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声日报》事件与记者节
[ 2005年第1期 《江声日报》事件与记者节 作者：刘晓滇 刘小清 ]
（一）
上世纪30年代在镇江曾经有一份报纸叫《江声日报》，该报创办人刘煜生为江西人，大革命时期曾接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抵镇江后，刘煜生立志以报纸唤起民众，遂创办《江声日报》，自任经理与总编。取报名“江声”是喻指镇江百姓代言人。刘因其在报界的影响，被推为镇江报界公会主席。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而且强调“保障人民的自由权”，但这一纸空文丝毫未能约束政府官员对舆论的钳制。1932年，刘煜生抱着“犁尽天下不平事”的愿望，在《江声日报》开辟《铁犁》副刊，并称该副刊“需要新的记述，爱的素描，是大众的呼声，是不平的呐喊”。之后，《铁犁》陆续刊登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进步文章。其中，在《时代不是时代》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写：“时代已飞卷起狂涛，一切旧的马上就被冲倒，时代已撞起丧钟，一切旧的眼看就要葬送，奴隶们斗争吧！”这是对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一种呼唤和期盼。
不料，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显有阶级斗争之用意，察其文字，含有共党口吻”为借口，称刘“意图颠覆政府，实属罪不可逭”，亲自下令省公安局逮捕刘煜生，查封《江声日报》。
一介报人何以令省主席亲自出马并如此大动干戈呢？原来其中另有隐情。此前，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吸食鸦片成瘾而不思政业，为百姓所痛恨。刘煜生闻讯后即在《江声日报》揭露其丑闻，同时披露了省政府官员参与买卖鸦片的内情，由此触犯当局。赵启长期为顾祝同部下，两人过往甚密，私谊笃厚。北伐时，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济南惨案后，蒋介石收缩编制将第九军改编为陆军第二师，顾祝同任师长，参谋长即为赵启。以后顾、赵又发展为儿女亲家。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拥有实权的民政厅长一职自然非赵启莫属。由于关系非同一般，有时赵启甚至能当顾祝同的家。顾、赵如此亲密，如此默契，刘煜生揭露赵启，顾祝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二）
刘煜生被捕及《江声日报》被封，立刻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镇江新闻公会率先而起，向全国新闻界及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保障新闻自由。无锡、南京等地新闻界随之形成呼应之势，抗议顾祝同滥用职权，封禁民声，要求立刻放人。南京新闻公会同时派员赴镇江详细了解事件真相，并当面向顾祝同递交抗议书。继之，上海、北京等地新闻记者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文章，以为声援。在民众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不得不干预此案。经过调查，省党部形成结论性意见，认定《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望顾祝同准许该报复刊，并将刘煜生交保释放。
然而，顾祝同根本不把省党部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拒不释放刘煜生。
顾祝同藐视法律的行为震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院长于右任拍案而起。他随即派两名监察委员赴镇江调查。顾祝同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对监察院调查不予配合，甚至处处掣肘，拒不交案卷。面对顾祝同的傲慢和嚣张气焰，于右任要求监察院依据《国民政府弹劾法》，呈请国民政府将顾祝同“交付惩戒”，“以维法纪”。
然而，就在监察院呈请弹劾之际，顾祝同置民怨和法纪于不顾，诬刘煜生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于1933年1月21日将刘煜生秘密枪毙。在给行政院的呈文中称：“刘实系共党”，以为掩盖。
顾祝同的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以及对监察院的蔑视激起了众怒，特别是监察院的威信受到了挑战。为此，监察院对新闻界发表谈话称：“中国为法制国家，监察院是属总理手订五权之一，凡属公务人员理应遵守。今顾对党纪国法一再破坏，且蹂躏人权，监察院职司所在，当然不能漠视。”于是，列举顾祝同五项罪状在《申报》上公布，其中包括拘押刘煜生未移交法院；拒绝监察院调卷；非法逮捕，逾越职权；意图陷害；妨碍言论自由，破坏法制精神等。并且再次提出弹劾，以“彻底根究，而清吏治”。
刘煜生无端丧命，顾祝同逍遥法外，新闻界亦为之大哗。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成立了“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并派代表赴南京吁请国民政府查办顾祝同。同时发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呈请中央撤惩顾祝同通电》，其中称：“如此摧残人权，草菅民命，在军阀时代已属罕见，而顾祝同竟敢悍然为之。”强烈要求将顾祝同撤职归案，依法惩办。南京新闻记者公会在《宣言》中称：“似此任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加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有宁日。”之后，发出振聋发聩之呼声：“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共作不平之鸣，籍尽护法之责！”抗议并要求严惩顾祝同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国，无锡、常州、镇江、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青岛、太原、杭州等地新闻界均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抗议顾祝同破坏法纪之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其时较有影响的《申报》、《生活周刊》、《新闻记者》等也载文谴责顾祝同，争新闻记者之权利。
（三）
刘煜生及《江声日报》事件同时也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极大关注。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主席的宋庆龄闻知顾祝同如此践踏民权，非常震惊。她随即召集同盟紧急会议，并通知驻沪各新闻单位派记者参加旁听。既是同盟成员又是社会知名人士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史量才等均到会。
面对同盟成员和新闻记者，宋庆龄女士不无激动地说：“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以保障民权为己任，对镇江新闻记者刘煜生这样连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我们岂能旁观。”蔡元培在会上宣读了谴责江苏省政府顾祝同、赵启蹂躏人权的宣言。宣言称《江声日报》事件“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邵飘萍、林白水均为著名报人，他们针砭时弊的犀利笔锋透骨见血，为军阀忌恨，1926年先后遭张宗昌枪杀，成为中国新闻界骇人听闻的惨案。《宣言》将顾祝同与北洋军阀视为同类，并称“顾祝同任意滥用其权利，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实质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宋庆龄随后倡议由上海新闻界发动罢市一日，以示态度之坚决。此倡议得到参会者的一致响应。
翌日，上海滩著名的《新闻报》公布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专门致当局电：“欲集人民智能共决国事，首当以诚意示天下，人民所渴望者在此，政府所当努力者亦在此，则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屡次所宣示者，当不致再托言。”李烈钧虽没有明确抨击顾祝同，但此时此地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其寓意十分显然。史量才任总经理的《申报》亦发表时评《顾祝同枪毙刘煜生案》，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认为对此案“政府有彻底根究以昭示于全国民众之必要”。著名报人邹韬奋在《新闻记者》一文中慷慨陈辞，不要“以为只须新闻记者能受操纵，能驯服如绵羊，便可水波不兴，清风徐来”，而“水波不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的到来！”
刘煜生案与《江声日报》停刊事件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是顾祝同所始料不及的，更何况此案的发展已给国民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为平息众怒，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汪精卫、居正、冯玉祥等于1933年8月联署发出《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其中称“扶植民众运动，保障正当舆论，为本党一贯政策”。9月，国民政府又发布《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称“各地方政府对于新闻事业人员常多不知爱护，甚至有任意摧残情事”，“应由内政部通令各省市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尽管当局在这些通令中作出了一些姿态，但对于刘煜生案的责任人顾祝同如果没有丝毫触动，既不能取信于民，亦不能平息党内怨言。迫于无奈，蒋介石最后还是撤销了顾祝同的江苏省政府主席，调任它用，以搪塞民愤。
《江声日报》事件给新闻界留下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1934年，在刘煜生遇害一周年之际，新闻界纷纷发起纪念活动。杭州新闻记者公会有感于《江声日报》事件，倍觉新闻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遂倡议每年9月1日为记者节，以争取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和保障记者之人身安全，同时促进全国新闻界团结一致，共同争取民主自由。这一倡议随之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当年9月1日，北京、杭州、太原、青岛等地的新闻记者均举行了欢庆记者节活动。以后，活动影响逐步扩大，进而延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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