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大学的高收费政策
评中国大学的高收费政策
一、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是与非：从舆论看民意
二、从国际对比看各国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
三、从国际对比看中国当局对教育的投入水平
四、“教育产业化”：政府向民众转嫁财政负担？
【注释】
二、从国际对比看各国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
三、从国际对比看中国当局对教育的投入水平
四、“教育产业化”：政府向民众转嫁财政负担？
【注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和政策，其中最值得认真检讨的就是高等院校的高额收费政策。笔者从国际对比的角度，对这一政策作了初步剖析，认为这个政策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它事实上是假“改革”为名，把政府本应承担的相当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投入转嫁给民众，构成了学生及其家庭的严重负担；这样的所谓“改革”徒然加重社会负担，却丝毫未改变高等院校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让大学生的家庭代替它支付了高等教育投资，却并未降低各级官员奢糜消费的开支，实际上是间接地让学生家庭部分地填补了政府官员们腐败浪费的资金来源，这样的政策严重违反了社会公正的原则。
一、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是与非：从舆论看民意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开始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后，“高等教育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措施。大学的收费标准越来越高，而贫困家庭学生弃学、乃至学生和家长自杀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大学高收费政策夺走学生和家长生命的案例，与权贵阶层一掷千金的奢华，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然而，政府对这样的严重社会问题似乎始终漠然忽视。与此同时，民间和舆论对这一政策的批评则接连不断。笔者将10年来搜集的一小部分对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批评文章列举如下：
早在1994年，《改革时报》就发表过一篇长文──“大学上得起吗？” [1] ，该文作者指出，由于各地的大学陆续开始提高收费标准，“大学的门槛越来越高了”。他以湖北、南京两地先后有大学女生因无力交纳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惨剧为例，向社会各界发出了令人心颤的警告。
半年以后，《亚太经济时报》发表了刘勇的文章，该文的标题是，“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读得起大学吗？”。刘勇引述了一位老经济学家的话：“把教育当成商品是社会的悲哀 [2] 。”
1996年，一位作者有感于河南省当年有167名高校新生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而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在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发问：“河南一地如此，全国又有多少优秀青年中断了成材之路？ [3] ”
1999年，一些作者撰文批评了“教育产业化”政策，认为这个似是而非的“改革”口号其实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4] 。
2000年初，《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界高收费阴影笼罩”的文章。文章抨击了假“改革”为名的教育界高收费政策：“办大学已经成为高收费的一块特区。”该文作者认为，中国高校的收费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5] 。
针对有些经济学家鼓吹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扩大内需”，国家统计局主办的杂志2000年连续刊登文章予以驳斥。一位作者指出：“用教育消费来扩大内需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6] ”另一位作者列举了以下事实：1997年高校学费提高后，当年即有11％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他进一步指出：“高昂的学费必将把绝大多数工农子女淘汰出局，这显然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 [7] ”
2000年春，《北京日报》也刊登了题为“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的文章 [8] 。同时，《中国青年》杂志也接连发表文章，批评高等院校的高收费政策。在“穷孩子迈不进大学校门”这篇长文中，作者提到，福建省武平县的朱丽芳、朱武星双胞胎姐弟同时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上了厦门大学和厦门医学院，可是他们的家庭无力交纳每年至少1.5万元的学费，于是姐弟两人只好望大学的校门而兴叹 [9] 。另一位作者则观点鲜明地指出：“看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而让老百姓承担沉重的教育负担，不仅有失社会公平的原则，更是一种短视行为。 [10] ”
吉林省的一位作者针对“高校高收费”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用来办大事；试看卫星上天、核弹试爆、“亚运”盛会、港澳回归......，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必然全国回应，攻无不克、坚无不摧，多么难办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集中一点财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反而办不到，岂不是咄咄怪事？他的结论是，政府之所以没有大幅度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根本原因“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11] 。
在舆论的压力和社会表达出不满后，政府近年曾经出台了一套助学贷款办法。这一政策属于“政府请客，银行买单”，由于银行的经营正逐步商业化，金融机构对助学贷款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的业务兴趣索然。因此，对许多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来说，这一规定不过是“空中楼阁”和难以充饥的“画饼”，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按照银行的要求找到助学贷款的担保人。2002年，复旦大学新生丁炜的父亲因为筹不到儿子的学费而跳楼身亡。这位老农民用自己的生命向中国高校的收费政策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深受民众欢迎的《南方周末》就此作了报导 [12]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陕西省，该省2003年高考考生景艳梅以优异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可是她的父亲却因为无力负担高额的学费而自杀 [13] 。
早在2000年就有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大学门槛如此之高，把一大批贫苦的劳动者子女拒之门外，有幸迈进高校大门深造的青年一代的成分结构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4] ”近年来的报导证实，高等院校的学生结构确实发生了不应有的变化：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前，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50％到60％左右，由于出身于农村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勤奋，所以在名牌大学中这个比例更高；但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后，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急剧下降到20％到30％，大学生的主体变成了城镇学生；多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一直高达70％左右，但现在大学生中农村学生比重却大幅度下滑 [15] 。这种现象在名牌大学里更明显，1999年，农村学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总数中的比重仅分别占19％和16.3％ [16] 。
“高校高收费”政策在中国被冠以“改革”的头衔。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受到如此广泛而激烈的批评，并不多见。舆论和民意对这一政策诸多抨击，表明这一“改革”措施很不得人心。尽管如此，当局似乎充耳不闻，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这一政策的迹象。
二、从国际对比看各国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
主张高校实行高收费政策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应该和国际接轨，据说世界各国都实行高校收费的办法。果真如此吗？
欧洲不少国家都实行大学免费或低收费制度：德国对本国和外籍大学生一律实行免费就读；北欧各国也实行大学免费入学制度；法国对大学生只收少量注册费；英国1998年以前一直对大学生免收学费，从1998年起开始试行收费办法；不少东欧国家也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制度。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大学实行适当收费的办法。在美国，公立大学对家居本州的大学生每年最多收5千到6千美元的学费及杂费。美国和日本的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比较高，日本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5千到6千美元，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2万到3万美元。
美、日两国都是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几十倍。从美国公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来看，每年几千美元的学费及杂费大约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八分之一，户均收入达到全国平均线水平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承受子女上公立大学的费用。而对家庭收入较低、本人成绩优秀的学生，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还提供各种奖学金和政府贴息的学生贷款，以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
有学者指出：“在人均GDP低的国家，学费所占的比例不应该太高。 [17] ”印度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以印度著名的尼赫鲁大学为例，该校学生每学期只要交108卢比的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但政府制定高校收费政策时却把眼光瞄准了美国和日本的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在过去几年物价基本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是大学生平均每年的学费负担从2千元猛涨到6千、7千甚至上万元。中国城市居民2002年的户均收入只有2万多元，这样的高校收费标准将学杂费负担提升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将近一半；换言之，在一个收入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家庭，有一个大学生上学，全家必定入不敷出，只能动用往年储蓄来支撑。这样的公立大学收费标准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若考虑到中国人口的70％仍然是农民，而2002年全国农民家庭的户均收入不过万元左右，这样的收费标准已经变成对农村家庭的严重剥夺。
北京市是中国城市家庭户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北京市的居民家庭中有33％认为负担一名大学生非常困难，37％的家庭认为只能勉强支撑一个子女上大学，只有30％的家庭表示承受目前的高等教育负担没有困难 [18] 。全国除了深圳、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外，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都达不到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连北京市的多数居民家庭都无力承担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负担，其他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当然就更艰难了。正因为如此，实行“高校高收费”政策之后，许多优秀青年、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优秀青年就不得不辍学在家。2000年仅安徽一省的农村就有1万8千个家庭无力支持子女上大学，考取了却上不起大学的“特困生”约有3千人 [19] 。
三、从国际对比看中国当局对教育的投入水平
教育事业是公共产品，而提供公共产品是每个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完成得如何，是衡量考核一个政府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之一。测度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有多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1998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8％，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4％，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5.7％（美国为7％）；而中国的这一比重比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1年这一比重勉强达到3％之外，其他年份都低于3％，在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120个国家里属于倒数第16名。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日本的这一比重是4.7％，新加坡是3.5％，韩国是4.5％，俄罗斯是4.4％，马来西亚是5.3％，泰国是3.8％，蒙古是5.2％，印度是3.8％，越南是3.5％，中国的教育投入比所有的周边国家都低。
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当局信誓旦旦地承诺：到2000年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可是，这个文件公布以后，政府并未认真对待，只是把它当做一纸空文。可笑的是，2001年底，教育部长陈至立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兴高采烈地宣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7大成绩时，头一条就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3.19％ [20] 。她显然忘了，这个比重比“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必须于2000年达到的目标低得多，因此不但不能算是政府的“成绩”，相反却应该算是政府的过错或失职。
尽管中国一直属于政府的教育投入排列于世界上倒数几名的国家，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从来没有一点自责的表示。为了给教育投入不足寻找藉口，官员们往往用“国情”来解释，意即中国的人口多，国力差，对教育的投资长期严重不足情有可原。其实，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印度，其教育投入从来就比中国高。中国常有一些人自以为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远超过印度，那么，为什么在教育现代化方面，印度做得到的，中国却总是做不到呢？究竟是中国的国力支撑不了教育事业，还是中国的“国情”迫使教育事业为腐败让步呢？确实，如果只看各大城市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不少是进口的豪华车），再看豪华宾馆和酒楼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谁会相信中国是一个缺乏资金维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家呢？
著名科学家卢嘉锡曾经质问道：“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街上跑的是进口豪华车，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用到科研、教育上去呢？ [21]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也说过：“假入能够省下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请客花掉的上千亿元钱，教育经费就可以加倍了。 [22] ”这些学者大概是忽略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在“公仆”们的奢靡消费方面堪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教育事业就因“国情”的限制而始终缺少必要的资金。
四、“教育产业化”：政府向民众转嫁财政负担？
中国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长期不足，更糟糕的是，通过以“改革”为名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政府正在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教育投入逐渐转嫁给民众。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执行公告”的数据显示，国家财政为每名大学生所负担的经费，2000年是7,309.58元，而2001年这一数字却下降到6,816.23元，国家财政减少的这笔支出实际上是转嫁给了大学生的家长。
那么现在中国的大学经费当中，究竟政府和学生家庭各承担多少呢？目前大学生平均每年要交6千元左右的学费，上述“执行公告”的数据表明，政府负担的数额比学生交纳的数额略高一点，也就是说，学生家庭负担的大学经费大约占40％左右，而政府负担的只占60％。
据“世界银行”对全世界33个主要国家的统计，家庭所交纳的学费占公立高等学校经费的比例平均是13％到15％，有20个国家为10％左右，有10个国家在20％左右，韩国的这一比例最高，达40％ [23] 。在加拿大，大学办学经费的70％来自联邦和省政府，只有20％来自学生家庭交纳的学费；在印度，教育经费的78％到92％依靠政府的投入，其余部分主要来自社会捐赠，而学生及家长负担的数额只占很小的比例 [24] 。
显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费用的投入方面是最低的，而学生及其家长的负担比例却是最高的。这“一高一低”表明，中国政府把投资教育的责任转嫁到民众头上。中国教育部门的官员为了替“高校高收费”政策辩护，提出了一个说法：要让学生和家长承担教育成本的20％到25％。先不考虑这个比例的合理性，以上分析说明，事实上现在学生和家长承担的教育成本几乎是这个比例的1.6倍到2倍。如果政府真正落实1993年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也就是说，从目前的3％左右提升一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1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那也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千来万、每人每年6千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假入政府能归还这笔在教育事业上的“欠债”，那么大学学费就可以减半，中国也可以减免贫困家庭学生的全部学费，消除大学生的辍学现象了。
当然，在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未作任何改革的情况下，高等院校的经费开支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首先是中国的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官多兵少。西方国家的大学通常人员精练，效率很高。比如，在瑞士的“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总共只有15名行政人员，包括院长、副院长在内 [25] 。而中国高等院校的情况正好相反，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中国青年》杂志就以“中国高校官满为患”为题发表文章揭露过这一现象 [26] 。其次，中国的大学里师生比过低，在“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学的师生比平均是1比16.7，可是在中国，把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乃至函授生都算上，大学的师生比也不过是1比10。如此低下的办学效率自然会导致学校现有资源和经费的浪费虚掷。再次，高校中也同样充满了腐败，学校官员购买豪华的进口车、以出国考查为名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开支，都耗费了大笔的办学经费。学生及其家长被迫支出的沉重的学费负担，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满足这样的“经费需要”的。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届“世界教育大会”。会议一致通过的文件严肃地指出：“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减少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也不能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嫁给家庭。这只会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27]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赞成并通过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有贯彻落实该文件内容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在中国“科教兴国”的口号一直喊得很响，但从首届“世界教育大会”通过上述文件以来，6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发生该文件这段话里所讲的两个“不能”，一方面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正在减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费用的沉重负担正被转嫁给学生家庭。不说与西方国家相比，哪怕只与印度等实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究竟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对教育真正负责的，而哪个国家的政府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却不付诸实际行动，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中华民族从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到了21世纪初，高等教育事业却在“改革”的名义下变成了从民众口袋里掏钱的“商业”。每年召开“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时，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慷慨陈词，呼吁当局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兑现以往提出的要“重视教育”的承诺。他们的发言存档、见报了，但是似乎一切还是照旧，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依然“坚定”，政府对大学生不堪负担的窘境、乃至大学生及家长的自杀，继续无动于衷下去。
“高校高收费”政策最大的伤害面是在农村。在实行这一政策以前，农民子弟虽然不能自由地在城镇落户定居、享受城市居民与生具来的受教育权利，但他们还可以通过勤奋苦读、考取大学而摆脱贫困的生活环境，给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亲友带来希望。到城里上大学，从来是努力求学的农村子弟生活中的一个美好愿望，也是他们奋斗向上的一个主要通道。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但上千万的农家子弟怎么也没料想到，这场改革竟然被引导到一个伤害农家子弟、断绝他们前途的方向上去。“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从制度上阻断了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求学向上的管道；不管这些农家子弟如何用功勤奋，在这个“改革”了的商业化高等教育体制里，他们很可能从此求学无门了。如此不公道的制度，几千年来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制度与“西化”毫无关系，因为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门从来都对低收入家庭的学子敞开着；这种制度甚至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它完全排斥正义和社会公正。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答案。
【注释】
[1] 潘文，“大学上得起吗？”，《改革时报》，1994年9月3日。
[2] 刘勇，“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读得起大学吗？”见1995年2月26日的《亚太经济时报》。
[3] 胡显中，“高校收费是一个误区”，《探索与争鸣》（上海），1996年第10期。
[4] 李立彬，“警惕教育市场化的误导”，《教育与经济》，1999年第3期；韩雪，“教育产业化，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8期。
[5] 直言，“教育界高收费阴影笼罩”，《工人日报》，2000年1月8日。
[6] 黎珍，“高教收费与扩大内需”，《中国国情与国力》，2000年第3期。
[7] 古平，“高教高收费合理吗？”，《中国国情与国力》，2000年第5期。
[8] 何建明，“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北京日报》，2000年5月6日。
[9] 余小鲁，“穷孩子迈不进大学校门”，《中国青年》，2000年第20期。
[10] 民声，“买不起的高等教育”，《中国青年》，2000年第18期。
[11] 胡显中，“提高大学收费标准能拉动内需吗？”，《经济纵横》，2000年第3期。
[12] “不应该发生的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5日
[13] 胡志远（高中学生），“悲剧何日不再上演”，《南方日报》，2003年7月24日。
[14] 出处同注[11]。
[15] 土人，“高收费改变大学生阶层结构”，《中国文化报》，2003年9月4日。
[16] 吴宏超，“教育机会的分配与教育公平”，《教育与经济》，2003年第3期。
[17] {转引自李永生的“个人应该分担多少高等教育成本？”，载《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8期。
[18] 见《人民日报》记者对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丁小浩教授的采访，载《人民日报》2003年9月13日。
[19] “热点追踪：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人民日报》，2000年9月12日。
[20] 新华社2002年12月26日电。
[21] 引自郑庆东的《新闻广角镜》，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年出版，第29页。
[22] 孔宪铎，“春雷与甘露”，转载于《参考消息》1999年1月23日。
[23] 出处同注[16]。
[24] 宋秋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教育与经济》，2003年第3期。
[25] 见对瑞士的华裔科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相兰欣的采访“高收费不等于高质量”，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3月21日。
[26] 袁享林，“中国高校官满为患”，《中国青年》，1998年第12期。
[27] 见《光明日报》1999年9月22日第1版消息。
一、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是与非：从舆论看民意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开始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后，“高等教育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措施。大学的收费标准越来越高，而贫困家庭学生弃学、乃至学生和家长自杀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大学高收费政策夺走学生和家长生命的案例，与权贵阶层一掷千金的奢华，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然而，政府对这样的严重社会问题似乎始终漠然忽视。与此同时，民间和舆论对这一政策的批评则接连不断。笔者将10年来搜集的一小部分对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批评文章列举如下：
早在1994年，《改革时报》就发表过一篇长文──“大学上得起吗？” [1] ，该文作者指出，由于各地的大学陆续开始提高收费标准，“大学的门槛越来越高了”。他以湖北、南京两地先后有大学女生因无力交纳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惨剧为例，向社会各界发出了令人心颤的警告。
半年以后，《亚太经济时报》发表了刘勇的文章，该文的标题是，“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读得起大学吗？”。刘勇引述了一位老经济学家的话：“把教育当成商品是社会的悲哀 [2] 。”
1996年，一位作者有感于河南省当年有167名高校新生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而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在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发问：“河南一地如此，全国又有多少优秀青年中断了成材之路？ [3] ”
1999年，一些作者撰文批评了“教育产业化”政策，认为这个似是而非的“改革”口号其实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4] 。
2000年初，《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界高收费阴影笼罩”的文章。文章抨击了假“改革”为名的教育界高收费政策：“办大学已经成为高收费的一块特区。”该文作者认为，中国高校的收费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5] 。
针对有些经济学家鼓吹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扩大内需”，国家统计局主办的杂志2000年连续刊登文章予以驳斥。一位作者指出：“用教育消费来扩大内需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6] ”另一位作者列举了以下事实：1997年高校学费提高后，当年即有11％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他进一步指出：“高昂的学费必将把绝大多数工农子女淘汰出局，这显然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 [7] ”
2000年春，《北京日报》也刊登了题为“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的文章 [8] 。同时，《中国青年》杂志也接连发表文章，批评高等院校的高收费政策。在“穷孩子迈不进大学校门”这篇长文中，作者提到，福建省武平县的朱丽芳、朱武星双胞胎姐弟同时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上了厦门大学和厦门医学院，可是他们的家庭无力交纳每年至少1.5万元的学费，于是姐弟两人只好望大学的校门而兴叹 [9] 。另一位作者则观点鲜明地指出：“看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而让老百姓承担沉重的教育负担，不仅有失社会公平的原则，更是一种短视行为。 [10] ”
吉林省的一位作者针对“高校高收费”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用来办大事；试看卫星上天、核弹试爆、“亚运”盛会、港澳回归......，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必然全国回应，攻无不克、坚无不摧，多么难办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集中一点财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反而办不到，岂不是咄咄怪事？他的结论是，政府之所以没有大幅度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根本原因“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11] 。
在舆论的压力和社会表达出不满后，政府近年曾经出台了一套助学贷款办法。这一政策属于“政府请客，银行买单”，由于银行的经营正逐步商业化，金融机构对助学贷款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的业务兴趣索然。因此，对许多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来说，这一规定不过是“空中楼阁”和难以充饥的“画饼”，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按照银行的要求找到助学贷款的担保人。2002年，复旦大学新生丁炜的父亲因为筹不到儿子的学费而跳楼身亡。这位老农民用自己的生命向中国高校的收费政策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深受民众欢迎的《南方周末》就此作了报导 [12]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陕西省，该省2003年高考考生景艳梅以优异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可是她的父亲却因为无力负担高额的学费而自杀 [13] 。
早在2000年就有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大学门槛如此之高，把一大批贫苦的劳动者子女拒之门外，有幸迈进高校大门深造的青年一代的成分结构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4] ”近年来的报导证实，高等院校的学生结构确实发生了不应有的变化：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前，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50％到60％左右，由于出身于农村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勤奋，所以在名牌大学中这个比例更高；但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后，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急剧下降到20％到30％，大学生的主体变成了城镇学生；多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一直高达70％左右，但现在大学生中农村学生比重却大幅度下滑 [15] 。这种现象在名牌大学里更明显，1999年，农村学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总数中的比重仅分别占19％和16.3％ [16] 。
“高校高收费”政策在中国被冠以“改革”的头衔。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受到如此广泛而激烈的批评，并不多见。舆论和民意对这一政策诸多抨击，表明这一“改革”措施很不得人心。尽管如此，当局似乎充耳不闻，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这一政策的迹象。
二、从国际对比看各国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
主张高校实行高收费政策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应该和国际接轨，据说世界各国都实行高校收费的办法。果真如此吗？
欧洲不少国家都实行大学免费或低收费制度：德国对本国和外籍大学生一律实行免费就读；北欧各国也实行大学免费入学制度；法国对大学生只收少量注册费；英国1998年以前一直对大学生免收学费，从1998年起开始试行收费办法；不少东欧国家也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制度。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大学实行适当收费的办法。在美国，公立大学对家居本州的大学生每年最多收5千到6千美元的学费及杂费。美国和日本的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比较高，日本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5千到6千美元，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2万到3万美元。
美、日两国都是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几十倍。从美国公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来看，每年几千美元的学费及杂费大约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八分之一，户均收入达到全国平均线水平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承受子女上公立大学的费用。而对家庭收入较低、本人成绩优秀的学生，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还提供各种奖学金和政府贴息的学生贷款，以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
有学者指出：“在人均GDP低的国家，学费所占的比例不应该太高。 [17] ”印度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以印度著名的尼赫鲁大学为例，该校学生每学期只要交108卢比的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但政府制定高校收费政策时却把眼光瞄准了美国和日本的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在过去几年物价基本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是大学生平均每年的学费负担从2千元猛涨到6千、7千甚至上万元。中国城市居民2002年的户均收入只有2万多元，这样的高校收费标准将学杂费负担提升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将近一半；换言之，在一个收入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家庭，有一个大学生上学，全家必定入不敷出，只能动用往年储蓄来支撑。这样的公立大学收费标准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若考虑到中国人口的70％仍然是农民，而2002年全国农民家庭的户均收入不过万元左右，这样的收费标准已经变成对农村家庭的严重剥夺。
北京市是中国城市家庭户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北京市的居民家庭中有33％认为负担一名大学生非常困难，37％的家庭认为只能勉强支撑一个子女上大学，只有30％的家庭表示承受目前的高等教育负担没有困难 [18] 。全国除了深圳、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外，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都达不到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连北京市的多数居民家庭都无力承担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负担，其他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当然就更艰难了。正因为如此，实行“高校高收费”政策之后，许多优秀青年、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优秀青年就不得不辍学在家。2000年仅安徽一省的农村就有1万8千个家庭无力支持子女上大学，考取了却上不起大学的“特困生”约有3千人 [19] 。
三、从国际对比看中国当局对教育的投入水平
教育事业是公共产品，而提供公共产品是每个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完成得如何，是衡量考核一个政府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之一。测度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有多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1998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8％，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4％，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5.7％（美国为7％）；而中国的这一比重比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1年这一比重勉强达到3％之外，其他年份都低于3％，在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120个国家里属于倒数第16名。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日本的这一比重是4.7％，新加坡是3.5％，韩国是4.5％，俄罗斯是4.4％，马来西亚是5.3％，泰国是3.8％，蒙古是5.2％，印度是3.8％，越南是3.5％，中国的教育投入比所有的周边国家都低。
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当局信誓旦旦地承诺：到2000年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可是，这个文件公布以后，政府并未认真对待，只是把它当做一纸空文。可笑的是，2001年底，教育部长陈至立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兴高采烈地宣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7大成绩时，头一条就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3.19％ [20] 。她显然忘了，这个比重比“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必须于2000年达到的目标低得多，因此不但不能算是政府的“成绩”，相反却应该算是政府的过错或失职。
尽管中国一直属于政府的教育投入排列于世界上倒数几名的国家，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从来没有一点自责的表示。为了给教育投入不足寻找藉口，官员们往往用“国情”来解释，意即中国的人口多，国力差，对教育的投资长期严重不足情有可原。其实，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印度，其教育投入从来就比中国高。中国常有一些人自以为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远超过印度，那么，为什么在教育现代化方面，印度做得到的，中国却总是做不到呢？究竟是中国的国力支撑不了教育事业，还是中国的“国情”迫使教育事业为腐败让步呢？确实，如果只看各大城市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不少是进口的豪华车），再看豪华宾馆和酒楼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谁会相信中国是一个缺乏资金维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家呢？
著名科学家卢嘉锡曾经质问道：“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街上跑的是进口豪华车，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用到科研、教育上去呢？ [21]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也说过：“假入能够省下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请客花掉的上千亿元钱，教育经费就可以加倍了。 [22] ”这些学者大概是忽略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在“公仆”们的奢靡消费方面堪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教育事业就因“国情”的限制而始终缺少必要的资金。
四、“教育产业化”：政府向民众转嫁财政负担？
中国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长期不足，更糟糕的是，通过以“改革”为名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政府正在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教育投入逐渐转嫁给民众。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执行公告”的数据显示，国家财政为每名大学生所负担的经费，2000年是7,309.58元，而2001年这一数字却下降到6,816.23元，国家财政减少的这笔支出实际上是转嫁给了大学生的家长。
那么现在中国的大学经费当中，究竟政府和学生家庭各承担多少呢？目前大学生平均每年要交6千元左右的学费，上述“执行公告”的数据表明，政府负担的数额比学生交纳的数额略高一点，也就是说，学生家庭负担的大学经费大约占40％左右，而政府负担的只占60％。
据“世界银行”对全世界33个主要国家的统计，家庭所交纳的学费占公立高等学校经费的比例平均是13％到15％，有20个国家为10％左右，有10个国家在20％左右，韩国的这一比例最高，达40％ [23] 。在加拿大，大学办学经费的70％来自联邦和省政府，只有20％来自学生家庭交纳的学费；在印度，教育经费的78％到92％依靠政府的投入，其余部分主要来自社会捐赠，而学生及家长负担的数额只占很小的比例 [24] 。
显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费用的投入方面是最低的，而学生及其家长的负担比例却是最高的。这“一高一低”表明，中国政府把投资教育的责任转嫁到民众头上。中国教育部门的官员为了替“高校高收费”政策辩护，提出了一个说法：要让学生和家长承担教育成本的20％到25％。先不考虑这个比例的合理性，以上分析说明，事实上现在学生和家长承担的教育成本几乎是这个比例的1.6倍到2倍。如果政府真正落实1993年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也就是说，从目前的3％左右提升一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1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那也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千来万、每人每年6千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假入政府能归还这笔在教育事业上的“欠债”，那么大学学费就可以减半，中国也可以减免贫困家庭学生的全部学费，消除大学生的辍学现象了。
当然，在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未作任何改革的情况下，高等院校的经费开支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首先是中国的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官多兵少。西方国家的大学通常人员精练，效率很高。比如，在瑞士的“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总共只有15名行政人员，包括院长、副院长在内 [25] 。而中国高等院校的情况正好相反，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中国青年》杂志就以“中国高校官满为患”为题发表文章揭露过这一现象 [26] 。其次，中国的大学里师生比过低，在“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学的师生比平均是1比16.7，可是在中国，把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乃至函授生都算上，大学的师生比也不过是1比10。如此低下的办学效率自然会导致学校现有资源和经费的浪费虚掷。再次，高校中也同样充满了腐败，学校官员购买豪华的进口车、以出国考查为名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开支，都耗费了大笔的办学经费。学生及其家长被迫支出的沉重的学费负担，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满足这样的“经费需要”的。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届“世界教育大会”。会议一致通过的文件严肃地指出：“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减少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也不能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嫁给家庭。这只会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27]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赞成并通过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有贯彻落实该文件内容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在中国“科教兴国”的口号一直喊得很响，但从首届“世界教育大会”通过上述文件以来，6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发生该文件这段话里所讲的两个“不能”，一方面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正在减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费用的沉重负担正被转嫁给学生家庭。不说与西方国家相比，哪怕只与印度等实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究竟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对教育真正负责的，而哪个国家的政府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却不付诸实际行动，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中华民族从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到了21世纪初，高等教育事业却在“改革”的名义下变成了从民众口袋里掏钱的“商业”。每年召开“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时，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慷慨陈词，呼吁当局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兑现以往提出的要“重视教育”的承诺。他们的发言存档、见报了，但是似乎一切还是照旧，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依然“坚定”，政府对大学生不堪负担的窘境、乃至大学生及家长的自杀，继续无动于衷下去。
“高校高收费”政策最大的伤害面是在农村。在实行这一政策以前，农民子弟虽然不能自由地在城镇落户定居、享受城市居民与生具来的受教育权利，但他们还可以通过勤奋苦读、考取大学而摆脱贫困的生活环境，给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亲友带来希望。到城里上大学，从来是努力求学的农村子弟生活中的一个美好愿望，也是他们奋斗向上的一个主要通道。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但上千万的农家子弟怎么也没料想到，这场改革竟然被引导到一个伤害农家子弟、断绝他们前途的方向上去。“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从制度上阻断了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求学向上的管道；不管这些农家子弟如何用功勤奋，在这个“改革”了的商业化高等教育体制里，他们很可能从此求学无门了。如此不公道的制度，几千年来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制度与“西化”毫无关系，因为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门从来都对低收入家庭的学子敞开着；这种制度甚至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它完全排斥正义和社会公正。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答案。
【注释】
[1] 潘文，“大学上得起吗？”，《改革时报》，1994年9月3日。
[2] 刘勇，“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读得起大学吗？”见1995年2月26日的《亚太经济时报》。
[3] 胡显中，“高校收费是一个误区”，《探索与争鸣》（上海），1996年第10期。
[4] 李立彬，“警惕教育市场化的误导”，《教育与经济》，1999年第3期；韩雪，“教育产业化，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8期。
[5] 直言，“教育界高收费阴影笼罩”，《工人日报》，2000年1月8日。
[6] 黎珍，“高教收费与扩大内需”，《中国国情与国力》，2000年第3期。
[7] 古平，“高教高收费合理吗？”，《中国国情与国力》，2000年第5期。
[8] 何建明，“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北京日报》，2000年5月6日。
[9] 余小鲁，“穷孩子迈不进大学校门”，《中国青年》，2000年第20期。
[10] 民声，“买不起的高等教育”，《中国青年》，2000年第18期。
[11] 胡显中，“提高大学收费标准能拉动内需吗？”，《经济纵横》，2000年第3期。
[12] “不应该发生的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5日
[13] 胡志远（高中学生），“悲剧何日不再上演”，《南方日报》，2003年7月24日。
[14] 出处同注[11]。
[15] 土人，“高收费改变大学生阶层结构”，《中国文化报》，2003年9月4日。
[16] 吴宏超，“教育机会的分配与教育公平”，《教育与经济》，2003年第3期。
[17] {转引自李永生的“个人应该分担多少高等教育成本？”，载《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8期。
[18] 见《人民日报》记者对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丁小浩教授的采访，载《人民日报》2003年9月13日。
[19] “热点追踪：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人民日报》，2000年9月12日。
[20] 新华社2002年12月26日电。
[21] 引自郑庆东的《新闻广角镜》，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年出版，第29页。
[22] 孔宪铎，“春雷与甘露”，转载于《参考消息》1999年1月23日。
[23] 出处同注[16]。
[24] 宋秋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教育与经济》，2003年第3期。
[25] 见对瑞士的华裔科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相兰欣的采访“高收费不等于高质量”，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3月21日。
[26] 袁享林，“中国高校官满为患”，《中国青年》，1998年第12期。
[27] 见《光明日报》1999年9月22日第1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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