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燕铭在文化部
[ 2005年第2期 齐燕铭在文化部 作者：齐翔延 周士元 ]
被周恩来派进文化部
1958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能派齐燕铭到文化部帮助工作。最初总理不同意，后来答应让齐燕铭兼一部分文化部的工作，只管文博、出版和戏曲，主要精力仍放在国务院。
1960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齐燕铭为文化部党组成员；2月16日，周总理任命齐燕铭兼任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3月，钱俊瑞调离后，他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当时，由于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年事已高，社会活动较多，齐燕铭实际上主持文化部的工作。
60年代初期，全国文化界的形势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
建国十一年来，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在电影、戏曲、音乐、舞蹈、小说、诗歌、美术等方面，在艺术水平上、品种数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特别是电影、话剧（包括歌剧），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戏曲创作逐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展现出新的舞台形象。
然而，文化艺术界每迈出一步，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变幻无常的政治运动始终是笼罩在文艺界头顶上的一块阴云。
解放初期，当广大电影工作者正积极投身于新中国事业的时候，1951年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致使电影事业停顿了两年时间。随后开展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影响，文艺战线一片萧条，各地各个剧种的传统剧目、地方戏保留剧目一概被禁止演出，以至于许多剧团无戏可演，生活不保，引发了艺人们的极大不满。
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文艺界欢欣鼓舞，一时涌现出一批反映新中国建设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化部也于1957年4月宣布开放一批“禁戏”。有人称颂“文艺界的春天到来了”。但时隔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大批文艺界人士被打成“右派”。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文化部把“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并采取按百分比的方式（即现代戏、传统戏各占多少）给各级剧团下达指令性的任务，形而上学的行政措施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一时间“假、大、空”的胡编乱造的“艺术”作品充斥舞台，不但现代戏没有促上去，连好的传统戏剧也给拉了下来。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宣部召开的文化工作会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认识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提出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认为其主要表现就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涉及19世纪欧洲文学。
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着。中国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担忧，如果不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理想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齐燕铭被周总理派进了文化部。
对文物古籍事业的贡献
齐燕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介入文化部工作。在兼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第一年，他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国务院，在文化部，开始只管古籍、出版、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为今后推开文化部的工作做一些调查研究，组织召开座谈会，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
齐燕铭一直把保护和拯救中华文化遗产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在文化部的岗位上，他顺理成章地将这些事情纳入了正常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轨道。例如，蜚声于海内外的北京荣宝斋，齐燕铭就曾经给予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荣宝斋是享誉中外的一家中国传统的古玩字画店，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艺术大师，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就连鲁迅、郑振铎也都常常光顾荣宝斋。然而到了解放前夕，荣宝斋到了几乎要关门的地步。在郑振铎、胡愈之、齐燕铭等人的帮助下，国家出版总署投入一部分资金，实行公私合营，使荣宝斋免除了这一劫难。
齐燕铭以其远见卓识支持临摹复制古代书画名品，成为北京琉璃厂的一段佳话。50年代后期，经理侯恺为推动荣宝斋的经营，启聘了一批行家里手，从故宫和东北博物馆临摹了百件中国古代书画精品，诸如唐周的《簪花仕女图》、晚唐的《韩熙载夜宴图》等。这样既能更好地宣扬祖国绘画艺术瑰宝，同时也有利于荣宝斋的经营，并且可以为国家换取大量的外汇。
齐燕铭仔细地看了足以乱真的《韩熙载夜宴图》后，高兴地说：“不要急于卖出，因为只有三十多件，数量少，画又名贵，国内国外各大博物馆都可作为一件副本收展。虽非原作，但可欣赏到中国历代传统绘画的基本面貌，还可在报纸杂志上介绍宣传一下，我可给你们介绍在国外报刊杂志上登载。价格可定高一点，国内外要有区别。”果不出其所料，这些复制品以五万元为起点出售，销路极好，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纷纷前来购买。
齐燕铭认为，荣宝斋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能力，帮助国家回收古代著名书画作品。在得知荣宝斋存在资金上的困难后，齐燕铭特批了十数万元专项拨款，作为回收资金使用。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奔走于民间，搜集回来大批字画。每批珍贵资料搜集到之后，齐燕铭都亲自组织专家审鉴。他指示凡收到的一级品，一定要提供给国家收藏。而故宫有些不必收藏的，或数量过多的，再由荣宝斋出售，称之为“前门进，后门出”。
齐燕铭到文化部工作后，把字画销售问题列入文化工作议程，1960年4月3日，齐燕铭把商业部、外贸部、土产出口公司、特种工艺品公司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请到文化部，对改变文物商业管理体制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30日，发出了《关于新华书店经销荣宝斋木刻水印画的通知》。1961年12月，又召集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了将不宜在国内出售的清末民国初期的名人字画组织出口和将荣宝斋、文物出版社的复制品运往香港出售的问题。这些政策对于弘扬祖国文化，增加荣宝斋的资金积累，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在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是1952年由郑振铎、齐燕铭提议，政府批准成立的，郭沫若题写了招牌。在以后的岁月里，齐燕铭给予了大量的关心和支持，中国书店开始以经营古旧书刊为主，兼做文房四宝、工艺品等，如今已成为北京以至中国的古旧书业的“龙头老大”。齐燕铭稍有闲暇，就要去和中国书店经理和专家们聊一聊古籍文物的发掘、抢救问题，指出不要轻视古旧书经营行当，这项工作做好了，同样造福社会、功在千秋。自1952年11月4日成立以后的50年里，中国书店抢救的各种珍贵古籍文献中，未见著录的罕见的孤本、珍善本古籍5000余部，被完好地进入国家级图书馆永世收藏；修补珍贵古籍20余万册；补配重要典籍近万部；整理、出版古籍图书2035种。如今，设在琉璃厂的总店以及同一条街的子店邃雅斋、汲古阁等，都是学人们“淘金”的好去处。
齐燕铭亲自领导的古籍整理、点校、出版工作，更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1957年12月10日，在齐燕铭的倡议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亲任组长，以抢救、整理、点校、注疏、编辑、出版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典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人员都是中国当代学问大家。文学组召集人是郑振铎、何其芳。历史组召集人是翦伯赞。哲学组召集人是潘梓年、冯友兰。规定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公室主任。1958年当年，文史哲三个小组完成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从浩瀚的古籍中选择出几千种选用对象，并且列出所采用的版本，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合计6791种。很短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1960年，齐燕铭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领导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共列入古籍选题500多种，读者对象分作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这些读物和工具、参考书，为广大读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专家、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是古籍整理中一项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二十四史的整理和出版问题，许多民主人士、学者也都引颈企盼。在齐燕铭的具体领导下，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学者开始进行整理，在校勘、标点、分段后出版发行。1959年，前四史首先出版，受到社会上的好评，同时也为其余诸史的点校工作铺垫了深厚的基础。到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版。如今，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已成为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新元史》、《清史稿》也得以校勘出版，人们遂称之为二十六史。
中华书局是中国古籍出版业一块“金字招牌”，然而当时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非常艰难，128名业务、行政人员挤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大批珍贵古籍史料堆积在走廊楼道，整个院子拥挤如蜂巢蚁穴，冬季煤气呛人，夏季恶臭刺鼻。金灿然一次次找文化部有关部门交涉，数年没有结果。齐燕铭为此极为愤怒。到文化部以后，他亲自多方奔走，终于使中华书局在1961年秋季搬到了翠微路的文化学院的旧址，办公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得到相当圆满的解决。他还帮助物色人才，陆续推荐了一批学者，加强了中华书局的编校力量。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标点二十四史老专家的身体健康，他又帮助解决副食品供应等问题。
齐燕铭在出版学术著作问题上，极力主张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摒弃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和政治上的偏见，支持出版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华书局在齐燕铭的指导下，组织专人整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朱希祖等人的著作，其后，冯友兰、马叙伦、杨树达、余嘉锡、陈垣、汤用彤、岑仲勉、罗常培、王力等各不同门户学者的著作也都相继问世。那时国家困难，印刷纸张十分低劣，但是，他们的作品得以出版已属不易，还是非常高兴的。
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古籍整理事业，始终强调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在他和金灿然、吴晗、翦伯赞、魏建功等人的努力下，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合办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了古汉语、古籍校勘、版本目录和名著选读等专业课。后来还招收研究生。中华书局也选送青年编辑去深造。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同志也都在这个专业讲过课，为我国培养出一批不可多得的古籍整理人才。
齐燕铭在进行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时，并没有忽略正常的出版发行工作。仅在1960年和1961年的时间里，他就召开各种会议十余次，围绕科技图书、学生课本、毛泽东著作、文学作品、画册年画等开展座谈，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天灾人祸，纸张等印刷物资供应极其困难，他又专门组织召开文化物资方面的会议，协调、解决出版方面的困难，并强调无论如何，要确保学生课本应用纸张。他针对编辑印刷环节存在严重的的质量问题，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厉要求健全编辑审校制度，堵塞差错漏洞，提高编辑、印刷质量，并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宣部报送了《关于提高书籍质量，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这些措施，为我国的出版事业走上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文物工作和博物馆的建设工作。此前文化部尽管对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工作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以至于陈毅副总理曾为此发过脾气。
1960年3月15日至25日，在齐燕铭的主持下，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指示精神、总结十年来的工作成绩、讨论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八年远景规划和1960年工作计划。
齐燕铭在会上作了《关于积极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提高工作质量》的报告，他说，从1949年建国至1957年，全国博物馆已增至72个，为1949年的342%；发掘古文化遗址316处，古墓葬23102座，出土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各时代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表明新中国对文博工作的重视。报告强调今后文博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全面规划，注重提高质量，并迅速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随后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两个重要文件。
1960年11月，陈毅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时，齐燕铭说明了制定这两个文件的原因：(一)过去陆续发的几个有关文件，有些已不适用或重复，有的需要统一起来，集中成一个文件。(二)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配合农业生产建设高潮保护历史、革命文物的指示》后，各省市区作了文物普查工作，到1959年10月，各地已公布8663个需要保护的重要文物。为了便于同规划、基建部门配合，以利将来的文物发掘规划、保护、移动，提出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对文物的范围、管理机构、文物等级、保护、发掘等作了20条规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76处。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批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于1961年4月1日公布。
这些法规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齐燕铭在主持文化部工作的时间内，为剧团的改制、为群众文化工作、为改善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和管理条例。同时，完成国务院要求文化部机关及文艺团体精简机构和下放人员的任务，落实甄别平反政策，给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安置生活、安排工作。
所有这些，不过是他在文化部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于他的艰难的文化之旅，仅是一个起步。
提出“三者并举”的口号
戏曲事业一直是文化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对于戏曲，齐燕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行家里手。在延安时期，他和杨绍萱共同创作了《逼上梁山》，并亲自导演，演出后反响强烈，毛泽东当晚就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道：“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9年初，齐燕铭护送一批民主人士从石家庄去北京，在李家庄停留的时候，中央统战部举行晚会，齐燕铭应大家的邀请，清唱了一段昆曲《林冲夜奔》，字正腔圆，余音绕梁，使得许多人大吃一惊，楚图南在他回忆录中感慨地说：“我这才了解到燕铭同志的多才多艺，既有深湛的文化艺术修养，又有燕赵之士的豪情，更有一个坚强革命者的机智和勇敢，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齐燕铭身边团结了大批全国东西南北各剧种、各流派的表演艺术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有这些，都是齐燕铭能够当好文化部领导的重要条件。
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艺术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一批批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和艺术家们因为“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处分。许多人感到压力很大，战战兢兢，生怕逾越“雷池”一步。即使在这样狭窄的艺术空间里，还是出现了一批思想水平、艺术水平较高的舞台艺术作品，如歌剧《红霞》(1957)、《洪湖赤卫队》(1959)、《柯山红日》(1959)、《红珊瑚》(1960)、《刘三姐》(1960)等轰动一时，妇孺皆知。话剧舞台也涌现出《枯木逢春》、《槐树庄》、《龙江颂》、《洞箫横吹》、《万水千山》、《兵临城下》、《创业史》、《星火燎原》等，还有反映历史题材的《蔡文姬》、《胆剑篇》、《关汉卿》、《文成公主》等等。而传统戏曲舞台则相形之下显得不足。196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中，传统戏的剧目占的比例很大，少量的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不但微乎其微，而且质量粗糙。
齐燕铭十分清楚，戏曲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渊源的关系，又有现实的问题。首先传统戏曲在表演程式上的局限性，对于表现现代人物，尤其表现工农兵，就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其次，落后的剧本创作也是戏曲发展的一个主要症结。第三，在音乐、舞美、化妆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脸谱化的模式，成为传统戏曲改革的不易逾越的障碍。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文艺战线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许多人不分良莠，把传统剧目统统作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加以否定，而现代戏的创作和表演还处于从无到有的摸索阶段，数量少，质量差，其中许多还受到批判。省、市、县的剧团因无戏演而生存困难，老百姓因无戏看而有意见。
新中国文艺界“左”祸的发端，应当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电影最初根据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山东贫民武训乞讨筹资兴办义学，让穷人子弟得以识字读书的事迹，组织创作了电影剧本《武训传》。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因资金不足而停顿。解放后，孙瑜得到国家贷款，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很快完成了拍摄任务。电影放映后，在北京、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时，在江青的蛊惑下，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以及关于它的赞扬文章发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又在江青的参与下，中宣部专门组织人马到武训的家乡“调查研究”，进行穷追猛打。在这次批判中，周恩来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政治批判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电影界、戏剧界的作家不敢写、导演不敢导、演员不敢演，“停演”、“禁演”传统戏之风也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文化事业的发展极不正常的这种状况，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为此，他做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1956年4月19日，周恩来在看了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针对戏剧界存在的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一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随后在5月17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更为详尽地谈到了地方戏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传统剧目的改编问题、戏剧的民族风格和优良传统问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问题。明确指出“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不要认为古的东西没有演头。”在谈到古装戏的积极思想意义时，他充分肯定《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官’的有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作‘官’的人，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一个剧目（《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也挽救了传统戏剧。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周恩来依然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战线的“左”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959年《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这是周恩来于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文艺界代表、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就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文艺工作者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的关系，戏曲的形式与风格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三年之间的两次讲话，充分体现出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体现出周恩来对于戏剧文化艺术的真知灼见。对于这两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当时的文化部党组都没有认真传达、贯彻，理由是怕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上海的柯庆施只批准在20个人范围内传达。对这种做法，周恩来总理不能不有所感觉。他曾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说道：1959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在1962年2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周恩来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文化战线上的指导思想的贯彻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齐燕铭派往文化部，希望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拓展出一个新的局面。
齐燕铭不负总理厚望，到文化部后，认真学习总理的指示，扎扎实实地开始了调查研究和整顿、改革的工作。
1960年的全国戏剧观摩大会结束后，文化部召集了一个创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各地的作家不怕“戴帽子”、不怕“打棍子”，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反映出当时现代戏剧的创作为什么数量少、质量差的普遍原因，把矛头直指“左”的思潮。
广东省的郑达在发言时说，广东的粤剧、潮剧、琼剧，传统破坏较大，受外界影响多。1958年大跃进中还在整风。尽管广东省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时成绩大，粤剧演出了现代戏《刘胡兰》、《黄花岗》，历史戏《荆轲》等，琼剧有《红色娘子军》等。但是，剧本创作还是有几个难题：1、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能否当主角？2、历史剧如何表现人民反抗斗争的失败？3、如何记载历史真实？如何抛开史料写历史剧？如何确定史料的限制？4、如何表现落后人物的转变？如何写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可否成为悲剧？
武汉人艺的吴乙天在发言中说，如何贯彻“二百”方针？1958年-1959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以政治代替艺术是根本的问题。简单化的领导是普遍现象。头天交任务，次日要交卷，大戏三五天。不许对现代戏提意见。现代戏有政治性。他们（指领导）的方法，一是根据报纸的消息，二是小人书。除毒草做得好，但是识别毒草、香花有问题。专业编剧人员太少，他们都是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的对象，对创作顾虑重重。一致怕写、不写现代戏，或仅只根据别人作品改编。写矛盾、写正面人物和领导人物，心有余而力不足。到生活中采访，容易写真人真事，没有冲突，没有对立面。造成作家为写矛盾而写矛盾，人为地制造矛盾。
作家黄佐临在讨论会上说写作有十一怕：1、怕犯错误、怕“戴帽子”；2、怕写矛盾（现代剧）、对立面；3、不敢写对比；4、正面人物不敢夸；5、不敢将反面人物写得太深刻；6、怕出题目做文；7、怕同首长争论；8、群众的意见不敢争论；9、怕割爱；10、怕集体创作合不来；11、怕重大题材。小组会上还说，上级的意见，下去就变为命令。创作单位不能自定计划，要跟着运动跑。《上海文学》发表《钢人铁岛》剧本，被停刊一个月。
安徽的作家说，怕写现代戏有三个原因：1、作者本身有情绪；2、生活少，写不出；3、批得厉害，“左”得过火。
福建的作家说，现代题材戏质量低，是因为作家不敢写。
齐燕铭听了这些意见，大为感动，陷入深思。
这一切都是不争的事实，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他看到了在广大作家、艺术家身上蕴藏着极大的艺术创造热情，认为只要善于因势利导，敢于为他们承担责任，保护他们，中国的戏曲事业才会有希望。一场场的观摩，一次次的座谈，一个个的交换意见，常常使齐燕铭彻夜难眠。他必须寻求出一条这样的道路：既要上面满意，同意放行，同时又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接受、能够实行；既要考虑到传统剧是不可遗弃的文化遗产，又要充分考虑到现代戏也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
他根据周恩来多年来对于戏剧事业的一贯主张，联系自己对于戏剧艺术的认识，在1960年4月29日举行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三者并举”的口号。
他说：“我们要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在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为“禁戏”和“开禁”问题困扰，一直把传统戏和现代戏视作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齐燕铭把这三者关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整体，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诠释了党的“双百”方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大跃进”期间提倡的“以现代戏为纲”的极端观念的纠偏。
“三者并举”的思路立即得到中宣部的认可和支持。在5月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三者并举”问题讲了话。他说：“以前提出改戏、改制、改人，以后要进入新的阶段，不断革命、革新、提高。1958年表现现代生活成为潮流，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不但能演传统剧目、历史题材，而且能演现代题材。……扶持现代剧目，不要排斥传统剧目。不能以要求传统剧目的艺术标准要求现代剧，因传统剧目是长期的创造、积累，内容形式协调。现代戏存在矛盾。另外也不要鼓励现代戏粗制滥造，临时任务是另一回事。”
5月7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齐燕铭的《现代题材戏曲的大跃进》文章，在充分肯定现代题材戏曲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辩证的分析了历史剧、传统戏的发展状况。他写道：“过去也有人写历史剧，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如《空城计》、《包公案》、《狸猫换太子》、《封神榜》等，今天也可以替曹操翻案，对历史剧不要随随便便抛弃。”传统戏曲剧目“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不少剧目反映着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意志，表现着人民的智慧和勇敢，因之也一直流传下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有一些老艺人懂的传统剧目很多，本身又有精美的表演技能，我认为他们可以完全不再去演现代剧目，而应该集中精力，有领导地去进行对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工作，专门负责演出经过改编整理的传统剧目。这是合理分工。”
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戏剧必须不断革命》的社论。
齐燕铭决定从抓建立和保护剧本创作队伍、推动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入手，推动戏曲方面的改革。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多次召开戏曲创作座谈会。其中1960年11月21日至26日天津召开的北方四省(河北、陕西、辽宁、河南)重点戏曲剧院的创作汇报会；1961年1月20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上海、广东、四川、武汉四省、市重点剧院、团创作汇报会等。在这些会议上，他充分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齐燕铭曾先后与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欧阳予倩、盖叫天、曹禺、尚小云、俞振飞、言慧珠、袁世海、红线女、袁雪芬等40多位知名度很高的戏曲界人士进行过交谈，从各个侧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探讨文化工作中的问题，寻求改进的办法。
1962年6月3日，在中国文联的工作会议上，齐燕铭说，为积极推动创作、繁荣创作，文化行政部门与剧协加强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举办学习会、戏曲讲习会，每次讨论十个剧本。举行三个座谈会：话剧农业题材座谈会、戏曲现代题材座谈会、革命历史题材座谈会。他说，现代戏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党的文艺政策与作家深入生活问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具体安排好关心作家的福利工作（解决好旅费、观摩、听报告、参考材料、开会、兼职多、夜餐粮、健康等问题），要认真贯彻“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各地、各文化单位积极推荐好的剧本，发现人才，学习广东经验，奖励好的作品。同时进一步做好观摩演出、加强出版力量、办好两个刊物以及建立戏剧资源馆等方面工作。
随着这些工作计划的落实、实施，现代戏的创作、生产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轨道。
“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三者并举”口号的提出，对于戏曲的创作、生产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62年文艺界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文化部着力组织现代戏的创作、演出，终于在1964年成功地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标志着传统戏曲艺术的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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