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 2004年第12期 读者来信摘登 作者：佚名 ]
南开学校校名与郑菊如先生
《炎黄春秋》2004年10月号刊登了南开中学校友申泮文院士的《培育出新中国两位总理的名校》。我作为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读了之后，十分高兴，对母校的历史和南开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申泮文的文章在述说了严修改家塾为敬业学堂之后，说：“后因房舍不敷应用，1906年在南开洼购地建新校，改称南开中学。”
事实上，南开校址的土地，不是购买的，而是郑菊如先生捐赠的。
根据“中华民国四年夏季订”的《天津南开学校章程》中的《沿革志略》中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邑绅郑菊如先生以南开水闸旁空地十余亩捐助本校。惟该地在大广公司界限向内，该公司不肯让。张伯苓先生向该公司总理交涉，始于电车公司后得地十亩有余。”2001年的《南开中学校史》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学校由严宅迁入由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地，新建成坐落在南开洼的校舍(欧式建筑二层灰砖楼房)。是年秋，校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民国元年改为‘私立南开学校’。”南开校友、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在《缅怀故老》中，在讲到郑菊如先生对南开的贡献时写到：“1906年，他把个人私有的地产，天津西南郊水闸空地十余亩捐赠给张伯苓校长建校。经张校长调换成南开洼地，把原设于严家院内的中学堂迁建于此，定校名为‘南开’。”“南开学校”之所以名为“南开”，是因为学校坐落在“南开”这个地方。
郑菊如先生名炳勋。我儿时就认识郑老先生，在1944年，十一二岁时有幸经常受到他老人家的教诲。他曾赠我《春秋左传》、《礼记》等书以及一方古砚。可惜的是，由于几十年的变动，均已遗失。万幸的是，我尚存郑菊如先生的一张古稀之年美髯飘胸的照片，照片的背后还有郑菊如先生的毛笔签名。当时的郑菊如先生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清贫的教育家和学者，并没有使人感到是什么“邑绅”。郑菊如先生曾在崇化学会国学专科学校任教，为培养国学方面的优秀人才，做出了贡献。他也曾在天津多所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受聘于北洋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北京，受聘于中央文史馆。
我认识郑菊如先生时，他已须发皆白，身穿布大褂，冬季穿布棉袍，腋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包着上课用的书等。他无论到哪里，都是走路，从不坐车，生活十分俭朴。他还是当时教授国学的“崇化学会”的董事，并且义务教课。我就是由他介绍，于1945上半年至1946年到“崇化学会”学习了将近两年，不仅受到了郑菊如先生的教诲，而且还受到当时在“崇化学会”执教的龚作家、郭霭春、王斗瞻等先生的教诲，不仅使我受到国学的熏陶，也使我在思想品德上受到了深刻影响。
我认为郑菊如先生是值得人们怀念的，不应忘记这位在教育事业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特别是南开校友更不能忘记这位老人对南开的贡献，“南开”之所以称为“南开”，就源于这位老人。（石世奇）
“为右派摘帽子不确”，应为“改正”
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文，其中有一句“为右派分子摘帽子”（5页右栏第1行），我认为不妥。为“右派分子”摘帽实际自1959年即开始有。胡耀邦同志是为“右派分子”改正，也就是说错划了。“摘帽”和“改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原则上的区别。特提出予以纠正。（席联淦）
作者更正
本人发表在《炎黄春秋》2004年10月号的《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有两处失误。第39页“柳条沟（沟应为湖）事件”应为“皇姑屯事件”；第42页“八国联军不过万把人而横扫中国如卷席直至火烧圆明园”应删去“直至火烧圆明园”七字。因圆明园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英法联军所焚。1900年八国联军虽再度抢掠圆明园，但此时圆明园已无可再焚。笔者仅凭印象行笔而未核对史料，有失严谨立场。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诸君致歉。另：上文中讲到炸死张作霖系苏联间谍所为（39页右栏13行），出处详见《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俄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的报道。
（陈敏）
《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刊登我写的《陈翰笙的革命生涯》一文中“不料孙夫人四月底从加拿大回国不久”一句（18页左栏16行），经读者指出，此事不确，是我记忆有误。此句应删去，谨此说明。（韩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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