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和：我们应自豪还是自省
[ 2005年第1期 纪念郑和：我们应自豪还是自省 作者：李一蠡 ]
整整六百年前的1405年（明永乐三年），是郑和奉旨“七下西洋”的首航之年。其后，这支大明帝国的庞大舰队平均每四年远航一次，大体两年在海外巡航，两年在国内紧张休整，准备新的远航。这七次（一说八次）距离、规模、耗资三空前的远航，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一件大事。中国和世界都有理由纪念这个属于人类创纪录壮举之一的事件。
但是，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在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纷纷强调“海权”和“海洋战略”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以什么心态纪念中国人做出的这一壮举？它仅仅是一件值得为我们华夏先人自豪的往事吗？
是“创举”，还是“绝唱”
“海洋权利”、“海洋战略”，即英文sea power这一概念的提出，大约仅有百年，首先出现于1902年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我国早先把这一概念译为“海洋权利”，但power的确切意思应是“力量”、“权力”或“实力”。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内涵，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海洋权力时就成为尖锐的客观事实了，所谓“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就是由此所推及的概念之一，而近些年这些概念更加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有论点认为，中国压根儿属于“黄土文明”国家，从来就缺乏“海洋文明”传统，并把这归为中国积弱的原因。这个看法值得商榷之点在于：中国虽然文明中心在中原，总体上是农业国家；但看看清中叶以前多数朝代的历史版图，中国海岸线之长，海域之广，完全可与被称“欧洲文明摇篮”的地中海面积和海岸线总长相伯仲。而且即使在古代，中国沿海人口数量也不少于地中海沿岸人口，中国先民航海的历史和成就比之希腊、罗马绝不逊色。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揭开了航海的序幕。到秦汉时代，海船大型化特别是用帆御风的技术，使徐福东渡日本和西汉远航印度洋得以成功。由汉代开始，中国曾经有延续了一千五百年的举国开放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西亚和南亚有了商业、文化往来。隋朝时就能造名曰“五牙”的大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隋书》）。唐代陆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已众所周知，而海上丝绸之路也于这时兴盛起来。到宋、元海上贸易已大大超过陆路贸易，泉州、广州、明州（宁波）、合浦等城市已是有名的贸易港。唐、宋开始在广州、泉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是为世界最早的海关。由于航海的需要，北宋时已懂得利用星图和指南针航海。元末中国已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那时刺桐港（今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港口”，这个评价恰恰出自两位来自地中海的西方人的著作，一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是1347年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游记》。
郑和远洋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程之远、航技之高，成为当时世界之最。明朝的《自宝船厂开驶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记载：郑和所率200余艘船只，最大的舰船（称“宝船”）“长度为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张十二帆，可容千人”。而哥伦布船队最大的船，按当时中西度量衡之比，只有郑和宝船1/8那么大，整个船队也仅三只船而已。航海技术是足能说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因此，郑和携两万多水兵的七次远航，是15世纪初旷世未有的中国综合国力大演示，说明着中国几千年积累的航海知识和科技能量。
这里有必要推荐最近才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已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这部书说中西开展海洋贸易之初，“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且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而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就麦迪森这本书所作的引申补充之文《中国经济千年史》所说，中国在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至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的八百多年中，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体上不断增加，最高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 ，即世界总和的1/3！其后才逐渐下降，到1950年仅为4.5%，达到最低。
这就可看出，郑和出海时，中国正处在经济上升时期。郑和之旅既然是建筑在中国的总体国力包括传统航海能力领先于世界的基础之上，自然能做到规模空前，很难说是郑和，更难说是厉行禁海政策（即使在郑和出海同时也严禁其他出海活动）的明朝廷骤然横空出世的“创举”，倒应说是历代中国人积累下来水到渠成的勋功伟业。而令人不胜扼腕惋惜的是，中国恰在此时禁海，官方航海活动也以郑和第七次出海后戛然而止，直到清朝后期才在外患逼迫下新建海军。郑和的事业成了一曲五百余年无后续演出的“绝唱”！
而中西航海事业差距以及所有方面差距的拉开，只是从此时埋下伏笔。在郑和下西洋之后87年、92年、114年，欧洲人才有几次堪与郑和比肩的航行，分别是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环球一周航行，此后西方航海事业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所谓“蓝色文明”。而中国则拱手让出海上领先地位，正式退守“黄色文明”。
是“国事交往”，还是“帝王家事”
郑和的时代恰恰是个有代表性的时代，即中国由汉唐宋元时的较开放社会，断然决然地向古老的封闭社会回归。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由于他自身和元末造反的各家头领大都是流民出身，所以他深知流民是最不稳定最易拉竿子造反的阶层。而江湖商贩和商人雇用的农村外流人员，正是流民之渊薮。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是将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所以朱元璋以农本商末为治国要策，大力抑商，特别是厉行禁海，宣布“片板不准出海”。而正是在“罢市舶严海禁”，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三十一年后，郑和却奉旨远赴南海西洋。
那么郑和出海究竟是为了什么？
现在，为纪念郑和首航六百年，举出了若干理由，实际上是猜测：有人说是为了宣扬新朝国威，有人说是为了缔造和平环境，建立邦交。但既然明朝把保守主义国策都镌刻在铁板上挂在皇宫正门内了，那么这些推测好像都站不住。
这就有必要提及明初皇家一段家事。
郑和首次远航的1405年，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继承大统的第三年。众所周知：朱元璋登上帝位后，为集权于一身，四次罢相，后来干脆废除古来的宰相制，撤销中书省，并先后把开国将领诛杀殆尽。同时却裂土封藩，把自己的26个儿子封为大小藩王，镇守各地。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封燕王，驻北平（今北京）。1399年朱元璋病危时，因皇太子朱标已死，下诏传位给皇太孙朱允，是为建文帝。朱允在位三年多时间中，考虑到朱元璋所封的各地藩王都是自己叔辈，有不少人积有战功，恐日后“尾大不掉”，同时也为了改变祖父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做法，于是按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言，开始改制，实行“新政”。由于涉及削夺藩王权力，这就引起了皇族内部一场血腥斗争。
朱棣在诸藩中最强，战功最著，心计又最多，他先是装疯，“佯狂走呼市中，语多妄乱”，给人以假象，暗地里却充实兵力。1399年7月，以朱允“居丧无状，淫纵过于桀纣”为罪状，发起“奉天靖难”之役。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血流漂杵的内战，在1402年6月攻陷南京。但宫中突然烧起大火，朱允却不知所终。整个故事的“扣子”正在这里。《明史》说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但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考证》（作者黄云眉），《明史》的纂修者们在朱允是否死难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于是在《明史》补本中这一句又改为“遣中使出后尸于火中”，“帝”字不见了。而野史有的记载是“程济奉上（指朱允）易僧服去”（《明书·建文皇帝本纪》）；有的说“帝由地道出亡”（《震泽纪闻》），甚至传说有人在云南见过“着僧服”的朱允……这段公案一直争论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教授、史学家孟森则坚持认为朱允未被烧死，并举四大理由，其中重要的两条是：朱棣长期羁押审讯一个叫溥洽的和尚，只因这个和尚涉嫌为据说已出走的朱允剃度；另一条是，《明史》胡滢、郑和传中记有朱棣密令胡滢“遍行天下郡县”，寻访朱允下落，和“遣郑和浮海下西洋以寻其迹”。孟森问道：“果成祖已确认火中有帝尸，何必海内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
现在很多史家在谈论郑和七下西洋时，往往津津乐道其壮举的一面，这一段皇族内部的斗争多不涉及，但在追寻郑和出洋动机时，这些帝王家内之事或许是很有讨论价值的。
不过，郑和完成的多次壮举，不是商业行为，也未促进国际贸易。他带出去的大量人员乃是军队，大量物资乃是“赐物”，带回来的除航海日志式的东西（今存几本小册子）外，则是以奇珍异宝为主的“贡物”，那些东西没有进入国内市场，更没有公之天下与民共享，而更多是在皇帝赏玩之余还分给了少数皇族和官僚；其次，明朝并未在郑和出海的同时废除海禁政策，普通商民仍不准出海贸易，违禁的处罚仍十分严厉。
事实很清楚，郑和的远航即使不是纯为帝王家事，也与国家贸易无关。
值得国人“自豪”，还是更值得自省
明朝1405-1433年这一过度铺张浪费的大规模连番远航，如果说值得我们纪念，那么我们是该为六百年前这一“绝唱”“自豪”呢？还是应该自省？
从后来发生的历史及其教训看，似乎不那么值得华夏人“自豪”，却大大值得我们自省。
郑和连续多年的远航，扩大了他的眼界胸襟，总结见闻认识，他曾说出一句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极富远见卓识的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他的这句话应与二千五百年前古希腊学者狄米斯托克利的预言有渊源关系：“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他毕竟见识了近半个地球的广大和富饶，甚至耳闻了红海西边正在噪动变化中的欧洲的情况，才知即使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自唱自乐也仍是一种夜郎意识，甚至是一种隐隐的危机；但他毕竟只是个太监———帝王奴仆，他的认识却改变不了帝王的无知，改变不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国策，改变不了以后的明清两朝以海禁和抑商政策对中国发展势头的严重阻滞，改变不了这个曾令人倾慕的“天朝大国”自我斩断发展生机，由盛转衰的历史。
无论是朱元璋的禁海或朱棣时的“七下西洋”，都不是忽发奇想，而是为了维护已处于中国封建末期的皇权，是为了一家乃至一人之私权私利。六百多年前的抑商禁海，正说明皇家对当时中国渐渐壮大的商人阶层的恐惧。而“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67页）商业被抑制，商人被盘剥或被收买（像晋商徽商大户那样成为官商、“红顶商人”），新阶级无从产生和壮大。而没有新生产关系新阶级的历史要求，中国那些巨大“夜郎之国”的帝王，除了更加精研专制之术外，是永远不可能产生海洋意识、海洋战略的。归根到底，不是我们这民族偏爱“黄土文明”，而是中国的专制统治阶级特别钟爱“黄土文明”，因为天然的“皇权主义者”、好像“一麻袋马铃薯”（皆马克思语）那样的农民是最容易统治的。
郑和七次浩浩荡荡的航行终成绝响，而在他之后87年，哥伦布才率90名水手驾三只小得多的帆船完成“发现美洲”之旅；在郑和之后114年，麦哲伦才率265人驾五只小得多的帆船去执行绕地球一周的航行。然而历史价值的大小不是凭船队规模的大小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评价哥、麦二氏的航行所造成的影响的呢：“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共产党宣言》）
中国由一个原本可成为海洋大国的国家，一个原本可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更早做出伟大贡献的国家，出于今日思来显得异常渺小却又实质上异常深刻的原因，自甘自愿退出15世纪开始的人类史上创造全球功业的竞争，郑和的短暂风光迅即黯淡，终于使中国在沉寂四个世纪后的鸦片之役开始，吃尽丧权辱国的苦头，以曾为举世公认的富裕之邦，变成因落后而贫弱不堪的半殖民地！时机既去，噬脐何及！六百年所经所历，不能不成为中国人难以忘怀之痛，足够深深地反思寻味。
如果说有些值得讨论、记取的东西，那么至少可提出三点：
一是守成意识。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农村流民出身参加起义当上皇帝的。农民意识之一就是守成，小富之后必守成，暴得天下更要守成，办法就是以农立国。他严海禁、撤市舶，建九边、修长城、抑商兴农、以保甲连坐的酷法把农民固定在小块土地上，以及诛杀旧日同袍，大兴文字狱，搞特务统治……无不出于“为子孙谋”的意识。而一个农户守成无非是守住田产，自给自足过日子；国主守成则体现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月》），就是无限高度集权，照《皇明祖训》老章程原教旨办事，奉之唯谨，不敢错一步，而不求发展创新。怎奈时代不同了，当时西方已开始迈入生机勃发的资本主义初期，在竞争的大环境中，不进则退的道理尤其成为绝对法则。无怪乎台湾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把明季说成“绝对专制的大黑暗时代”，“官僚文化的大酱缸”。
二是上层建筑如何适应历史的要求。今天看来，明清两代前期迷于并擅于集权的君王，虽然各有其文治武功，史家甚至多有颂之为“盛世”者。但从本质上说，那样的上层建筑是严重背离经济基础的要求的。中国积数千年的民族智慧和自然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使中国一直到清嘉庆时国家财力仍占世界总财力的1/3。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资本论》第三卷167页）从唐、宋起，中国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商业，这才是综合国力较高的原因，仅靠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出现这样高积累的。如果上层建筑不成为发展障碍，说中国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变根本没有可能的观点恐怕是武断的。而不断地推进上层建筑的改革，使之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带规律性的课题。封建王朝出于统治者的私利，一般不可能自愿做到这一点。
三是海洋战略眼光。尽管西方在面向海洋走出去的时间比中国要晚，但重要的却是，两者的历史效应迥不相同。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使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朱元璋不可能有通过商业进而通过商品经济振兴国家的眼光和韬略，而西方却恰恰以商人即早期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得以引领世界风骚。他长于内斗———镇压国内的异己力量，把一同起义的各路农民领袖（包括其宗教性的领袖偶像小明王）一一除掉；他仇视并惧怕商人，以抗倭为名严禁海商出海，而当时出海经商的海商集团已形成规模，于是明朝与被迫违禁出海贸易的海商形成很长期的斗争，既损伤了海商的发展从而自我斫伤了传统的海上实力，也削弱了明朝自身。他的儿子朱棣也以内斗见长，通过内斗取得了皇位后仍大开杀戒，翦除忠于他亲侄子的大量南京朝廷官吏。他派郑和出海如果确是为追寻朱允，那就把内斗延长到了海外。韩非子说，使国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是国家强盛的征象之一，而勇于私斗（俗称“窝里斗”），加强对内镇压，在明清两朝则较之以前的封建王朝更加青出于蓝！
这样，中西方之间就首先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中国在13、14世纪即朱明王朝以后，就决定了走下坡路的前景，其后所出现的任何”盛世”景象，放在世界历史坐标上看，都不免有虚幻的、孤芳自赏的一面。而由于先进却终于落后，由于灿烂却终于黯淡，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大体都曾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怪圈。这很值得深思。
不过，平心而论，却不应因此而大大贬损郑和的事迹。郑和34岁（一说30岁）接受率舰队出海任务，历二十八年艰辛，在许多方面创造了此前未有的世界纪录，最后死在第七次出海的归程上（一说死于镇守南京任上）。无论如何，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以大规模远航征服大洋，使隔绝的东西方有了首次大规模接触，以及它在航海经验和技术上的空前贡献，那次壮举的意义无疑应该在史书中落一重笔。虽然出海动机成为千古之谜，成为有过程而无绩效的一件尽显风流和锋头之事，但其过不在郑和。他的名字仍会留于史册，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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