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尚钺的悲剧人生
[ 2004年第12期 历史学家尚钺的悲剧人生 作者：李 凌 ]
尚钺，是一个为追求真理，历尽坎坷险阻，“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忠贞革命家；是一个妻子和爱儿俱被“左”倾狂浪吞噬的幸存者；是一个有独立创见，满腹经纶而又被长期迫害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尚钺，河南省罗山县人，1902年出生。在开封读高中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北大，在鲁迅指导下参加进步文学活动，编刊物，写小说，鲁迅对他的评语是：“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每逢学校放假，他便和一批青年回乡宣传革命。1926年冬，他回到家乡罗山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但北伐军暂时停留在武汉，尚钺遵从李大钊的指导，南下上海和武汉参加革命；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量共产党人被屠杀，一些人退缩，一些人叛变，正在这样的关头，尚钺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1928年间，中共河南省委响应中共八七会议的号召，在河南组织武装斗争。尚钺被任命为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长、工农革命军四大队六支队的党代表和地区苏维埃主席。他的妻子陈幼清为中共县委委员，她带着三个孩子也在河南参加了红军。尚钺不幸两次被捕，五次受老虎凳等酷刑，九死一生，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后经组织大力营救，被保释出狱。
1929年，经楚图南介绍，尚钺被派到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他在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他的学生中包括一些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后来成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说尚钺是他“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因暴露，回上海，先后在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曾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
1930年，陈幼清带着三个孩子随红军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三子尚海伦失踪，这是尚钺第一次丧妻失子。
1932年4月，党中央任命尚钺为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满洲省委要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尚钺不同意，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省委认为他反对领导，要他检讨，承认错误。被他拒绝，因此被错误地开除党籍。
虽然如此，他还要继续革命。他不畏严寒，泅渡风涛险恶的黑龙江到苏联。一为找到共产国际为自己申诉，二为继续为革命工作。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极左政策统治下，他的申诉自然不会有结果。1934年后回国，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北平等地颠沛流离，寻找党组织。1935年冬，经高沫鸿介绍、杜润生帮助，他和北平市委取得联系。但不久，北平市委被破坏，联系又中断。在北平时，他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在尚钺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思想逐渐进步，但不久尚仲衣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尚钺被迫离开北平。1936年，尚钺到宁夏中卫县的中学教书，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在学生中组织秘密团体，并介绍一些学生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中一些学生后来成为宁夏第一批共产党员。他自己却因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发生冲突，离开了学校，到银川教书。
1937年，他回到北平。“七七”事变发生，他继续找党组织，没有成功。他决心去陕北，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指示他到武汉先工作，再解决组织关系。1938年，他到武汉，由郭沫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中校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随三厅迁往重庆。
1940年，蒋介石要三厅的人都参加国民党，周恩来抗议。蒋改组三厅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领导，但实际上工作很难展开。周恩来号召有条件的同志都应学习一门专业，成为专家，准备将来在思想战线、学术领域和敌人开展斗争。尚钺响应号召，从此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尚钺熟读“四书”、“五经”，国学根底很厚，但他不敢怠慢，从头学起。他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学习古文字，钻研古文献，先后向郭沫若学习甲骨文，向唐兰学习古文字，向闻一多学习训诂学。
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尚钺遵照党的指示，疏散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昆明，在云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讲授国文和中国通史，同时继续培养青年走向进步。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大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华北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和中共的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他们后来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尚钺协助华岗、楚图南工作，成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
1945年，华岗介绍尚钺重新入党，以民盟左派身份参加各项活动。
当时云南昆明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是因为云南省主席龙云比较开明。因此蒋介石痛恨龙云，必欲除之而后快。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派龙云的主力部队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趁昆明滇军力量空虚之际，10月3日蒋嫡系杜聿明率部队突袭，把龙云挟持到重庆，昆明形势突变。
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发动内战解除后顾之忧，同时企图剪除以西南联大为主力的民主力量。在中共领导下，学生和各界奋起反击，12月1日遭到反动派镇压，屠杀学生和青年教师四人，打伤三十多人，西南联大和昆明的学生三万多人罢课抗议，尚钺、楚图南等民盟同志发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支援学生，运动取得胜利。
1946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结束，学生分别北上进三校学习。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于1946年7月11日、15日先后刺杀李公朴、闻一多。
1946年8月，尚钺和楚图南等飞赴上海。年底，尚钺北上到山东解放区，先后在山东大学、华北大学任教。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人大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
50年代初，他在人民大学除教本科生外，还先后培养了四批共八十多名研究生。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府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他们又培养出许多历史学教学和科研人才。尚钺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尚钺夜以继日地工作。除自己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外，还要指导其他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指导研究生写论文。这期间，他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写出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因此受到广大干部和历史教学界欢迎，多年畅销（累计至今已发行四十多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
批判尚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这就是所谓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三派。一是范文澜、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论，二是郭沫若等的战国封建论，三是尚钺的魏晋封建论，三足鼎立）。尚钺还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之间的中国都停滞在封建社会制度中。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了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评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认为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准他讲课，不准他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北京市委的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次不只是学术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是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
毛泽东虽然采纳了翦伯赞、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尽管翦、范二人也曾对尚钺进行过批评，但他们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文革开始不久，翦伯赞就被北京大学的造反派批斗一百多次，拳打脚踢。翦伯赞和他的夫人戴淑婉二人不堪凌辱，于1968年12月18日服毒自尽，以死抗争。
范文澜的遭遇比翦伯赞好些，但因长期头上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沉重帽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翦伯赞自杀后八个多月，即1969年7月29日就去世了。
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勉强可以和毛泽东的“周秦以来”论挂钩，郭本人在文革中委曲求全，所以虽然屡受凌辱，但他本人仍勉强活了下来，不过他的两个爱子郭世英、郭民英都悲惨地死于非命。
吴晗，是尚钺在抗战后期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又是史学界的同行，却被当作文革的祭旗牺牲品，被迫害致死。
史学界的这些同行一个个被摧残，对尚钺是沉重的打击，他自己的命运也十分悲惨。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和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这是尚钺第二次丧妻失子。
阮季，燕京大学毕业，时在人大授课，因受尚钺牵连被迫害，不堪忍受，自杀。（下转59页）（上接62页）
尚钺在文革中忍受着巨大的悲痛，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他追求真理，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即使在被迫检查时，也不见风使舵，不讲违心的话，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尚品质。他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鄙视“四人帮”一伙，他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领导人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应允许平等讨论，不应以势压人。但他不固执己见，他不断学习，发现有新的史料，新的考古成果，他都十分高兴，拿来补充到自己的讲稿中，并准备再版自己的著作时加以订正。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不要盲从我的观点，你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钻研史料、独立思考，拿出你们自己的独立研究的成果来。
1972年，人民大学被迫停办。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尚钺复任中国历史系主任。1981年恢复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组织力量修订《中国历史纲要》和编写《续篇》，他还筹划改写大型的《中国通史讲义》，力求全面，精益求精。
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这位坚强的革命家，为追求万世之是非、追求客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史学家、教育家，在受尽苦难之后去世了。
尚钺走了，对他的各种“处分”、扣在他头上的各种“帽子”也摘去了；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也恢复了；他的著作也出版了，好像就不应该有什么遗憾了。但是应该深刻反思：尚钺的悲剧为什么能够发生？这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而是研究今后如何才能避免使这类悲剧重演的问题。
恩格斯曾说：“要正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这就是对历史的反思，不只是表面的，一般化的，而且是从主导思想、从制度上找根源，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类似的悲剧还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重演。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