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天津滞留记
[ 2005年第2期 梅兰芳天津滞留记 作者：张颂甲 ]
五十五周年国庆节来临前夕，9月21日出版的第779期《作家文摘》刊登了《梅兰芳画传》中有关五十五年前梅兰芳在天津一度“受难”的情况。文中说，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暂演出期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此言一出，立即引来批评声一片……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
此文既出，旧话重提，不禁使我回忆起历历如在目前的往事。
“移步而不换形”提出缘起
1949年夏，北平解放不久，年方22岁，刚从国民党特刑庭草岚监狱出狱不久的我，离开北平师范大学，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任文教记者。同年10月底，梅兰芳先生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进步日报》采访通讯部派我访问梅兰芳先生。
11月2日下午，我在天津解放北路靠近海河的一所公寓里见到梅先生。只见梅兰芳身着深灰色西装，他虽然风尘仆仆，但毫无倦容。看上去很年轻，容貌光彩照人。
和梅先生寒暄叙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我们的话题逐渐转到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改革上来。
梅先生认为，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京剧艺人需要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大多数艺人开始走上新生的道路。对这一点，他是非常高兴的。
我问：“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梅先生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近二百年的历史。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
他接着说：“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他列举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话来加以印证：“西蒙诺夫对我说过，中国的京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唱和舞合一，这在外国很少见的。京剧既是古装剧，它的形式就不要改得太多，尤其在技术上更是万万改不得的。”
梅先生说，京剧是要改革的，但要改得恰当，改得好。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如在《苏三起解》这出戏里，就不宜于把解差崇公道演成一个十足的好人，可以加强渲染他的同情心。在《宇宙锋》这出戏里，把赵忠的自刎改为被误杀，这样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在《霸王别姬》这出戏里，他适当地减低了楚国歌声的效果，戏里说唱歌瓦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是过甚其词了。他说：“这些小小的改动，不过是初步的改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梅先生毫无架子，对我这个青年记者热情接待，侃侃而谈，使我如沐春风，获益良多。许姬传先生也不时穿插，补充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引起轩然大波被困津门
11月2日当晚，我写出题为《“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经梅先生签字，刊登在次日（11月3日）《进步日报》第三版上。
大约过了四五天，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钱杏）、副局长孟波同志把我找到局里。他们态度严肃地询问我这篇访问记出笼的经过。我不明就里，只能据实以告。阿英同志见我有些惊慌，便告诉我，这篇访问记发表后，迅速地在北京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在京剧界很有影响的名家认为，梅兰芳在京剧改革上主张“移步而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他们（当时写文的有：田汉、马彦祥、马少波、阿甲等）已经写出几篇批判文章，要见之于报端。后来，中央（即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考虑到梅先生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很有影响，对他的公开点名批评要慎重。于是才把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同志处理。为此，天津市文化局两位局长才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对此事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承认稿子是我采写的，发表前未请领导审阅是我的疏忽。但对旧剧改革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何致落罪？
我一方面气愤，一方面又感到惶恐。毕竟是自己写的报道出了问题，闯了大祸。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回到报社，赶紧向孟秋江社长和李光诒主任作了汇报。他们安慰我说：“新闻自由嘛，客观报道，记者是没有责任的。”有了他们的支持使我的心绪稍微放宽了一些。
话虽如此，我个人承认错误，写检讨，事情不大，而用我的笔给梅先生捅了漏子，于心不安。过了两天，我再次去看望梅先生。
才几天不见，梅先生这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已从阿英同志处得知这个消息，精神很紧张。他告诉我：“已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了。”
那时，刚刚迎来全国解放，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艺人，对新社会的一切还不适应，思想还来不及转变，遽然受到“点名批判”这样巨大的压力，他怎能承受得了啊！
接着，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谈谈，没成想你那么快把文章发表出来，也没成想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
我歉疚地说：“这事应由我承担。为了解脱您的责任，是否请您写个声明，说文章观点本出自记者，是强加给您的，此文与您本无干系。然后，我写个‘检讨’，说自己采访粗枝大叶，随意性强，把不属于梅先生的观点硬加在梅先生头上，文章见报前又没有送给梅先生看过，也没有送请市文化局领导审阅过，其中所有错误，理应由记者负一切责任。”我再三向梅先生说明，这样做，对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影响，能够解除梅先生的烦恼，是我最大的愿望。
梅先生低头不语。此时，许姬传先生忙道：“不妥。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让人感到梅先生胆小怕事，推托责任，不虚心接受批评。”他又说：“我倒想出一个办法，由我许某人出面，写篇东西，说明那天记者来访时，梅先生因有事，只说几句就走了，访问记中所写的观点，全是我许某人所谈，如有错误，应由我许某负责，与梅先生无干。你们看这样处理可好？”
梅先生觉得这样处理也不妥帖。我也觉得拐这样一个大弯不好。三人琢磨半天，终无良策。
梅先生此时在天津已演完戏，本来预定11月10日返沪的，现在被此事拖住，欲走不能。他被困津门，一困就是半个月，迟至11月下旬，还不能脱身。每天无所事事，只能闭门家中坐，听候处置。
座谈会上被迫作自我批判
又过了数日，阿英局长电话告我：“梅先生的问题好解决了。”他嘱我立刻到他处，与他一同去梅先生寓所。
阿英同志笑容满面地向梅先生和许姬传转达了黄敬、黄松龄同志的问候，并热情地加以慰问。阿英同志说，颂甲写的那篇文章的问题，经市委研究，准备由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先生和许先生参加，颂甲自然也要参加，大家在会上就京剧改革的观点交换一下意见，对梅先生上次发表的观点可以提点不同的看法，梅先生也可借此机会重新修正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将座谈记录全文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由《天津日报》转载，向全国有个交待，这事便可告一段落了，梅先生会后可以返沪了。
梅、许二位闻讯喜笑颜开，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完全同意阿英同志的安排。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解救了梅先生的燃眉之急，也使我这个被牵连进去的记者得以解脱。那天是我很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印象很深，许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天津市剧协召开旧剧改革座谈会。座谈会由阿英局长主持。
会上，市剧协负责人何迟同志首先发言，他扼要地报告了天津市解放九个月来戏剧改革的概况。第二个发言的便是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先生说：“我很高兴在南下前夕还有这样一次集会。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一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的帮助。因为行色匆匆，我只能谈谈最近演出和学习中所得到的一点零碎感想。
我对于戏曲改革的前途，是极其乐观的。在组织上，我们有最高的统一指挥的文化部戏曲局，也有全国戏曲改进协会，艺人们自己也在翻身后不断有着进步。有方针路线，有具体办法，有大家的刻苦努力，有这些基本条件，运动是不会不成功的。
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正如何迟同志所说的，是剧本的缺乏。发展的要求是普遍的，由于剧本不够，就使我们的发展受了限制。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第一，当然是更广泛地发动大家创作新剧本，鼓励会写的多写，提倡写剧者和旧艺人结合起来写，倡导旧艺人自己写。采用奖励、稿费、上演税等等的办法，来刺激写剧运动的展开。第二，就是整理旧剧本，那根本上不应该再演的就不演，须要大修改的就大修改，小修改的就小修改。救急的办法，是先选出还可以演的，还有一部分意义的，把那要不得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反人民的地方，先行改掉。然后再有计划地从剧本的思想上来进行较彻底的改动。
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比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意见，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后学习的一个进步。
我希望，为着适应目前运动的需要，剧作家、文学家以及有创作能力的旧艺人，都应大胆放手创作新的剧本，以供给全国迫切的需要，使运动很快地展开。同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还要尽可能地细心慎重，初期虽难免出丑，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提高。这样，我们的旧剧改革，一定会有新的前途，会达到胜利成功的地步。
座谈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取梅先生发言。只见他沉着稳重，落落大方，他的谈吐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娓娓动听。他讲完，阿英同志带头鼓掌欢迎，与会者都热烈拍起掌来。此时，梅先生站起来，含笑频频点头致谢意。
和风细雨式地开展批评
座谈会接着进行。对“移步而不换形”观点提出异议的先后有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华粹深、著名作家方纪和阿英同志。批评是在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气氛中进行的。
华粹深说：“我对于旧剧改革有两点主张。第一，我以为改进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只要认清立场和观点，就可以大胆去改革，不必有所顾忌。同时，要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改革，这样自然能够逐渐进步，而获得很大的效果。第二，形式和内容不可孤立，应当同时改进。以旧剧的内容来说，自然大部分是含有封建毒素的，而形式上有问题的也并不少，如果只注意内容，而忽略了形式，也是不对的。”
方纪说：“过去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先于民间，死于庙廊’的。诗歌如此，戏剧也如此；昆曲如此，京剧也如此。皮簧产生以后，首先为人民所喜爱，然后为统治者所采取，便由民间进入庙廊。以后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从内容到形式都逐渐起了变化，成为脱离群众的东西。拿京剧和梆子来比，梆子音调高亢、节奏响亮，农民很喜欢；京剧在这一方面就不行了。
但京剧自然有它的优异处，如音乐和谐、表现细致等，就都是在宫廷里面加工的结果。这种加工，对于艺术形式本身固然提高了，但同时也因之失掉了生命。京剧形式上柔骼硬化的地方便是这样来的。因此它已不宜于表现新的现实的事物。正如绝句、律诗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一样。
因此京剧必须改革。这种改革不仅限于内容，同时一定及于形式。因为京剧的有些表现方法不仅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同时也不能表现古人的生活和感情。特别是在我们用新的观点来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古人的生活和感情也一定不会像现在京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了。因此京剧内容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形式也一定发生变化。有用的留下来，没有用的去掉，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这就是改革。”
阿英同志就剧艺改革的全面工作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是艺人们的思想改造。如果旧艺人不进行思想改造，新的剧本的内容将无法正确的掌握，对于人物的性格，总也不会有正确的了解，即使演出新戏，也不会有大的效果。第二，是普及与提高问题。第三，是内容与形式问题。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移步也必然换形。如苏北悲调乐曲无法容纳翻身的快乐情感。第四，是剧院前后台制度的改造问题。如天津各戏院的票房制度不但剥削艺人、剥削后台，也剥削观众。若不解决，整个剧运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座谈会上，还有天津市著名曲艺演员富少舫、评剧演员白云峰和文艺评论家张富忱等人的发言。他们对梅先生多年来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梅先生的秘书许姬传发言说，我相信梅先生一定愿意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努力旧剧改革事业。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梅先生的弟子言慧珠也对梅先生表示了敬意。
直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座谈会才结束。梅先生再次站起来，说明他对天津戏剧曲艺改革事业成就的欢喜和敬重。他认为这次座谈对他来说受益良多，他一定根据大家的意见，为戏改事业作出努力。他希望自己明年（指1950年）能在大家的帮助下，从事新的演出。
“京剧革命”中又成为大毒草
座谈会开过后的次日，即11月28日，梅兰芳和许姬传一行离津。我送梅先生登上去沪的火车。两天后，即11月30日，座谈会记录全文发表在天津《进步日报》的第一版和《天津日报》第四版上。
为表示我对梅先生的歉意，在《进步日报》记录稿后，我加添了一个“小注”：“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请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有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
对梅先生的这次批评，除天津开了一个会外，媒体未作任何报道。因此，很少有人知晓。天津的会上只有三位婉转地提了点意见，几乎是不露声色；梅先生当场“收回成命”，由系铃人自己解铃，无伤大雅。此时，这次风波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事后来再无人提起，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我和梅先生从此倒是结下了“患难”友谊。他每次到天津来演出，都打电话约我到剧院后台见面，并由许姬传先生陪同我在前排看戏。
谁也没有料到，事隔十七年之后，这件已被人们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众人皆知的那位自封为京剧革命“旗手”的江青，扬言她搞京剧革命几十年来，曾不断地受到阻挠和破坏；她还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地说，早在解放之初，就有人“发难”了。她拼凑出反对京剧革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梅兰芳通过张某人的手笔发出的“移步而不换形”论有幸荣登榜首，是为第一株！据说，另两株是孟超的“有鬼无害论”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实为彭德怀翻案”论。
此时梅先生已作古，记者尚存；何幸之有，戴此桂冠！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旧（北京）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三分指挥部二连的领导向我质询此事，让我将反对江青的事情交代清楚时，我始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继而啼笑皆非，不知所云。所幸，1953年以后，随着《进步日报》恢复为《大公报》，由综合性报纸改为财经党报，我也转业为财经记者，与文艺界逐渐失去联系，其后再没有这方面的采写活动了。由于我与戏剧绝缘，就无法再罗织其他罪名了。最后，这事不了了之，我才松了一口气。
回首五十五年前的这个风波，对梅先生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全国解放之初，他是满腔热情地拥抱革命，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他不曾想，刚刚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就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这和他的和善、温良、恭俭、谦让的性格对照，无疑是极大的反差。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和迷茫，着实愁苦了一阵，让他领教了政治的无情和厉害。
但就他后来的涉身处事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梅先生解放后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此后再未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风浪的冲击。在土改、肃反、审干、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安然度过，这不能不得益于解放初期的那次“教训”。
纵观梅先生解放后直到逝世前，他虽然还不至于“噤若寒蝉”，但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风波以后，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特见解了。梅先生的言路，可能因此受到堵塞。我以为，这对京剧改革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
梅先生一生为京剧事业呕心沥血，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出众表演天才，把京剧艺术推向高峰。这样一位京剧大师，提出的改革京剧意见自有其合理性，理应珍视，并很好地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即使有某些不当之处，也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理性地进行讨论，决不能动不动就点名批判，说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特别是学术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不能随意扣帽子，以势压人。
这里，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希望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更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今后不再发生本文所叙述的类似情况。果如是，则艺术幸甚，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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