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
[ 2005年第4期 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 作者：万炜明 ]
1969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办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学习班。一是人数多，竟将自治区及盟市机关干部的大多数，计七八千人同时送进了这个学习班；二是时间长，从1969年底到1971年6月，共计十七个月有余，全体学员在学习班里度过了两个春节；三是办班地点的选择，虽说要解决的是内蒙地区的问题，却要全部挪到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唐山市一带去办班。据说这是为了加强隔离封锁，防止学习班内外走漏风声，串通一气。其事态之严峻，即此可见一斑。
当时，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康生和四人帮的指使和纵容下，内蒙地区大搞什么“挖肃”运动，凭空捏造了一个所谓的“新内人党”，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经周总理发现后加以制止。一些人仗着当初有康生等人的撑腰，一面不得不承认搞了“扩大化”，一面又说要反对平反“一风吹”，继续压制无辜受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的平反昭雪的强烈要求。自治区革委会陷于瘫痪，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了分区全面军管。
上述这个“史无前例”的学习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的。这样一来，这个学习班还得增添一个特点：这个名为中央办的内蒙学习班，是在军管下办起来的。学员们按原有单位编成连队，排以上的管理人员全都来自部队。
“三不准”
这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各自带上行李和日常用具，浩浩荡荡开赴唐山地区，由于人数庞大，不可能全集中在一起。我们所属的第三大队由自治区宣教卫生部门的机关干部组成，约有两三千人，就进驻了郊外一个叫各庄地方的一座刚被腾空的部队营房。当初曾郑重地宣布过一条规定：有资格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只限于人民内部的范畴。那些在机关里被打成“走资派”或牛鬼蛇神的，都不能恭逢这个盛会。因之，我们这些学员刚一抵达，还口口声声被称作中央请来的尊敬客人。可是进驻不久，就对“尊敬客人”宣布了一条“三不准”的纪律。
头一个就是不准走出营房。这本来就是一个兵营，一排排的平房，栉比鳞次。平房内除了空出的过道，是一张紧挨一张的上下两层的单人床。院内操场、食堂以至小供销社一应俱全。大院围以高墙，门口站有岗哨。如果不被允许，谁也休想走得出去。
第二个就是不准与外面通讯联络。学员们家里都有老有少，来的时候又走得仓促，怎能一下子就断了音信!
第三个就是如果外面有人得知你就在这里学习，要来找你，也一律不准会客。
文化大革命到了这份儿上，一般人早感到厌倦和嫌恶。而对于“挖肃”这一码事，更是战战兢兢，有如惊弓之鸟，唯恐“挖肃”一个晴天霹雳，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对于其中内情，局外人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如今不由分说，都弄到学习班来，实在是万分无奈。怎么到了这个学习班，还要受到“三不准”的禁锢呢！
毕竟是个学员七八千之众的学习班。尽管在这样严峻而沉重的气氛下，仍然有人提出：这“三不准”禁令，不是违反宪法了吗!
这个问题立时引起学习班本部高层的极大重视。不多几日，我们所在的第三大队在操场上召开全体学员大会，本大队的领导亲自出面，郑重其事地答复这个问题。解答的关键词，只有这么一句话：
有学员提出“三不准”违反宪法。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伯达同志批示的。难道伯达同志还没你懂宪法吗!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正是如日中天，权倾一时。那末，谁还能比“伯达同志”更懂宪法呢？在这个“三不准”的禁锢下，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只限这座大院的围墙之内。唯一的例外，是我们这些学员每月有一天列队步行到十多里外的开滦煤矿，下矿井劳动。
在学习班的漫长日子中，周恩来总理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干人，两次接见过学习班的学员；是全体学员乘火车赶赴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受此接见的，以示对学员们的关怀。接见中，中央首长依次讲话，讲了些什么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唯独这位“伯达同志”仍有惊人之语至今令人难忘。一次是他的闽南腔的普通话噜噜嗦嗦的，实在难以听懂他在说什么。只是有一句看来大家是听明白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先是台上继而台下席卷了一阵哄笑。还有一次讲话却出奇地低调。他讲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要干什么，说他要回到家乡去练习写大字!大家都纳闷这回何以讲得如此谦逊？联系到这位权势熏天的“伯达同志”不时把自己比作“小小老百姓”，并常以此作为口头禅，似乎也不足为奇。不过同那个飞扬跋扈、霸气十足的“三不准”批示，却形成了何等尖锐的反差!
“时间服从质量”
启程去这个学习班之初，并没有宣布学习的期限。虽说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到唐山市参观访问一回那么轻松，但眼见春节即至，总得让大家回家过节吧？没想到春节过了，春暖花开了，学习班还是寒凝大地，似乎才刚刚开了个头。学员们只好透过班部要家人寄来换季的衣物。光阴荏苒，经春历夏，挨过了秋凉，怎么也该在第二个春节到来之前收摊吧？不承想过了这个春节还是音信杳然。学习班何时结束？成了每个学员的一块心病。可是天机不可泄露，提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种禁忌。可还是有人按捺不住，学习班何时结束？问题一再被提出来，而上面的答复，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一句话：
时间服从质量——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质量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保证的，可是，时间反过来是质量的一个要素。如果毫无节制地虚耗以至践踏人生如此宝贵的时间，弄得人心涣散，怨声四起，哪会有什么质量可言？空喊几个“不要急”就能解决了吗？
这个质量何以如此高不可攀，怎样才算达到要求？大家都感到茫然不解。
我们是解决内蒙问题的学习班，自然要结合内蒙的实际了。当时的动乱缘起于“挖肃”扩大化以及所谓的平反“一风吹”。但学习班却要追根溯源去批判乌兰夫。远远地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就在内蒙地区实行的“稳、宽、长”和“三不两利”政策方针。所谓“稳、宽、长”，即步子要稳、政策要宽、时间要长；“三不两利”即是在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地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对牧主牧工都有利。这本来是一套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尤其是牧业经济所具有的脆弱性特点制订出来的一套政策方针，不仅为当时中央所肯定，而且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民族团结、发展经济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但是，文革一开始就闹着要把这个“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不顾实际，无限上纲，说成是“民族分裂”、“反党叛国”，什么肮脏污秽都往这上面扣。而这一套所谓的大批判，在内蒙本来早已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学习班还要翻出来从头再来一次，更要反反复复，揭深批透。而在四人帮一伙垮台以后，乌兰夫不仅重上天安门，还当上了国家副主席，他回到内蒙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回想学习班长达十七个多月贯彻始终的这场大揭批，无异是坠入了一个黑色梦魇的无底深渊。
至于“挖肃”的扩大化，上面是康生、四人帮一伙的纵容和支持，谁能动一根毫毛!至于下面，那是在单位掌权的一些派头头策划于密室的勾当，局外人除了整日提心吊胆，唯恐祸从天降，哪里晓得其中的玄机？
在进入学习班的初期阶段，大家确实紧张过一阵。但也无非照着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囫囵吞下，照本宣科。因为早已没有提出质疑和异议的可能。你要揭批什么人人都依样划葫芦说一通。至于上纲上线，那是没问题的，只会愈上愈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包括痛骂自己路线觉悟不高，如此等等。这同上面的部署和要求早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可是这个“质量”还是海市蜃楼那样遥不可及。大家于是在困惑中继续每日的揭批，由于那一套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人人口若悬河，车轱辘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俗语说：话说三遍淡如水。如今却成了在嘴边的老生常谈，大家也都变“油”了。而所谓揭批就变成了一个滚圆的球，任由大家轮流把它踢来踢去。虚应了一回故事，也就草草收场。
于是，厌倦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着。有些人显然承受不了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开始出现学员自杀的事件。在三大队我们的这个连，两个患有精神病前科的人此时也旧病复发。其中一位姓张的是我们单位的中层干部，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说来算是十分侥幸的。忽地半夜里起来亮了电灯，睡在一排排双层床上的人们都被闹醒了。只见他走到双层床跟前，挨个下跪叩头，口中还叨念着要给自己请罪，祈求对他的宽大处理。把一屋子的人都弄得啼笑皆非。
也就在这时，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已频频出现先兆，几次发生了烈度较轻的小地震。有一次在冬天的夜半发生，人们从房屋的晃动中惊醒，慌张地在宿舍的狭窄出口争相拥挤、践踏。有一位睡在双层床上铺的学员，梦中惊醒后从床上陡然直立，头部猛撞在天花板的一根横梁上，当即晕倒并从双层床上铺直扑水泥地上，重伤不治死亡。
学员们的厌倦情绪，加上事故的接二连三发生，学习班的管理也跟着松弛下来。学习班规定每两周可以有一天的休整，但不准走出营房院外，这时可以到附近镇集走走了。有些人就趁机三五为群外出喝酒解闷，回来后为避免在宿舍内酒气熏人，索性戴上口罩挺在床上，或者大白天里倒头便睡，管理人员也只是嘲之为“傻吃闷睡”。一些人就这样在“傻吃闷睡”中打发日子。
学习的怠懈和纪律的松弛，凸显了学员们的归心似箭和学习班的人心涣散。凡此种种，对于所谓“时间服从质量”，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不过这样一来，好像倒是达到了“质量”的标准了，长达十七个多月的学习班，就此在1971年6月间收场。
“上头发烧下头吃药”
回到了内蒙，才搞清楚原来那位“伯达同志”已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被揪了出来。他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仅仅过了一年又四个月。他在我们这个学习班开学之初规定了“三不准”，没想到学习班还未结束，他便垮台了。真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至于学习班被这样耽搁下来，是不是也与这个风云变幻有关，那就留待学员们去感喟和推想了。
学习班结束之际，出人意外地宣布了一个结业分配名单，学员们并没有就此回原单位；被挑选回原单位的寥寥无几。有的跟着要去内蒙地区的五·七干校继续锻炼“深造”，有的调到了其它单位或下放基层，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留在学习班处理遗留问题。那末，内蒙的问题是不是就这样解决了呢？内蒙地区此时仍实行军管，原单位的人员当然也包括那些派头头被七除八拆，各散东西，局面一时相对平静下来。其后又听到了林彪叛逃在蒙古折戟沉沙的消息。但是，主要还是小平同志复出，以及一批老干部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局面才确实稳定了下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都逐渐走上了轨道。可是曾几何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一吹，单位里新一茬的派头和派性立时应声而起，到处又在抓“还乡团分队长”，重又陷入了新的动乱局面。
人们回顾这个长达十七个多月的学习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种说法似乎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上头发烧，下头吃药。上头发烧犯病，靠下头吃药是解决不了的，不管怎么个吃法，至多也不过见点皮毛的功夫，治标不治本，能维持得几时！只有四人帮覆灭了，十年动乱最后结束，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和振兴。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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