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 2004年第11期 读者来信摘登 作者：佚名 ]
读了2004年《炎黄春秋》第8期《于右任的乡愁》一文，深受于右任的爱国之情所感动。文章述及他生于1879年，1969年于老80周岁。恐怕时间标错了。（编者注：于右任80周岁应是1959年）（华国贤）
现就第9期《炎黄春秋》中的两个问题和你们商榷：
一、《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一文在第8页右栏倒数第5—3行说，“9月11日下午4时，押解王申酉的吉普车向普陀区拘留所呼啸而去！那时文革刚刚结束。”
一般都把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时间。文中所述的1976年9月11日，还不能算作“文革”结束。
二、《李立三在自我批评中度过后半生》一文在第20页左栏第4段中有“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等之句。“十月革命”即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此时，苏维埃政权尚未建立。所以，这次革命可称俄国“十月革命”，不能称苏联“十月革命”。（牛兆奇）
顷阅贵刊2004年10期，发现47页冯雪峰照片实为郑振铎照片，该照片见于郑振铎公子郑尔康编著的《郑振铎》一书（《转变中的中国丛书》之一，文物出版社1990年）73页。（王世民）
今天浏览10期《炎黄春秋》时发现两个问题：
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节中写到“……传达了兼校长胡耀邦……”。在“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一节中写到“……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到底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还是校长，应该明确。（编者注：应是副校长。）
尹振环的《中西历史比较再谈“秦家店”》文中的“蒙《炎黄春秋》2024年第7期”中的“2024”应是“2004”。（张晓春）
《炎黄春秋》是一本读者爱看的杂志，但也时有差错。今年第10期就出现了几处：
一、陈敏在《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一文中说道：“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应为柳条湖事件。引者注。)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见39页右栏第2自然段第6行。)这里所说张作霖之死，有几个问题：一是，张作霖不是死于柳条湖事件，而是1928年6月4日凌晨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预先埋置的炸弹炸死。二是，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我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是为“九一八”事变。三是，张作霖到底死于谁人之手，似已有定论，即死于日本关东军之手。这里提出张作霖死于苏联间谍之手既无自证，也无旁证(或引用别人的证明)。大有疑问。
二、赵锡骅在《张澜：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一文中说道：“1945年8月1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见57页左栏倒数第4行)此事不确。事实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8月8日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此后，日本及其侵略军遭到沉重打击。8月9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日本照会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其他差错：第68页左栏第4自然段第二行：《一言堂造主像》，显系《一言堂主造像》。76页右栏第2行末多一“”字。（夏玉林）
另：本刊今年第10期74页左栏17行开头缺少四个字：“乾隆帝统”。这是在电脑调版过程中丢失，未能发现。谨此说明。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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