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延安的“洗礼”尹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
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
上述情况是丁玲在一篇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详加记述的。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主要就是指她这一次在西安会见潘汉年时潘动员她去法国而她则坚持要去陕北的谈话。历史的实践正如丁玲所说，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的。如果她接受了而不是“顽固地”（丁玲自己这样说）拒绝了潘汉年建议，去法国而不是去陕北，她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
丁玲为什么要坚持去陕北而不去法国？这要从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答案。她出身于旧的官宦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形成了反叛旧思想旧道德的性格。刚刚步入成年，她就在上海大学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熏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成了她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面对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她感到压抑和苦闷，并因无力抗争而有些颓唐。幸而对文学的喜爱和某种天赋的写作才华使她找到了一个宣泄思想情感的突破口并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就有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创作问世，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路。然而文学终究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它既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民大众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命运。因此丁玲和她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就认定了惟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社会的现实，才能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特别是在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之后，丁玲渴望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决心就更为强烈，而且认定只有到苏区去参加红军才是最好的选择，才能摆脱在上海的一切旧牵连和旧的瓜葛。稍后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党的需要在“左联”担负了一部分实际革命工作的任务。但她对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要求和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向往却是一直存在的。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不仅是为了实现她5年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革命需要丁玲给她以空前礼遇
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于1936年11月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
当时保安的形势还很严峻。红军经过2万5千里长征只剩下2万多人了。现在红军仍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及山西和宁夏的军阀部队包围着。红军时时刻刻都要应付来自敌军的不断侵犯，整个陕北根据地都处于严峻的战争考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的到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礼遇。
丁玲刚到保安，首先就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这样的礼遇是空前的。原因就在于“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中宣部长凯丰的欢迎词）。在这个欢迎会上，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都发了言，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谈话中，丁玲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虽然那时陕北已经有成仿吾、李伯钊等一些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但丁玲还是被委以重任，由她主持协会工作，足见毛泽东对她的看重。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丁玲向毛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就安排她到红军作战前线，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活动，体验生活，进行采访。稍后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首《临江仙》词送给丁玲并破例用军事电报的形式发往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对丁的高度评价并对她的作用有着极高的期望值。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把丁玲这个文化人所能起的作用看着是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的。
受到毛泽东的如此鼓励，丁玲深为感动。她果然不负期望，很快就写出了直接反映和歌颂红军的几篇作品：《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这些作品刚面世就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称赞。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的当红军的愿望。当然，革命并不只需要丁玲当一名普通的红军干部。作为一位才华出众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丁玲还必须承担更多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久，她就被邀担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红军长征记》的编选工作。1937年秋后，抗战已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丁玲在中宣部的直接支持下出面组织了一个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在内的综合性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在陕北，而且到过西安和山西部分地区，积极宣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延安迎来了数以万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专制统治而寄希望于延安这唯一高举抗战与革命两面大旗的“圣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这一有利形势，及时做出了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的决策。知识分子向往革命需要革命，革命也十分需要知识分子充实和加强革命队伍的建设。不久延安就改变了传统根据地单一军事存在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项建设全面发展的革命新政权的雏型。然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分子。革命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革命”的一切品格，即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必须在思想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必须经过革命的改造才会有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被树为一面旗帜的丁玲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对丁玲寄予厚望的毛泽东亲自和丁玲谈话，要她暂时离开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岗位到刚创办不久的马列学院去学习。毛对丁说，你写过一些好的小说，到陕北来以后表现也不错。现在把你留下来主要是提高理论水平，这对你今后的工作有好处。你看，延安一下子又来了那么多文化人，要做好文艺工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是不行的。丁玲虽然很想到下面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但毛泽东的话她不能不听，于是从1938年11月起她就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以接受革命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这就是说，丁玲不仅需要在感情上对革命对党抱有热忱，而且需要在理论上对革命有切实的认知并在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一致。客观地说，丁玲在此之前对革命的追求和对党的关爱基本上或者说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感情层面上的，而对革命的基本理论则知之甚少或是一知半解。
未改文学初衷丁玲逾越了“革命需要”的限度
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并不算短的时间，但在革命理论修养方面她到底有多大的提高就很难说了。在此期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过一个系统的演讲，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刘少奇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包括思想和理论修养以及伦理道德的修养。而党性修养的基础和核心则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丁玲，就不难看出她的某些差距。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延安文化界队伍的不断扩大，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根据党的安排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这些机构的建立除了在组织上有助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外，在文化上当然是为了推动革命文化的建设和革命文艺的创作以发挥如毛泽东所一再宣示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丁玲似乎忽视了毛的多次明示。曾经写过《彭德怀速写》和《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的她，这时却写出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以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现实问题为主旨的作品。写出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表示了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作家仍未忘记文学创作理应着眼于人文关怀的基本使命。从文学的层面上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更为成功也更为深刻。但从政治层面上说《在医院中》则更为尖锐和敏感。诚然，这样的作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实在也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但在当时当地，在革命根据地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包围之中，革命队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外界对革命还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对革命而言或许还是弊大于利。当时重庆的国民党宣传机关之所以要利用《在医院中》做反共宣传，原因也正在于此。按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理论，《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至少是革命所不需要更不能提倡的。
不过在丁玲写出《在医院中》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学泛政治化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延安的高层也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关注这一点。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两篇小说而已，影响面并不很大。也正是在这种人们都有些忽视的情况下，丁玲沿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思维定势继续前行。1941年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被挑选担任了文艺版的主编。就在这个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艺阵地上，丁玲几乎未经深思熟虑便按照既定的文学思维经手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兴之作《三八节有感》。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传承了鲁迅的精神，但从现实的政治角度来说，它们却是触动了这“革命圣地”延安的部分脆弱的神经，因而立即引起了高层某些人的恼怒。首先是两位将军的发难，矛头直指王实味和丁玲。偏偏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更是火上浇油，引起了更高层的强烈不满。其实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在此之前，王实味已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和观察问题着眼点的差异，政治家和艺术家就会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而必定会产生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艺术家都能各自尽责共同完成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历史使命。王实味是过于天真了。丁玲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可能还不了解就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这篇文章。当王实味在研究院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激烈批评院领导李维汉的讲话后，李的讲话竟被大会以84对28票的绝对多数所否决。在研究院办的墙报上，王实味又写文章指名批评李维汉并引来了大批参观的人群。王实味因此而成了延安风云一时的人物。这种情况很有些像后来的1957年春夏之交的态势。毛泽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迅速采取了措施。正如三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整风运动丁玲经受了严酷的“洗礼”
延安整风运动以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开端，高潮是在1942年。由于肃反和审干运动也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和延伸，这一规模空前的运动直到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结束。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一些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可能详加辨析。这里只想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丁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角度做一些历史的陈述，说明丁玲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思想上经受了一场怎样的严酷“洗礼”以及在文学道路上怎样转轨改弦易辙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主要目标无疑是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推行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这个目标自然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快地实现了。与此同时则是要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议的思想权威和领袖地位。然而随着上述目标基本实现，从1942年初开始，整风运动便逐步向纵深发展了。其标志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竭力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并过分地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他的结论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学习和掌握书本知识并不困难而且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评价知识分子并且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轻视和蔑视知识分子的意味呢？这倒未必是他在认识上的偏颇或是偏见，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具有极丰富的书本知识。他之所以要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突出批评知识分子并竭力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其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虑和需要。众所周知，延安本是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小城。但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各地不断来到延安。据统计，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约2万人进入了延安各类学校和大小机关。一时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随处可见知识分子频繁活动。这些人起初几乎都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态，视延安为革命圣地，对革命抱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的实际存在和他们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看不惯工农干部的某些缺陷，一有不满就发牢骚，等等，于是在干群之间，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尤其是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其言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傲气逼人之势。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敏锐警觉。如不及时遏制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许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他才在整风报告中突出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竭力贬损知识分子及其所有的书本知识的价值。
为了有针对性地整顿延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42年初分别约见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些人也大都坦诚相告。例如艾青、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也正是在毛泽东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听取作家和艺术家们意见的这一段时间里，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等。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王震的公开指责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随后表态：“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于是在王实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组织单位立即召开了名为学习讨论实为批判声讨的各种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此前曾经得到多数人赞赏的王实味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因为丁玲是最先来陕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和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保护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内的多重意义。因此丁玲虽然也受到了批评，但其政治地位却并未受任何影响。她仍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让她来主持文抗会的整风领导工作，包括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时，毛泽东又特别招呼丁玲要她坐在离自己更近的位置。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动。丁玲本是性情中人，一直以来对革命对党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格外礼遇更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当她在文艺编辑和创作活动中出现了问题并且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党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不仅没有把她和王实味相提并论，相反却对她如此关心和爱护。这就使她在感激之余，更在思想和理论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的所有观点，并且虔诚地奉为经典守则。例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及改造应该是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丁玲就公开著文积极响应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在这里，丁玲不仅表达了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和态度，而且劝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样要求别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党的关系的论述，丁玲都是坚信不疑并且把它们概括为自己的终身信条：“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
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文艺整风运动，让丁玲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文学观念上都使她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党员作家。她自五四运动以后就不断吸取并信守了近20年之久的关于民主、自由一类的政治思想营养以及关于人的文学个性解放等文学价值观念从此被断然摒弃。她说，回顾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通天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这样“洗礼”的结果，首先是使她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例如此后不久，即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丁玲安全渡过难关。还有一例也可从侧面反映丁玲当时所得到的政治信任。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位在场的记者则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后，丁玲又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和参加审干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接受了锻炼和改造。从党校结束学习之后，她便以轻装上阵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文艺界的活动。她首先是切切实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教导，深入到边区的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不久就写出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作品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写信向她祝贺并邀她去作客。此后她接连写出了歌颂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以及表扬边区模范人物的《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文艺通讯团奔赴东北。后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张家口地区，但她随即就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工作。除写文章和编刊物外，更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基层的土改运动。正是在土改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随后她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从1946年秋天开始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说终于修改完成。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作品，丁玲确是下了功夫并且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丁玲又亲自把小说稿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请胡乔木、艾思奇等人审阅把关。胡、艾等人在审读后又将他们的肯定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当即表态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这部小说很快就由胡乔木拍板出书。这一切都说明，在延安“洗礼”后的丁玲，是真正按照党和毛泽东的思想指导身体力行参加文艺实践活动的。历史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个人文艺创作的一部巅峰作品，而且也是贯彻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衷心拥护和忠贞不渝真是惟天可鉴。直到30余年之后，虽然已经遭受过无数的误解和磨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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