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记略
[ 2005年第5期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记略 作者：吴 江 ]
1958年开始的那场大跃进影响深远，大跃进失败后其它惊人事变接踵而来。所谓惊人事变是由国内外两大事件交织而成的。其一是1953年斯大林之死和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以及他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短命改革，引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大挫折，使局势动荡，随之造成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其二是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党内意见分歧并由此最终引起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
这里只说前者。1953年斯大林之死无形中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党的关系丧失了一个由历史形成的制约力和平衡点，各国党的独立倾向加强了。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黑暗统治的内幕和由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此举开社会主义改革的先例，但它却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震荡、大分裂。大批共产党员退党。尤其是引发了匈牙利、波兰两国的骚乱事件，影响巨大。这本来是东欧国家对于苏联强加给他们的外来体制的一种抗议，这些国家意图发动一场改革运动。然而苏联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亦于此时发表了两篇专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从“左”的方面把两国的骚乱事件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被削弱的结果，这在客观上恰是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张目。稍后不久，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整风运动中遭遇到党内外的诸多批评时，终至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反右派”斗争，极大地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爱国心。这也与上述观点有关，即错误地认为中国也出现了“匈牙利事件”的苗头。这是一方面。
然而，当苏联共产党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将大国沙文主义施加于中国，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对苏联当时加之于中国的各项无理要求（如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舰队等）坚决拒绝，毫不买账，这就导致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开始激化。当然，我们在这时也应当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毛泽东所起的作用。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中国与苏联并列为世界上两个大党、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或实际作为方面都不甘心屈居于苏联之下，而力图超过之。1956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就是体现了毛泽东这位独创家企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同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也应当首先在中国胜利实现，至少不应落后于苏联。毛泽东之所以不顾一切满怀信心地发动大跃进运动，说到底，也与他的这种雄心有关。
由于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有分歧，于是一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开始了。我也因此两进钓鱼台（后称国宾馆），从事“反修”写作。
当时的所谓“反修”，除了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外，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是保卫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特别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斯大林则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免为国际反动势力所乘。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的观点。7月，苏联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争论愈演愈烈。苏共及在其影响下的一些共产党国家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党。中国党于是集中一批人在钓鱼台，从1962年12月起陆续发表7篇文章予以答复和回击。其中，《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一篇由我执笔，经陈伯达修改，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当时批判修正主义曾以南斯拉夫作为靶子，实际上矛头针对着苏共，针对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曾因试图按照自己的国情独立走自己的路，为此激怒了斯大林，被加以“反苏”、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南共承受了巨大压力，以坚毅的精神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平反了这件事，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重新与之恢复了关系。我们虽然也与之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在与苏共论战的条件下，却指桑骂槐地拿南斯拉夫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至今想起来实在是一件憾事。这件事我也有份。因为1962年我也曾撰文批判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卡德尔，批驳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以及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共处”问题上的看法。卡德尔的某些看法虽也有失当的地方，但当时南共领导人提出这些问题来让人思考也是有益的，何况这是各国党的自由权利，对错都是各党自己的事。卡德尔在他的书中不少地方表现出南共独到的见解，对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也说了一些尖锐的话，在某些方面也涉及到中共。我的批判以《我们的时代与卡德尔的辩证法》为题，虽以学术形式出现，但对卡德尔的观点持过分批判的态度。此文除了以个人名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外，还由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特批，由中联部将这篇文章翻译印发给中国驻各国使馆作为宣传材料之用，这便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1963年可说是“反修年”。这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中苏争论因此进一步升级。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在总书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于1963年夏季进驻钓鱼台，撰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成员除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外，有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和我，共七人（这七个人，现在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个了），并配备助手和组织专门翻译班子。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共撰写9篇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故称“九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写评论的工作程序如下：先定出题目分头撰写文章提纲，每篇提纲经领导小组初步讨论后，再由邓小平亲自到场审查定案（叫“定盘子”），然后写成文章，由小组讨论修改定稿。每篇定稿最后经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反修领导小组人员参加，邓小平为最后拍板人。当时毛泽东似在南方，我去书记处讨论定稿后并未留意这些文章最后是否经过毛泽东之手。很久以后，是负责党史研究工作的龚育之告诉我，这些文章都经毛泽东最后审阅，有的还有修改。
我在这次国际反修论战中无建树。分配给我的题目是关于当前世界的矛盾。这个题目如果从反修的角度，必然要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来，因为修正主义就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污染。然而我考虑的却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问题。我觉得只有讲清这个问题才能打开人们对于当时世界矛盾的视野。我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有讲清这个矛盾才有利于反修的大局。我的这个想法出乎领导小组的意料，他们觉得这个想法新鲜，但又感到没有把握。因此我虽写出初稿，但拖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故（我猜想是由康生促动），这个题目传到了陈伯达那里，陈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他把我叫去，说由他承担下来。因此另组一个写作班子（有我、邓力群、范若愚3人帮他），并移师“新六所”，费时一月有余，文章越写越长，三四万字也停不下来，势成“骑虎”。此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此项写作不得不中途停止。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撤销领导职务，狼狈下台，而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恰于此时上天。小组为此写了一篇专论作为“第九评”。这场国际论战到此也算以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未因此结束。苏共新领导在对华政策上仍继承赫鲁晓夫那一套，没有丝毫改变。中苏两党关系从此也宣告中断。
这场论战早已成为历史。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固然是不对的，应当反对，但是“九评”的“左”倾思想越到后来越看得明显，这也是一种不祥之兆。1978年至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在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自己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
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进入了20世纪的80年代，诸多国际政治风云消逝之后，主持“九评”写作的邓小平也进行了反思，他向外国朋友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
邓小平还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这样说可以认为是把事情摆平了。这也是对于过去特定历史时期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这段历史总算已经翻过去了。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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