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批准我上大学薛
1977年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开端，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起点。我有幸亲身参与其中，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从未对人言说。在那新旧交替的特殊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过一次批示，从而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历经周折进入了日夜梦想的北京大学。
文革时我初中毕业，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从北京到青海当了一名工人。在无书可读的岁月里，我渴盼继续受教育。只要能学到知识，青海畜牧兽医学院、西北农学院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天堂，任何学校任何专业我都没有选择地无比热爱。青海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踏实劳动，积极表现，每年都力争被推荐，有两年已经被推荐上去了，但最终录取的都是领导早已内定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文革中上大学不是考大学，而是推荐进大学。所谓推荐，即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中领导批准是关键。
本以为此生已与大学无缘，1977年10月间突然从报上得知高考不再实行推荐制，“老三届”也可以报考，此后的一个多月内，仓促中通过报名，体检，政审，几乎来不及复习就进了考场。多年的自学起了作用，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录取入学通知书到达时被送到厂党办，掌实权的党委副书记说：“薛亮不能上大学！”于是立即召开党委会，针对我这个非党群众做出决议：“薛亮受极左思潮影响，追随‘四人帮’，写小说反党，不同意她上大学。”会后将录取通知书退回了省招办。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同时，接到另一个通知：本来已经“以工代干”坐了几年办公室的我，下放车间劳动改造。
那些年，工作之余我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杂文、小说，其中有一篇小说被厂党委副书记对号入座，认为是在影射他，加之我曾经几次书生气十足地对领导的工作作风提出过意见，自以为是真心反映群众意见为把生产搞上去，却浑然不觉这么做伤了领导的面子与自尊。这就是决议中吓人“罪名”的由来。
为了消除领导的怨气，放我上大学，我当天就去了车间。我不怕劳动，我本来就是个好工人。我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还一个一个拜访党委委员，恳求他们同意让我上大学。工人代表、食堂代表、女代表，倒是好说话，其他干部也表示可以给我这个面子，只是党委主要领导“坚持原则”，他说：“这是党委的决议，只有复议才能改变这次的决议。”我只能频频请求他尽快复议。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再见到我，他平淡地说：“录取通知书已经过期了吧，就不要上什么大学了。”
我忍无可忍，悲愤地质问他：“你考虑过我的前途吗？厂党委的一次会议就决定我的命运了？”
原本还客气的书记一下子火了，瞪着眼睛“义正辞严”：“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吗？当工人就没有前途了？你的命运不是党决定的是谁决定的？”
我只能继续申诉。
后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了解了我的情况，《人民日报》群工部的林璋同志把我的情况编进内参呈送中央。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份内参，他当即在有关我上大学受阻的情况反映上迅速果断地写下批示：交刘西尧同志办。
刘西尧同志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派了时任学生司副司长的张德亭同志和时任高教司处长的王显明同志，与《人民日报》的记者组成联合调查组，专程赶赴青海，调查了解我的情况。调查组经全面调查了解之后认为：薛亮有缺点错误，但不应揪住不放。小说无政治问题，不影响上大学。
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亲自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指示说：按教育部的意见办。
刘枫同志当时任谭启龙的秘书，在他的大力协助下，谭启龙的指示迅速贯彻执行，我终于拿到了早已被退回省招办的录取入学通知书。此时已经开学一个学期了。
上大学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言而喻。我回到首都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幸福地度过了难忘的北大时光。
多年来，我一直深深怀念着帮助过我的人们，他们为我遭受的不公平拍案而起，显示出强烈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感恩之心远非语言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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