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st Lawyer 是耶鲁法学院前任院长安东尼·克隆曼（Anthony T. Kronman）的一本重要的著作，199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中译本——《迷失的律师》——由周战超、石新中翻译，2002年8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笔者粗略翻了一下，发现此书存在众多显而易见的错误，有的甚至令人“拍案惊奇”，于是就忍不住想耍一套“花拳绣腿”，来“吹毛求疵”一番。

（一）首先说，《迷失的 律师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这个书名翻译得就不对：只要稍微浏览一下此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这里的“lawyer”是指广义的法律职业者，包括律师、法官、法学教授等，因此，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迷失的 法律人 》。（“lawyer”一字在此意义上另有“法律家”、“法律职业者”等译法，本文对此不展开讨论。）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美国 律师 ”、“斯坦福 律师 ”等一些专有名词的译法中。此外，基于同样的原因，全书正文中有数不胜数的“律师”也都应该译作“法律人”。关于这个问题，该书责任编辑在对本文初稿的回应文章中曾解释说：“第一次印刷所采译名已在读者中造成了影响，擅自改动，一会误导已购买此书的读者，二会影响本著作在中国已有的认知度。”我很理解编辑的难处：书已经出版了，要改书名，其难度也许是不了解我国出版行情的普通读者所无法想象的。而且，也许还有人会认为“律师”与“法律人”之争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技术性问题，甚至会认为笔者的批评有点“钻牛角尖儿”。可是我不这样认为。请编辑先生原谅我说一句或许刻薄的话：“影响”、“误导”、“认知度”之类的说法都不算是理由，而且，就本书的 翻译 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律师”和“法律人”虽然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概念，但却是这本书的最核心的 关键词 ，因此是决不应该混淆的。本来，作者对此也说得很清楚，这里仅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书结语部分，作者写到：

一个坚持诚实地面对困境的律师（这个“律师”应该译作“法律人”——闻过则怒注）应该做些什么呢？

如果他是一个法律教师，……
对于法官来讲，……
最后，对于组成了这种职业的最主要部分的职业律师而言，……（中译本第410－413页）

在这里，“律师”和“法律人”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二）此书没有遵循文献注释不译（便于读者查考第一手文献）的学术翻译惯例，而是“知难而进”，把文献注释中的人名、文章标题、书名、地名、出版社名称几乎都译为中文了，这下真叫“你不翻译我还明白，你一翻译我反倒糊涂了”：如果说像“自由出版”（顺便说一句，“出版社”［press］在很多时候被译为“出版”了，要说译者不知道“press”是一个名词，您肯定会说这是过于刻薄的讽刺，可除此之外我真的猜不出还会是什么原因）和“纽约：基本图书”（又译“纽约：基本书目”）这样的出版社还好猜测的话，那么像“安克尔出版”、“霍格斯出版社”、“法拉、斯特斯和吉洛克斯”、“哈科·布来斯·吉诺维奇”、“G. P. 普特纳姆斯赛恩斯”这样的翻译就只能给读者一头雾水了。而且，要是没有一点幽默感和想象力的话，恐怕也很难把“Doubleday”翻译成“双重日子”（一出版社）。判例名也翻译了，刚读到第4页，就撞上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翻译：“东南宾西法尼亚州关于父母身份的规定 V. 凯西”，怎么样，够“酷”吧？

（三）译者有两位，译文中同一个词的不同译法屡见不鲜，例如，经过辨析，我发现：“布鲁士·阿克曼”、“布鲁斯·亚克尔曼”和“亚克曼”（Bruce Ackerman）是同一个人；“汉纳·阿迪”、“汉拉·阿迪”、“哈纳·阿笛”、“哈纳·阿兰迪”和“汉纳·阿雷恩德特”都是同一个人，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柏林”和“伯林”（Isaiah Berlin）是同一个人（就出现在第110页的同一个注释里！）；“布罗德”和“布卢迪”（Sarah Broadie）是同一个人，“布兰第”和“布兰迪”（Louis Brandeis）是同一个人（一个在正文，一个在与之对应的脚注，这类简单的错误在书中多有出现）；“埃德蒙·伯克”、“艾德蒙德·勃克”和“巴克”（Edmund Burke）是同一个人；“可卡”和“库克”是同一个人，即爱德华·柯克（Sir Edward Coke）；“克拉布雷斯”、“卡拉布雷斯”和“卡拉布里斯”（Guido Calabresi）是同一个人；“卡佛”和“卡夫尔”（Robert Cover）是同一个人；“唐金”、“多尔肯”、“道沃尔肯”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同一个人；“艾弗莱·费斯科夫”“伊夫雷姆·弗斯科夫”、“艾弗勒·费斯科夫”和“艾弗里姆·费斯科夫”（Ephraim Fischoff）是同一个人；“弗里恩德里”和“弗里德里”（Henry Friendly）是同一个人（这样的小错误本来是不值一提的，可是它们竟出现在第412页的同 一个 不足三行的注释里，这就让人太难以容忍了）；“盖瓦茨”和“杰威尔茨”（Paul Gewirtz）是同一个人；“司多特·汉普费尔”和“斯托德·汉普斯”（Stuart Hampshire）是同一个人；“霍姆”、“哈尔密斯”、“赫尔密斯”和“霍布斯”都是一个人，即霍姆斯（O. W. Holmes）；“卡罗曼”和“克罗曼”是同一个人，即本书作者（！）；“米歇尔曼”、“米奇尔曼”、“迈克尔曼”和“米凯曼”（Frank Michelman）是同一个人；“马萨·纳斯班姆”、“马萨·拉斯伯姆”、“玛莎·纳斯伯姆”和“玛撒·努斯巴姆”（Martha Nussbaum）是同一个人；“帕斯尼尔”和“波斯纳”（Richard Posner）是同一个人；“古瑟（古恩瑟）·罗斯”和“巩特尔·罗思”（Guenther Roth）是同一个人；“桑德尔”和“山德尔”（Michael Sandel）是同一个人；“斯娃兹”、“斯瓦茨”、“舒沃兹”和“舒瓦兹”（Schwartz）都是同一个姓氏；“叟曼”、“谢门”和“谢曼”（Sherman）是同一个人；通译“谢尔曼”，“苏文”和“苏里凡”（Sullivan）是同一个姓氏，通译“沙利文” ；“桑斯坦”和“桑士廷”（Cass Sunstein）是同一个人；“斯凯伊”、“斯特凯”和“司特凯”（James Strachey）是同一个人；“克罗司（克罗斯）·威奇”、“科罗斯·维奇”和“科罗思·韦奇”（Claus Wittich）是同一个人；“斯佳丽编制者”（这是人名！？）和“斯盖利·怀特”是同一个人，即Skelly Wright（要问前面的那个名字为什么那么奇怪，我建议您去英汉词典里查一下“wright”这个字就明白了）。您可以看出来，至少对于法律学人来说，这里有不少名字都堪称是“如雷贯耳”的，或者是在重要的法学、政治学学术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若不信，您从里面随便挑几个名字用GOOGLE搜索一下试试）。固然，有些人名未必有公认的定译，有很多译法是约定俗成来的，可是在只有 两位 译者的情况下，同一个人名动辄就要出现 三四种 不同的译法，说译者马虎得过分，总不算过分吧？

除了人名之外，我所看到的译名不统一的例子还有：“新港”和“新天堂”（New Haven）是同一个地方（即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耶鲁法律杂志”、“耶鲁法律期刊”、“耶鲁法学杂志”和“耶鲁法学期刊”是同一本杂志；《尼古马奇恩伦理学》和《尼可马基伦理学》是同一本书；《自我根源》和《自我之源》是同一本书；《善的脆弱性》和《善良脆弱》是同一本书；《性格的结构》、《性格的组织》和《性格的构造》是同一本书；“法律道路”和“法学的道路”是同一篇文章；“法律共和政体”和“法律共和国”是同一篇文章；等等。实际上，上述很多不一致的译名都出现在同一章（有的甚至就在同一页）之中，因此可以推定，译名不一致的问题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译者有两个人，更可能的原因就是太不认真了。

（四）列举一些所谓的翻译“硬伤”吧（括号里给出了笔者认为正确的或较为准确的译法）：申诉（appeal，上诉）；《作为一种自律的法律的衰落》（《法律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式微》，理查德·波斯纳的著名论文）；《公爵法律杂志》／《公爵法律期刊》（《杜克法律杂志》）；《联邦主义》（ The Federalist ，《联邦党人文集》）；《哥吉斯》（ Gorgias ，《高尔吉亚篇》，柏拉图的对话录）；公平（justice，司法／正义）；法律和经济（law and economics，法律经济学）；图书馆（library，文库／丛书）；《备忘录》（ Meno ，《美诺篇》，柏拉图的对话录）；纽约时代（纽约时报）；《自私的吉恩》（《自私的基因》，理查德·道金斯的科普名著）；《不合时宜的调解》（《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的名著）；零和游戏（零和博弈）。此外，把柏拉图的《理想国》翻译成“《共和国》”，把韦伯的《以学术为业》翻译成“《作为职业的科学》”，尽管严格说来未必一定算是错误，但这种不尊重中文习惯译法的翻译怕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吧。

（五）除了（三）中列举的不统一的译名外，较明显的人名、地名错误（不符合已有定译的情况）还有：安索尼（Anthony，安东尼）；卡多祖（B. Cardozo，卡多佐）；康德（Carter，卡特）；丹宁（Daniel，丹尼尔）；道肯斯（R. Dawkins，道金斯）；乔（George，乔治）；格瑞（Grey，格雷）；欧里维尔·文德尔·哈尔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第196页的这 一个 注释里，译者先是把“霍姆斯”译成了“哈尔密斯”，紧接着又把《霍姆斯文粹》［ The Essential Holmes ］译成了“《 重要的霍布斯 》”！而且还把此书编者波斯纳的姓氏译成了“帕斯尼尔”。我琢磨着，勇气和创造力，只要少一样，恐怕都很难犯下这样错上加错的连环错）；爱弥尔（Immanuel，伊曼纽尔）；杰姆士（James，詹姆斯）；乔士（Joseph，约瑟夫）；马克因泰尔（A. MacIntyre，麦金泰尔）；迈特斯尤（Matthew，马修／马太）；马提斯（Matthews，马修斯）；米歇尔（Michael，迈克尔）；里兹（Joseph Raz，拉兹）；杰·保尔·沙特（Jean-Paul Sartre，让－保罗·萨特）；利奥·斯灼斯（Leo Strauss，列奥·斯特劳斯）；乌格（R. M. Unger，昂格尔）；葳廉棉斯（Williamson，威廉姆森）；波斯顿（Boston，波士顿）；加里弗尼亚／加利弗尼亚（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弗罗里达（Florida，佛罗里达）；易利路斯（Illinois，伊利诺斯）。

（六）文字、标点符号错误比比皆是，例如，把“康德”写成“Kaut”，把“德沃金”写成“Duorkin”，把“昂格尔”写成“llnger”，左书名号与右引号相搭配，等等。总体来说，此书的注释令人眼花缭乱，几乎没有什么体例可言，堪称是一锅“土不土、洋不洋”的夹生饭。

（七）读书时“偶拾”的其他一些“笑料”还包括：《美国文化中的法律和 管理证书 》／《美国文化中的法律和 证书 》（ Law and Letters in American Culture ）；《 为了雇佣 的律师》（ Lawyers for Hire ）；《伙伴 与权力 》（ Partners with Power ）；《最高法院法官 乔士的故事 》（ Supreme Court Justice Joseph Story ），提示：Joseph Story于1811至1845年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 马森 的优秀 自传 《 布兰迪 ：一个自由人的生活》”，提示：把“传记”（biography）译成“自传”了；“强调根源”（emphasis in original），提示：通常应译作“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类似的问题还有：“强调被省略的”（通常应译作“省略了着重号”）、“加入了强调”（通常应译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马克斯·韦伯的 《术语学》 中，……”（In Max Weber’s terminology, …），提示：应译作“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圣母玛丽亚（Notre Dame）， 索引 ：玛丽亚大学出版［社］”，对英语学术文献的注释体例略有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索引”一词所在的位置通常应该是出版社所在地所属的州名，就算译者不知道“Notre Dame”是一个地名，放个“索引”在这里，也算是“丈二的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了。经查，此处“索引”一词对应的原文是“Ind.”，译者以为是“index”的缩写（“index”的缩写通常是“ind.”），但事实上这显然是“Indiana”（印第安纳州）的缩写。

错误就像海绵里的水，读者您要是愿意挤的话，总还是有的。可惜了这本书，克隆曼先生要是知道他的书被糟蹋成这样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笔者也曾干过一点翻译和编辑的工作，自以为深知其中的冷暖：翻译是一件“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辛苦工作，编辑也是一件只有苦劳、难显功劳的差事，而像我这样挑挑错误是很容易的。可问题是，如果像这样随便一“捞”，就能收获这么一大堆错误的话（我主要是在注释里浏览了一下，这类错误大多不用核查原文就能发现，可以想见，该书实际存在的错误应该远远不止我上面列举的这些），我们实在很难说译者和编者尽到了自己起码的责任。

文章虽然未必是“千古事”，可是在读者心中，其得失依旧是“寸心知”的。作者、译者、编者，能不察乎？

善良的读者，你们要警惕啊！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五日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曾发表于“智识”网站，荣幸地得到了《迷失的律师》一书“新任责编”颇为诚恳的回应，并指出了笔者在初稿中犯下的一处鲁莽的错误——根据责编的介绍，该书重印版本在质量上已经有所改进：订正了本文指出的部分错误和不足。笔者感谢责编的回应和指正，并特此说明：本文批评所依据的版本是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最后还要也许是“此地无银”地说一句：其实，这篇小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揪辫子”或者“打棍子”，而只是想通过解剖一只“病入膏肓”的“麻雀”，提请学界和出版界对（法律）学术翻译和出版中的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闻过则怒”也好，“闻过则喜”也罢，其实都只是一个角色转换问题。要是您一时没转换过来呢，我只好说：得罪之处，请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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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五味——《迷失的律师》新任责编对重印情况说明

［ 书剑 于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三日给本文 初稿 的留言］

近日，在智识网、法律思想网、正来学堂等网站上读到“闻过则怒”先生的《开卷有疑之》,立刻“又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之所以说“又有”，实乃不久前即遭贺卫方先生一顿炮轰。产品质量有问题，对读者而言，是种精神折磨、文化污染；对出版社而言，是品牌价值的无形损耗，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对编辑而言，是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资格的丧失。因此，身为责任编辑，虽然明知怒先生盛怒之下所言“就是这样一本——不客气地说——错误百出的书，今年又重印了一次：错误一个也不少，只是换了一个封皮而已”并非实情，虽然对此已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但再见批评，还是恨意、悔意、歉意、谢意、敬意等等心情一齐袭来，将我的大脑震得一片空白，无异于痴呆，但我强迫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神智，保持一种“痛且清醒着”的状态，因为：一，我一向能正视现实；二，也是更重要的，批评者所希望的，并不是我们的“麻木”，而是“警醒”。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性地积极采取行动，使情况得以改观。

上述诸心情中，所恨者，乃逝者如斯，不能重始；所悔者，乃为何当初不再仔细点，编辑再更精细点；所歉者，乃问题之发生，诚有愧于读者、领导之信任与厚爱；所谢者，乃贺先生、怒先生等良师益友，其铮铮嘉言，的为苦口良药；所敬者，乃诸先生闻过之“怒”，不循私情（贺先生乃我们上宾，多有惠于出版社）——此乃法治之具体者，法治精义之所在。在中国，法治的实现困难重重，法律文化共同体虽为相依相生者，但共同体内对法律之“不文化”现象互相隐忍，又何能说服别人接受法治理念？所以，闻己之过，实乃一“喜”：有则改之，犹未为晚。

法治之另一具体者，乃程序正义，有“控”有辩，证据为王，责罚相称。故对怒先生之批评，本人做如下说明（并非“声明”），非欲开脱责任，实乃因我受法律思想之影响渐深，欲按法律精神行事而已。

本书重印前，市面上已断货许久，但市场信息表明：仍有一定需求且需求较迫切，故我们决定重印，由我负责。看到第一次印刷的样书时，感觉封面设计已无法满足时下读者的欣赏要求，所以决定改换封面。浏览内文时，立即发现了诸如怒先生所言之编辑问题，于是找译者联系，希望能提供原版书进行核对，未果。故责编尽其所能对其作了修改。

1、针对怒先生所言同一词的不同译法，比如“桑斯坦”（桑斯廷）、“霍姆斯”（霍姆、哈尔密斯、赫尔密斯等）、“德沃金”（多尔肯等）等等，责编已作了统一；
2、针对文字标点错误，如“Duorkin”，“llnger”等，责编进行了改正；
3、怒先生所举人名、地名及一些硬伤，与上述两项有重叠之处；
4、怒先生所指文献不译之通例，诚是，但责编在没有原版书的情况下，只能对文献所译不统一的情况作些统一，无力改动；
5、关于书名之译，第一次印刷所采译名已在读者中造成了影响，擅自改动，一会误导已购买此书的读者，二会影响本著作在中国已有的认知度。

上述种种说明，自可被指为“一面之辞“，有心的读者自会将两次印刷的版本进行比较，看看虚实如何，也自会明白，两次印刷的不同，是否“错误一个也不少，只是换了一个封皮而已”。

我理解，怒先生盛怒之下所言，完全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因此我相信，怒先生稍稍平静一下后，也会理解我的说明，更会理解：出版，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研究法律的读者，自是理性精神很强的人。

怒先生最后警示：“善良的读者，你们要警惕啊！”我知道，法律的基础假设之一为“人性本恶”，但我仍不愿放弃中国人对诚信的认同感。所以我坚持在每一本自己任责编的书上署实名，无论它是不是由我自己亲手编辑，只要出了问题，我会承担责任，包括读者对我的放弃甚或抵制——这对编辑而言，无疑是最严酷的惩罚。

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完美的天性，每一个社会组织也如此，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执著地探索：怎样在机制上、技术上保证产品的质量，怎样才能获得读者最大的支持。我本学外语，后学法律，深知译事之苦之难，法律翻译尤难，但我们仍要知难而进，因为，我们清楚，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太需要了解外国法律文化，我们也太想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或许有时我们做得有点急切，等不及各方面都做得完美，但我们一直在不断进步。从内心深处，我们更渴望一种鼓励！

尊敬的怒先生，我期待能够与您面对面的交流，更期待您能在今后给我们一些更为具体的支持。法治也好，支持也好，关键在 ——“具体”。

善良的、理性的读者，请相信我们一贯的诚意；

善良的、理性的读者，亦请一如既往地伸出你的手，帮我们做得更好，走得更远。对出版而言，没有你们的支持，一切都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