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县史悼李宜
[ 2005年第1期 回顾县史悼李宜 作者：任知时 ]
李宜是河南省巩县的一位人民教师，已逝世多年，最近几位老同学相约要为李宜（克中）同志出版《诗集》，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我认为纪念李宜要从他一生遭遇中吸取些历史教训，才有实际意义。
李宜是我在高中一年级的老同学，因为相处时间很短暂，早已记不起他那少年英俊的模样。倒是他负伤后，尤其是被错划右派以后，那面容憔悴、削瘦嶙峋，拄一根长棍，瘸一条伤腿的悲惨形象，还历历在目。
李宜是1948年秋，开封二次解放随校南下逃亡的学生。他在流浪京、沪期间，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祸国殃民，民不聊生，已是穷途末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只有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国家和个人才有光明前途。于是，他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旋即转战江南。不幸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腿部中弹负了重伤，成为二等荣誉（残疾）军人。但他身残志不残，伤愈后，拄着单拐回到巩县，走上人民教师的岗位。
1957年末，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当他见到报上登有“右派”攻击共产党在镇反运动中杀人过多的言论时，就写了反驳的大字报。不料却遭到“左派”积极分子的曲解，把他文章掐头去尾、无限上纲，反而把他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的处分，把他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虽然当时有“右派属敌我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指示，在那宁左勿右、阶级斗争步步升级的年代，是贯彻不到基层的。于是李宜在那政治运动频繁年代，成为村里逢运动必“挨斗”、绰号为“运动员”的“右派”分子。在那长达21年的岁月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充当阶级敌人，承受“群众专政”那动辄得咎，备受人身凌辱的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同时在经济上也陷入绝境。光荣负伤使他丧失体力劳动的能力，错划“右派”又使他丧失脑力劳动的机会。仅凭他每半年十几元钱的荣军补助费，实难养活他老少五口之家。
1958年，巩县党委号召干部教师们“交白心（错误思想）换红心（与党一致思想）”，抓住把柄，又划“交心右派”和“漏网右派”221人。巩县共划正式在册的右派890人；若加上在巩县划右，不统计在巩县的省、市营厂矿右派99人；加上因右派问题而戴上其他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流氓分子、不良分子等150人；再加上不应划右而转来的“学生右派”14人，全县遭右派苦难的共有1153人。
从“反右”及“右派改正”历史档案中查得：“右派改正”初期统计全国“右派”有54万人，占全国当时干部总数的5.7%，（最后统计为55万人）；河南省最多，有7万多人，占全省当时干部总数的15%；省内永城县划右最多，有2423人，占该县当时职工（划右已超出干部教师范围）总数的33%；巩县教师右派496人，占当时教师总数的30.2%，干部总数未查到，估算也应在30%左右；河南省超千名右派的县只有商丘地区四个；巩县划右之多，在全国也应在前列。
1979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以反右时的原始档案为基础，按原中央划右标准重新衡量，内查外调，最后巩县右派全部得到改正。李宜改正后，又回到教师岗位，积极地发挥他的光和热。
在“右派改正”的《总结报告》中，有几段话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当时确有一小撮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向党进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击是必要的。但是不恰当的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加上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产生了扩大化。从我县复审改正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属于错划的……” “因为当时反右斗争来势迅猛，工作比较粗糙，有些材料未经核实。加之有‘宁左勿右’的思想作祟，既不允许本人申辩，又不允许了解情况的人发表不同意见。本人申辩是态度不好，罪上加罪；旁人发表不同意见是包庇同情右派，轻则受处分，重者也被划为右派。因此在复查中发现材料是不真实的”。
敢于说“真话”又能知无不言的“右派”们被打倒后，尤其是“言者有罪”后，共产党在执政中堵塞了言路，也失去了患难与共的朋友，重大决策时也失去了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于是狂热的、非理性的“大跃进”开始了。
首先是大办粮食。当时“左派”积极分子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在这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的“好成绩”，获得“卫星上天”的赞誉。巩县在当时的产量会议上都有虚报。早报的亩产有好几百斤（当时绝大多数岭地亩产仅一百多斤），后报的有千斤以上，并依此进行了“高征购”。全国出现了“浮夸风”，造成全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假象。紧跟着出现了饿死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其次是大办钢铁。也是用“务虚不务实”的政治手段来操作。在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资源情况下，采用小（小土炉）、土（土法上马）、群（群众运动）的方法盲目上马。开封专区东三县（开封、兰考、东明）在无资源又无技术人员情况下，利用公社化 “大兵团”作战的优势，由三个县委副书记挂帅，调配三县43900个青壮劳动力，浩浩荡荡开到巩县矿山上去大办钢铁了。巩县更不甘落后，竟放弃占公社大食堂半年粮的红薯不去收储，抢先赶上“大跃进”的高潮。导致红薯霉烂在地里、水囤子里，形成1959年秋巩县丰产没有丰收的事故。巩县共动员了12万人的“大兵团”（注：当时全县人口434540人），吃住在矿山上，挖矿石、砌小高炉、砍树木、烧木炭（代替焦炭），仅巩县就建5636个小土炉（投入使用的2183座）。炼出的明明不是铁，是未烧透的矿石渣，把它称为“烧结铁”。创出日产4万吨的高产纪录。向上级报喜后获“卫星上天”的殊荣。
在那疯狂的年代，矿山上白天处处冒青烟，夜间满山是火光，那热气腾腾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巩县境内有那十几万人的“大兵团”，还有几千个小土炉在不停的烧炼，不出几个月就把巩县能烧木炭的树木砍个净光。那时公社化后，树权归集体，谁也无权干涉。直到改革开放后“大包干”，树权有主了，植被才恢复起来。产权明晰不明晰也是财产增值的关键。倒是巩县第一炼钢厂，从开专调来一个懂行的“右派”，按科学规范建一个8立方米高炉和六个3立方米高炉（只使用两个）；陶瓷厂（制碗）的内行右派陈迹解决了耐火砖问题；巩县钢铁办公室留一个学地质的“右派”刘传三（改革开放后任人大副主任）参加策划；又调拨一些正规焦炭。有了科技基础，在党委领导下才出现日产灰生铁1-2吨的成绩。生产半月后因焦炭不继就停下来了。无怪乎文革中的造反派当权时，讥讽说知识分子是“臭豆腐”，政治上臭，用起来香。“大跃进”运动两大重要内容一个粮食，一个钢铁。不依靠科学，不依靠人才，只依靠政治挂帅，只依靠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像打仗一样搞建设，终以失败而告终。
真正使人民生活走向灾难的根本原因，还不仅仅是这些“浮夸风”、“高征购”、“瞎指挥”，关键更在于“共产风”。在于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后，那“干活不要工钱、吃饭不要饭钱”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制度。它使劳动者不能直接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果通过公社统收统支，第二次分配转化为“他”人所得，严重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实践证明，该制度实行三年，减产三年，人民群众饿肚子三年。这才是造成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按巩县水文记载，这三年两年偏丰，一年偏歉，根本造不成灾害，纯属“人祸”。1958年8月巩县实现食堂化后，人民生活逐年下降，营养不良的浮肿病逐年增加，人们体质严重下降，也造成育龄妇女不孕和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当时出生率、死亡率科学计算可达三万人。永城县划右时最左，后来该县非正常死亡达十几万人，牲畜减少60%。全国在那后三年闹浮肿病、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人。“左倾教条主义”同样能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过这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形成的失误，以“交学费”的形式开脱了。时过境迁已近半个世纪了，应该正确吸取教训，告诉后人要力避“左倾”路线。经过“低标准”、“瓜菜代”、“淀粉馍”（注：用植物粗纤维碱化后做的馍）、“百日休养”等一系列措施，这个分配制度实在执行不下去了，终于在1961年冬解散了大食堂。1962年实行“留够自留地”、“借地救灾”（注：从集体土地中拿出1/10的土地借给各户自耕自收）、允许个人开“小片荒”等措施。在土地家庭承包权上开1/10的小口子，一举消灭了“浮肿病”。
李宜在这非常时期又遭“中年丧妻”的不幸。在1960年“瓜菜代”时期，公社社员每日三餐只有七两粮食，又无副食品的情况下，在大食堂打回来的“稀粥菜汤”，可让他贤慧的妻子作了大难。她上要奉养老婆母，下要抚养六岁、二岁的幼子，李宜又是家庭的主要成员还需要稍微照顾一点，就是苦了她自己。时间长了她的“浮肿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弃世而去。普通人家去世的多是老、弱、病、残，她却是正当年轻少壮的年华。诗人李宜终生内疚。14年后的1974年元月16日除夕雪夜，作一首《伤怀》小诗：
面前怯伤慈母心，背后偷泣结发情。
除夕饺子挥泪捏，多少辛酸不成形。
没有切肤之痛，很难作出如此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诗句。
被人民群众呼为救命田的“借地”，在巩县只实行了1962年秋季一个季度就被收回了。这时的分配制度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人、劳比例参加分配。一般生产队多是人（头）五、劳（劳动工分）五。但还提倡人头分的多、劳力分配的少，说是含共产主义成分高。所以也有少部分生产队执行人六劳四的，个别副业多的队也有人八劳二的。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成果，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人头”分走。实践证明，这种分配制度只解决了“出勤”的积极性。因为人头粮是固定的，分配多少全靠工分多少。于是男女老少都争抢挣工分。只要记工本上记一个劳动日，能参加分配，就达到目的了。至于劳动质量和效能，就不是人们关心的事了。制度决定人的行为，有人想关心也没有用。于是出现了出勤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十分普遍。“八点敲钟九点到，磨磨蹭蹭盼下工”，一天干不了半天活。这就是落后的生产力难以适应那“先进的生产关系”。“文革”中的造反派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肯定是阶级敌人在破坏。于是在推广“学大寨”运动中，把政治表现也作为评工计分的内容，提出“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落实到基层变成拉出已斗倒十几年的“老敌人”反复批斗，李宜也在其中。不解决分配上的问题，不与劳动者的利益挂钩，根本解决不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于是形成越穷越斗、越斗越穷、走上了“穷过渡”的怪圈。“穷则思变”，才引发了出名的小岗村人民冒死创造“大包干”制度。“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事求是的新一代领导人把它总结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人民才走向富裕的道路。马克思曾说过：“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执行新经济政策是有深刻道理的。走了二十几年的冤枉路，又回到原来的基点上，交的“学费”也真够惨重了！
在那按工分吃饭的阶段，李宜家庭只有一个老人，二个幼子、一个残疾人，无论如何挣不来工分。当时有适当照顾的政策，当然轮不到他这“阶级敌人”头上，所分粮食实在糊不了口。为了生存，他拽住六七岁大儿子，抱住二三岁的小儿子，扒上南下的“荒车”（注：当时灾民多，坐空货车、拉煤火车可以不买票）到驻马店信阳地区乞讨。该地区原饿死人较多，灾后重建，政策比较宽松，人民生活相对宽余，便于乞讨。李宜还有“书生”风格，认为乞讨是不劳而食。于是买一把推剪走乡串户，见到头发长的就去替他理发，理后不收费，只要换回几个馍就行。老百姓看他前拽后拉、又理发，也乐于多施舍这位奇特的乞丐。他把好馍留给母亲，次的给儿子吃，最差的自己吃。积攒三五天以后，把小儿子交给大儿子看管，留在候车室内或破庙中，嘱咐千万不能跟别人走。赶快扒上“荒车”回到巩县给老娘送干粮。进门先担一缸水，立即扒车回去找儿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这样断断续续熬到儿子勉强能挣工分，才停止这特困生活。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的歧视，也影响到他两个儿子，小学没有上完整。母亲去世后，形成了一家三口人皆为男性的单性家庭。哪个姑娘愿到他家受这种“洋罪”？老大30多岁，老二29岁都还没有结婚（当时农村青年20岁左右就结婚）。一直到1984年，有老教师提前退休可以安排一个子女接班当工人的政策。李宜抓紧时间赶快离休。小儿子当上了工人，1988年才娶到媳妇成家生子；大儿子又到九中当了清洁工，也娶到媳妇。这才结束他家30年人口只减不增的状况。李宜在改革开放后，近60岁才终止坎坷，安度晚年。最终又逝于癌症，享年72岁。
过去左派们，以“革命”的名义，好大喜功、急于建成共产主义，不惜剥夺农民的土地、生产工具、甚至房产“归大堆”。违背科学规律，造成人为的“自然灾害”而不自鉴；如今又有干部以“发展”的名义，好大喜功，急于建成小康社会，不惜侵占市民、农民的切身利益“大拆大占”，违背科学发展观而不自觉。其思想根源都是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急性病。小平同志说的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会葬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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