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的知识分子
[ 2005年第4期 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 作者：罗平汉 ]
“三年暂时困难”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了，而对于经历了那段日子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本文试图以南方的一所普通高校为个案，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一点描述，借此希望我们每个人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一、“投机倒把”的教授
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倒退。到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人所共见的严重困难，广大人民感受最直接的，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严重不足。为此，国家一再压低粮食供应标准。196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口粮标准必须降低，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
应该说，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1960年7月，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份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议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这分别是部级和厅局级干部享受的待遇。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今天看来，这样的照顾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则几乎是倾其所能了。
然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毕竟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
这里记录的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情况，便可充分体现知识分子的处境。
这个学校的党委宣传部，编印了一份供校领导参考的《内部情况》。在1960年12月的一期《内部情况》上，有一份《中文系教师思想状况》，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方某某：一艰苦就留恋香港生活，胃病一来，就想快些回家，一上街见吃的东西就买，对市场供应有意见，粮、饼国家抬高物价，国家不对，心中不痛快。自己想，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结束！这样的日子短时间还可以，长期以来，实在受不了。
梁某某：怎么搞的，为什么市场供应越来越糟了呢？58年以前多么好，那时工作学习起来精力很充沛。现在工作提不起劲，主要是没有油水。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是“一穷二白”，要恢复过来难啊！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目前市场上啥也见不到，天气冷了，想给小孩买双棉鞋，找了几家铺子也没有买到，只得将自己的棉鞋前面放点棉花给他穿。把人民生活压得这样低，这样时局，几时才能好转啊！
周某某：我的肚子一饿就怀念过去的自由市场好，觉得今不如昔。我有病也不想去看，心想有病更好，可以减少吃的。每天上街东找西望，想找东西吃。羡慕别人有很多票，心想这种日子早日过去吧！希望一、二年后有好转，但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
胡某某：粮食定量太低了，肚子老是饿，所以我现在常在食堂买双份菜和米豆腐吃，吃完饭也不离开食堂，转来转回想找门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肚子饿就借别人的外汇证去买来煮。但这个门也不行了。所以我现在对以后生活没有希望。就是有也渺茫得很。何时何月才好？
看到档案中记录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这时所思考的，不是如何地搞好教学，也不是如何地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地填饱肚子。当然，此时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填不饱肚子，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如此。
更使人感到悲戚的是，即使在这肚子空空如也的时节，也仍然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警惕。
过了两个月后，又一份反映中文系教师思想动态的材料摆到了党委领导的桌子上。材料中说，中文系的67个教师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属于第一类的，即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政治立场坚定，能积极贯彻党的政策的有16人，占教师人数的23.88%。属于第二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及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当前形势认识模糊，立场动摇，干劲不足，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有37人，占教师人数的44.27%。属于第三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党的方针政策有抵触不满情绪，表现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的15人，占教师人数的29.85%。
材料中还特地提到了一些第三类人的典型：
青年助教杨某，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喊不出口举不起手”，认为当前城乡萧条得很，漆黑一团，感到前途渺茫。自从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他几乎天天中午都到市场，不惜高价买回各种鱼菜食品，吃后大发牢骚，说“一个月的工资买几斤鱼又完了”。
教授、系主任冯某，对市场物资供应不满，对食堂意见最大，动辄发火骂人。材料也承认，冯教授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以前待人态度很柔和，而现在却变了。至于变的原因，材料中没有说，但将冯列入对“三面红旗”有抵触的这类人中似乎已说明了问题。整理材料者不知想到没有，连学校最知名的教授也吃不饱肚子，脾气能好吗？
据材料反映，这位冯教授，不但态度变了，而且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产生了强烈的退休思想。他家人还常到自由市场上去买东西，冯教授自己还卖过三只鸡。之所以卖鸡，据教授自己说是因为粮食少，卖了鸡换回些粮食，但材料提供者断定，他是想高价卖鸡后买回兔子和鲜鱼，感到这样比较划算。
该校中文系教授在自由市场买卖东西的，并不止冯教授一人。这份材料说：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市场最感兴趣，常常议论，高价出卖自己的东西，中文系的几个知名的副教授和讲师，均在自由市场上买过鸡和兔。
在各个党支部写给党委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一点食物，教师中有拿自己的物品去自由市场换食品的，有在食堂买两三份菜的，还有冒领别人饭菜的，可谓各种情况都有。知识分子们早已放下了架子，不顾脸皮，去掉斯文，为的是如何使空空荡荡的腹中，稍微多填充进一点东西。
笔者还抄录了一份该校化学系1961年元旦教工会餐的伙食安排：
主食：干饭。
菜：（一）烧罐头（红烧牛肉等七种合成，每三人一罐）；（二）盐鱼（每人2两）；（三）芋头丸子（每人4两）（四）苞菜；（五）萝卜（每人8两）；（六）兔肉；（七）味、杂锦香汤（鱿鱼、海参、黄花菜、紫菜合成）
这份菜谱，是化学系党支部向党委汇报中的元旦会餐计划，其用意本想在于显示本系的生活安排是不错的。至于这份菜谱到时是否能兑现，就很难说了。
二、代食品与浮肿病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适逢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如同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一样，这所学校不但学生吃喝在食堂，连教师也在食堂吃饭了。随着粮食供应量的一再降低，尽管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进伙房”，但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过，真还有“巧媳妇”降临了。在该校的《内部情况》的“校外消息”栏中，就有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文曰：
清华大学全党全校抓食堂工作。党委书记挂帅，成立食堂工作组，抽调大批干部深入食堂第一线，他们把抓好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他们抓食堂的关键，试验过碗饭、盒饭、双蒸饭、烂饭等方法，而以烂饭量多且香。烂饭法的操作规程：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饭重量虽不及双蒸法（按所谓双蒸法，就是饭蒸好后，再加水第二次蒸），但体积大。煮粥法：20斤米下锅，加水370斤，出粥320斤。先以大火烧开，等到米已经煮得像饭粒那样以后，再用小火慢慢煮，共要2—2时半，粥多且又稠又香。
各种各样的“增饭法”，其实不过是多加水而已。按说，北京是首善之区，供应情况还是好的，但清华的师生还得为粮米不够而绞尽脑汁。如果不是供应不足，堂堂清华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经验”呢？
可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封闭已久的自由市场已经开放，但市场上常常是空空如也，并无什么东西可买，而且，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点积蓄，也很快花光。为了生存，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加入到了寻找“代食品”的行列。
“代食品”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来说，自然有些弄不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食品。而经历了那艰难岁月的人们，一提起这个名词，就有点心有余悸。说白了，所谓代食品，就是除了食品之外，一切可以替代食品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这里头，有植物叶子，有玉米、小麦的根须，还有其他可进肚的物品。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而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则改为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务。
1960年月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一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用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用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中科院党组在报告中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中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百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至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20%来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6、7亿斤。建议中又说，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碾成粉后，也可食用，而且色香味都有点像炒面。科学家推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这份建议还说，叶蛋白（其实就是新鲜草叶、农作物叶子和树叶晒干磨成的粉）营养好，资源广，只要采集、加工有所安排，就可以大搞；食用微生物、浮游生物，繁殖快，只要学会一定的管理技术，准备必要的简单设备，积极而有步骤地推广，就会有很大的收益。
前面提到的这所高校，虽地处中等城市，但学校不远处即是山区，山上长着一种当地称为野红薯，或叫山薯的野生植物。在大搞代食品的运动当中，为了裹腹，师生纷纷上山挖回野红薯。应该说，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之初，该校党委就注意到了防止中毒的问题。当师生将野红薯挖回之后，即要求科研科和化学系对野红薯进行化验，同时要求师生不要随便食用。化验的结果，发现野红薯含有一种有毒的皂素，院党委随即让学校生活委员会和科研科连续发了两道紧急通知，要求暂停食用。可是此时，饥不择食的师生们已有人食用野红薯了。因为野红薯的中毒反应比较慢，一般要在一个星期，甚至十天之后才有反应，以至吃了野红薯的师生有1600余人。
元旦刚过，传来邻近的矿冶学院几个学生吃了野红薯中毒死亡的消息，该校顿时紧张起来。此时，学校食用过野红薯的人也开始不断出现中毒反应。学校党委赶紧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采取紧急措施，成立防治疾病指挥部，停课进行检查，中毒严重的100多人被送到医院治疗，将中毒相对轻一点的，集中学校观察。据调查，全校或多或少吃过野红薯的师生中有中毒症状的有近500人。这一中毒事件幸亏发现及时，没有导致人员死亡，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营养的严重不足，致使许多人不瘦即肿。由于食物摄入量过低，饥饿难受，只得喝水充饥，以致浮肿病普遍发生。据一份资料统计，该校师生连同家属共4056人，病号数（主要是浮肿病）714人，占全校人数的17.6%；其中教工病号数257人，占教工人数的23.44%。但据经历了这次大饥荒的亲历者回忆，实际数字远远要超过此数。此外，全校还有众多的女教师和女学生患有妇科病，仅历史系就有80%的女生患月经病。
浮肿病的发生，原因就在于食品的极度缺乏。该校的一期《内部情况》在谈到如何防治这种病时，无意中承认了这一点。文章说：营养性水肿病是由于身体所吸收的养分不能维持其生活、劳动消耗所造成的，一个正常人如果每天吃入食物中的养分（包括蛋白质、热量、维生素）仅占其需要量的50%以下，在一个月内即可发生水肿，如果不足30%时，也可以在几天内发生。一向在社会群体中生活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如此贫困的状态之中，“三年暂时困难”之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灵丹妙药小球藻
在众多的师生大受浮肿病之苦之际，一种既是药品，又是美味佳馔的东西便格外被看好。这就是小球藻。
1960年月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推广小球藻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可以保证至少不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是减少乱采代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三是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很重视，将胡的信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要他们研究推广。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云南省大理市郊区用小球藻给人治肿病，90%以上的病人都治好了。一般是三四天消肿，六七天出院。在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试治了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症状减轻的占百分之17%，无效的只占5%，没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个人眼睛看不见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复明。不但如此，云南省粮食厅还进行了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一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可少吃一两大米，十天之后，参加试验的八个人，有五个人的体重分别增加了两公两到两公斤。参加试验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时，到开饭时感觉很饿。吃了小球藻节约了粮食，到开饭时，虽然也感到有点饿，但比过去好多了。
自从师生吃野红薯中毒之后，上面提到的这所学校也就对小球藻的培植格外积极。化学系在给党委的一份汇报中说，党支部认真贯彻党委的指示，“大抓代食品的培养、加工工作，拨出有机化学实验预备室及实验室所有的大小玻璃瓶作培养人造肉、小球藻之用，做到重病号每天吃一次，全系师生每周吃一次。”“做好病号饭：每人每天吃一次人造肉汤或小球藻汤，每人每天加油半钱，主粮中加入玉米、高粱等富有营养的杂粮，对全体师生，每天煮姜汤，每席发上一碗，多吃玉米、高粱粥等。”由此看来，连小球藻当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
到1961年4月，学校的小球藻生产终于初具规模，共生产出了小球藻浓缩液3287斤，原液21400斤。用于小球藻生产的瓶、罐达622个。3月中旬以来，学校的小球藻开始大面积生产，投入生产的水池达24个，面积有50平方米，能容水194吨，还有十几个池子正在改、扩建。届时，每人每天能保证吃上小球藻浓缩液4两，原液3斤。
这所学校的情况，也许在全国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并不是最严重的。
据一份题为《部分地区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材料介绍，武汉大学在1961年上学期开学以后第一次检查时，发现全校有浮肿病患者405人，占全校人数的6.4%，到第二次检查时增加到443人，占全校人数的7%。武汉医学院1960年12月有肝炎患者1094人，到1961年3月增加到1130人。湖南医学院的情况更为严重，该校患肝炎的人数，讲师中占90%，助教则为100%。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
这次共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至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多。这123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较正常的有3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49人，占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离不开尚在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32%。
这些人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一群人，他们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局面，直到1962年才有较大的改变。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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