我们的疗效评价标准大家就承认。因为我们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检验结果，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数据和资料。包括国外最先进的诊断检验方法我们都做到了。目前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在相关疾病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过程中也采用了我们所确立的相关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有关血瘀证和血液生物流变性、血小板黏附、聚集和血管功能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国际的认可。”陈可冀院士说。
近年我国医学界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所带论文报告，很多与活血化瘀有关，不但中医，西医也带这类中医论文出去。而且，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部分欧美国家，也在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且屡有相关的文献报道。
几千年形成的我国传统医学的浩瀚医海中究竟有多少宝藏？但为什么只有活血化瘀疗法得到了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可？一句话，它找到了一种与现代医学沟通的语言，它让你可以比较，可以衡量，不仅可知其然，也可知其所以然。不管我们说传统医学如何的博大精深，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它与现代科学和医学没有沟通的语言，它就难以实现现代化，它就难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光大。
“我以为这个项目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项目本身的成果外，还有学术成果以外的意义。中西医结合，怎么结合？中医药现代化，路子怎么走？事实上这个项目创立了一个科研思路，一个技术平台。在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上，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李连达院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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