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
[ 2005年第4期 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 作者：李兴韵 ]
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回顾民办教育在这些阶段中的起伏变化，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1912—1927年：民办教育的兴盛期
清末，朝廷推行新政，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模仿外国制度，建立全国性的现代学校系统。其中高等教育归官办，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外又建起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等高等学校。民办高校除了因日本留学生罢课回国风潮而创办的中国公学外，主要由教会创设，中国人士民间办学的力量则集中在中小学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废除了清政府只许私人兴办中等以下学校的规定，宣布开放办学权限，除高等师范学校一种外，均允许私人开办，所以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获得较快发展。公立大学在民国建立后的几年内没有增加，但同时期私立大学却发展迅速。1914年春，仅北京一地，教育部就派官员视察了私立民国大学等四所私立大学，对它们的管理和教学都表示了肯定，批准它们的立案。民初私立中小学则明显处于公立学校的补充地位，从民国元年至五年，私立中学占中学总数的百分比最高是14.5%，学生数占总数的百分比最高为12.8%。小学阶段一直缺乏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因为民国政府提倡义务教育，公立小学的建立和发展一直是政府教育工作的重点，私立小学无法竞争。
1916年袁世凯去世，中央政府失去了有效控制全国的能力，非官方的办学力量因此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同时，因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猛，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实业界与教育界人士纷纷投资兴学，复旦大学（1917）、南开大学（1919）、中法大学（1920）等著名的私立高校都在这一时期创办。新加坡华侨陈嘉庚于1912年领导乡人捐资办集美小学堂，1918年创办集美学校师范部与中学部，1921年又创建了厦门大学，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网，极大地改善了福建教育落后的状况。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废除了读经课程，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各种不同观点在学校里得以自由传播。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要求中小学一律增加读经课程，大学增设经学院，半年后，教育部下令把读经重新列为小学的必修科目，这使得“学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其他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对国家总统和他的追随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袁世凯去世后读经课程再次被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进步的教育家对制定民主教育的目的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仅是北大的改革风向，也成为整个教育界的追求目标。民国元年，教育部颁行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1919年，北京教育调查会请教育部改教育宗旨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同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通过决议，要求根本废除政府的教育宗旨，指出“施教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全国教育界的代表公开宣布，政府根本不应该公布任何教育方针，应该让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自由地开展教育，使学生完全不受束缚地发展。
1922年民国政府颁行了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新学制，新学制吸取了五届教联会的议案，取消了教育宗旨，代之以七项标准，第一次实现了在法令中不存在政府强加的任何教育宗旨，使学术自由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当时上海私立美专开风气之先，使用裸体模特儿教学，引起了很大的风波。1926年孙传芳就模特儿之争函寄校长刘海粟，劝他不要再使用人体模特儿，刘海粟坚决不愿放弃，他在给孙传芳的复信中援引1922年学制的规定，坚持艺术专门学校列人体模特儿之绘画实习为必须课程，更坚信“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由于刘海粟的努力，使用裸体模特儿的制度坚持了下来，而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成为了私立学校的特色得以继续发展。
1922年学制还从法律上正式明确了女子同男子一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已行千年女禁的中国取得这一认同实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办学校努力的结果。1844年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是私立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经正、务本女塾也是私立的。在清政府不承认女子受教育权利时，许多私立中小学都招收女生入学。1905年，私立岭南学堂允许女生插班，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男女同校。另外，最早专门招收女子，为她们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也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等私立院校。
民初虽然取消了清朝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但还是规定了中央政府对高等师范教育的控制，直到1922年学制才规定普通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教育系可以设师范科，这是近代中国政府第一次将各类各级教育的权限完全开放，民间力量的办学范围也扩展到最广，有些私立大学开始办起了师范科。这时创办学校是非常自由的事情，上海私立大学中的“四大金刚”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就分别是由脱离震旦、清华、厦门、圣约翰四所高校的师生创办的。
教会学校是最具独立性的民办教育力量，早在19世纪后半期已大量出现，清政府对它们一直采取放任态度。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曾颁布规程，要求教会学校在内的私立学校根据一定手续向政府教育总长申请认可。但这一规定并未真正施行。相反，为着毕业生出路、经费资助考虑，许多教会学校都在国外申请立案。因为有着不受中国政府管制的办学权，教会学校一开始选择的就是西方的教育制度。教会学校首先冲破中国女子教育的禁锢，并且引进体育，冲击了中国人视文弱为美的千年传统。它们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使用现代学校教育的班级授课制与实验方法。在培养应用技术性人才（如医科、土木工程人才）等方面，教会学校的教育效果非常明显，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发展到20年代，教会学校办学质量已得到国人赞许，许多政界、商界人士都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
因为政府放松了对教育的集中控制，同时对民办教育的发展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此一阶段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兴盛时期：各类民办学校纷纷创设，民办教育家们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各种民间教育团体也接连成立，道尔顿制等国外教育方法也在民办学校率先引进和展开实验。民办教育自由成长，也带来了教育界的蓬勃生机。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后来蔡元培回顾1910和1920年，曾感慨地说：“当时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就是在北洋军阀承袭袁世凯压制自由思想的暴力压迫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制”。可是这样的自由却随着国民党政府党化教育的推行而结束。
1927—1936年：民办教育的禁锢期
党化教育开始于1924年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当局模仿苏联，在它控制的广州及周围地区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在教育方面则停止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制止学校教育继续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党化教育”，明确提出中国境内所有一切学校均以中国国民党党化为原则，如不遵照上述各项实行者就加以取缔。1926年，国民党从广东出兵北伐。党化教育从珠江流域蔓延到长江、黄河流域，所有学校都要开设宣传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要求举行总理纪念周，学生被要求入党，教育变成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一份1928年的文件写道：“自本党北伐以来，三民主义教育，甚嚣尘上，在各学校，党义已列为专科。”1928年2月6日颁布了《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要求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1928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灌输官方正统思想的统一标准，规定：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要融会党义精神，另外每周至少专门讲授两小时党义课，这门课程必须使用中央训练部会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编审颁行的教材。1929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一规程延续了从广东国民政府时期开始的做法，要求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并且还增列了核查学校训育及党义教育实施情形的条例，明文规定将私立学校的立案和党化教育强行相连，以确保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能贯彻到各类民办学校中去。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在教育界树立了唯一的权威。
党化教育的推行在一些民办学校，特别是教会学校中遭到困难。面对“反对党化教育的人们就是反革命”的舆论，民办学校对于政府强制党化教育的政策不可能公开加以反对，但在实际中对党化教育的推行很不积极。如1929年10月，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对广州各级学校党义课程及党义教师进行调查，18所受检的私立中学没有一所完全合格，8所没有聘请经检定的党义教师，不合格率达44.4%，17所不够每周两小时的教学钟点，不合格率达94.4%，其中培道中学坚持开设宗教课，根本不开设党义课。作为中国教育中具有独立性的部分，私立学校对党化教育的态度已经清晰可见。如果让它们，特别是有着西方势力背景的教会学校保有独立地位，那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的全面推行定是一大阻碍。面对这样的境况，教育部于1930年2月11日又发布《考察教会学校应行注意各点》，要求各省教育厅对已立案和未立案的教会学校随时考察，如未严格施行党化教育即行取缔。当时，教会学校取消宗教必修课、开设党义课后，只要要求立案就会被接受，根本不需考虑其它的条件。如1931年，广东省督学视察全省教育就发现许多已立案的公私立学校在教学质量方面办理根本不合立案规程，私立中德中学就有多名教师、实验仪器、参考图书、校务管理等不符立案规程而通过立案。可见20年代末的私立学校立案重视的是政治控制而非学校的办学质量，立案是国民党政府扩充在学界控制力的一个步骤，是从维持自身专制统治而非遵循教育自身特性和规律的角度出发的。
立案后私立学校的学制、课程都要遵照政府的规定，至少在中小学阶段，公私立学校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党义课程已经列在课程表中第一项，每周举行孙中山的纪念仪式，所有中国教职员都必须进行“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的就职宣誓。其实，教育家早就对党化教育的危害提出了警告。1925年正是反基督教运动高涨的时期，舒新城指出“党化教育实是教育界底最重大的问题。……至于以党义为神圣，思想不能自由发展，更足阻学术之进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为近代人类生活之一大进步，故教会学校在学校强迫实施宗教教育，教育者反对之，而有收回教育权运动，政党欲使一切教育党化，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之义，亦当反对。然而国内教育者却少有人注意于此，而且潜向‘党化’方面走。”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教育家的敏锐。在党化教育大盛的1928年，舒新城又写道“如有人对党化教育的用意存疑而发为言论文字，反革命的罪名大概是可以博得的。”他没有再公开反对党化教育，只能做变相的指责了。
高等学府，作为传播现代文明和进行学问研究的中心，向往和追求的是“学术独立”的原则，大多数教师都倾向于特立独行、思想自由的探索精神。1929年，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指责党化教育为党八股，他为此遭到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训诫。中训部指责胡适“近年以来，凡发言论，每多荒谬”，提出要加以“严惩”。中训部为此通令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主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发生。”大学教师们不再能公开作出反对官方正统理论的言论，这种以政治来干预教育、限制学术自由发展的做法扼断了大学的生命之根。另外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被要求以集中和自修的方式对国民党党义“作系统的研究，求深切的认识”。针对“教育不应该拘执一端，故步自封，而当包罗万象，以见其博者”的主张，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明确强调：“我们必不能让所谓‘包罗万象’动摇我们已定的教育宗旨！今后我们在惟一主义的民族，惟一主义的国家，惟一主义的政治下，必不许教育独异于此惟一的主义而有所兼容。”
国民党要建立的是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所以对于“有异”的私立学校，采取的是严加取缔的措施。1929年，上海华南大学、大陆大学、建华中学就是被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理由封闭。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是以生活教育运动来推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示范学校，校长陶行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张“兼容并包”，我主张我们学校成为“自由园地”，你们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竞争，可以讲道理，但不能告密。因此晓庄师范学校成为江南各省进步学生求学的理想场所。1930年，由于陶行知拒绝蒋介石交出学校共产党员名单，开除游行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就下令教育部关闭晓庄师范学校，在陶行知散发《护校宣言》，痛斥“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的政府之手”后，晓庄师范被南京警备司令部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学校被逮捕了30多人，最后10名学生被杀害。
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只有少数外国人还起作用的教会大学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如燕京大学。1936年12月，《燕大周刊》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突破了国民政府的文化封锁，在国内中文报刊中首次公开展示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当时其它报刊做不到的。高校教师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坚持，如果公立高校教师不满政府干涉过甚，还可以到私立高校继续教学和研究，所以在高等院校数目中占半数左右的私立高校成为了国民政府意欲控制的对象。
正如袁征的研究指出的，党化教育的推行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它结束了晚清以来教育上的自由和开放趋势，改变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将党化教育的施行和私立学校的立案联系在一起，所以党化教育从公立学校扩展到私立学校，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遭到极大侵害。此一阶段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禁锢时期，从晚清开始民办教育逐渐兴盛的势头也被窒息了。
1937—1949年：民办教育的衰落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抗战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蓄意破坏，私立学校同公立学校一样受损惨重，这是中国教育最为困难的时期，如私立中等学校由1936年的1200所锐减到1938年的618所，减少42%。私立高校如复旦、南开等财产损失惨重，师生也大量散失，损失达到无法统计的程度。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还是有许多民办学校的师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学业与研究，广东的爱国人士还创办了两所新的私立高校，为失学青年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沦陷区内，燕京、辅仁、圣约翰等教会大学利用自己特殊的背景，竭力抵制日本军的奴化教育，为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提供求学的环境。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宁愿关校也不接受敌伪对学校的干涉，坚决抵制了敌伪政权对学校的并吞意图。在颠沛流离的岁月，民办教育依然弦歌不辍，反映了民办教育家执著的信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如救济学生、增设学校、充实设施等，对保护和发展中国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趁战时私立学校受损过于严重，陷入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将残存私立高校国有化。私立南开大学即为一例。南开大学是在1904年创办的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919年正式成为大学，此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为闻名全国的私立学府。抗战中，南开和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战争结束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1945年8月致函蒋介石，提出南开原有的校舍和设备已被日军完全破坏，因而请政府资助学校的重建和发展。蒋介石却要求南开同意改为国立。这是乘人之危，以拒绝资助相要挟。张伯苓致函答复蒋介石，大大降低了请求帮助的资金数额，但明确表示：“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依旧“居于私立地位”，可是蒋介石坚持要南开改为国立。张伯苓考虑到抗日战争刚结束，到处都遭到破坏，难以筹款，只好同意。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文件。张伯苓提出以十年为期，十年后恢复私立。但不到十年，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被推翻。
北伐以后，虽然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削弱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力量，私立高校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势力。1937年，中国有高等院校91所，其中私立的有47所，占51.6%。由于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私立院校收归国有、创办全国性的国立师范学院系统和把日伪学校改为国立高校，到抗战结束后，官办高校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私立高校。1946年，全国有高等院校185所，其中私立的为64所，只占34.6%。更由于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一流私立院校都变成了国立学校，在教学和研究水平上，公立高等教育的力量增长和私立高等教育力量的衰减就更加明显，最后除了少数教会大学之外，中国所有一流大学全部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事业。现代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给教育机构（包括私立学校）以财政帮助。在学校遇到经济困难，特别是由于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学校难以生存时，中央政府组织学校脱离险区，以人民提供的资金帮助学校生存和重建，实属天经地义。”国民政府趁火打劫，将这些声誉卓著，经过民间教育家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私立院校据为己有，实属一种强盗行为。
在抗战结束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但是，他改变国民党一党垄断教育的希望很快就完全破灭了。战后，国民政府宣布对收复区学生进行“甄审”，在遭到广大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后，教育部公布的修正办法规定国文、英文可免试，而对于“呈读三民主义报告及标点批注《中国之命运》”不但没有修改取消，反而增加了“三民主义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任用的条件。所谓“甄审”其实是对收复区的广大青年进行“党化教育”，以达思想控制的目的。而1947年1月起，南京政府又规定专科以上学校专门成立训育委员会，对高校实行进一步的钳制，翦伯赞教授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这是广大师生捍卫人格尊严和教育自由的呼声。同时，公立学校制度本身的“垄断”及“官僚”风气也造成了公立学校的低质量、低效率和脱离实际。抗日战争之后的内战，更使教育陷入破产境地。
抗战中，大多数的民办学校都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国民政府却趁机削弱民办教育的力量，并坚持文化专制的政策，严密监视学校，对师生进行政治迫害。这一阶段，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衰落期，由于日本的侵略，更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民办学校的吞并，到抗战结束时，存留的民办学校在数量上和教育质量上已经根本无法与政府学校抗衡。国民党政府的思想专制导致人心尽失，最后，公私立高校绝大多数著名的教授都不愿跟国民党走，拒绝前往台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高等院校有223所，属于私立性质的有93所，经过1951、1952年全国实施院系调整，合并重组全部变为政府所有，私立中小学也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也一律收归国有，教育由政府全部包办下来。至此，晚清以来在中国维持近一个世纪的现代民办学校告一段落。
余 论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私学兴起，其后一直与官办学校并存，绵延不断。两千余年里，私学几经起落。新中国建立前，每当政府的专制统治加强时，私学就衰微；一得到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私学就发展。
清末，中国建立了现代民办学校系统。1906年，国人创办的第一所私立高校——中国公学干事姚宏业因办学陷于困境，自杀殉校，临终前指出：“考各国学术之进步，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夫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但可惜晚清开始的教育自由化的发展结束于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民国最终没能形成多元化的教育体制，中国民办教育中也一直没出现耶鲁、早稻田大学那样优秀的私立高校。英国思想家密尔指出：“在广泛思想钳制的环境里，过去出现过，将来也可能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没有出现过，将来也绝不会出现一个智力上积极进取的民族。”出现个别优秀学者是一回事，成为一个有卓越智慧的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智力杰出的民族，中国教育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
民就应当记取民国时期民办教育发展留下的教训。（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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