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 2005年第6期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作者：曾彦修 ]
今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载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我是相信作者的材料和考证的。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得档案五件，均注有“密”字，系有关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41、42年三年向陈独秀分别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信，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1942年1月一次赠款八千元，有陈布雷致朱家骅信（档案一件），是陈布雷“呈奉谕示”即经蒋介石批准的。1942年重庆物价已大涨，此八千元已不可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7年上半年时的物价同日而语了。
近二十年来，大陆考证陈独秀的书籍文章，说陈从未接受过国民党官方赠款一事，均源于郑学稼对陈的回忆文章及郑写的《陈独秀传》。郑且说明他本人是陈独秀退还此项赠款的直接经手人。因此，在未获此事的直接档案之前，大陆诸家二十年来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
现在比较之后，我以为似以台湾档案为可靠，因为其中有陈独秀复朱家骅一函，可以证明此点。因此，我以为陈独秀确曾接受了此项赠款。
但我认为即使如此，也无伤于陈独秀晚年的日月之明。蒋政权及蒋本人对已不干预政治更无伤于他的统治的各方大名人，都是要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以便减少一点社会责难。此点各地方军阀也大都能办到。对陈独秀这个大名人，在当时还找不出堪与之对应、匹敌的人物。如果陈出狱入川后，不久即贫病而死，在国民党内部也会闹得纷纷然，对蒋也会有激烈抨击。
陈独秀的学生们，不居官而在社会纯以任职、任教为生者，其时生活水平均已大降，事实上已无力长期担负对陈独秀的资助了。此时，由国民党官方以私人或半私人名义赠给陈独秀生活费用是最为适宜的。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时期，国民党内可以私人出面，资助陈者，其实，冯玉祥、孙科也很相宜，但他们见不及此，未做。同盟会元老级人物，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覃振、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也均可以出面干此事。且陈独秀同戴季陶、于右任、居正还是老相识，甚至是“战友”，但没有由他们出面。如由戴季陶出面，陈独秀决不会接受，因戴名声太臭。由陈立夫（教育部长）出面更不行，陈独秀不但不接受，且可能大骂人。最合适者，莫过于北大的先后同事与学生，此是自然之理。这时期的人物，最为适于出面的是北大学生，又是“五四”时北京学生领袖的傅斯年、罗家伦，与后于陈独秀在北大任过教授、系主任等职的朱家骅了。朱家骅身兼国民党党务与学术界两要职，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与蔡元培1939年逝世后所任的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政学两栖。且朱家骅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与鲁迅南下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时间相差无几，二人南下之前，又均同被列入北洋军阀驱捕的名单之列（鲁迅在一书的后记中详列了一连串名单，朱、鲁均在其中）。反之，如由教育部长（原国民党组织部长）、CC系头领、蒋介石的头号心腹、政治顾问陈立夫出面，陈独秀自然不可能接受。
至于傅斯年，此时期似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即原来杨杏佛的一职，似仍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此时仍稳坐在中央大学校长位置上。因此由傅斯年、罗家伦出面赠款，更为合理，因为傅、罗二人均为“五四”运动产儿，是陈独秀的学生。但如由此二人出面，则又显得私人气太重，纯粹成为学生孝敬师长了，国民党恐又心有不甘。
朱家骅确是相对最为适当的人物，邵力子当然更适当，但邵此时期正任驻苏大使。而朱是1922年到北大当教授的，时陈离开北大已约两三年，朱在北大也任过教授、系主任等，与陈独秀的职务差可相当，属先后同事之列。而朱家骅兼党学二要职，表明他是官学两栖人物，可从侧面说明他的赠款正是以私人名义致送的官方款项。朱致陈三信中，有二信称张国焘为“同志”，一信称张国焘为“先生”，似也有意表明此项赠款系为官方所赠也。
左文发表后，我收到几个电话，询问我对此事的看法，并道及有的读者以此颇不直陈独秀先生。我的认识已如上述，国民党当时以私人名义对陈有所赠送是自然的，陈在得不到其他足够最低生活补助后，无任何条件地接受此项纯属维持简单农村清贫生活的赠款，也无伤于陈独秀的日月之明。陈独秀此时等于一件国宝，收存之责，人人有之。
因此，我以为，二十年来曾大大歌颂过陈独秀从未接受过国民党官方分文赠款的书籍与文章作者，都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再者，此项档案既全部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之史语所，足证当日朱家骅赠款及去信，均是以中研院代院长或院长的身份做的。
至于郑学稼为什么要那么说，倒是一个问题。是否由于死无对证，郑为了自高身份而这么说呢？总之，看来郑学稼说的并不可靠。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大后方的情况知之甚少，故上文也许有失误之处，烦请识者指正。
末了，还要补充几句：当时救济陈独秀这一区区小事，却是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苏联正一直在大杀“托匪”，因此，中共及左翼人民均不能出面干此事，这是正面与斯大林为敌。甚且冯玉祥、孙科也不便出面做此事，因冯、孙在抗战时期，均必须对苏联保持十分友好，不能得罪苏联。对陈的一点点生活困难补助，在当时竟然微妙如此。因此，朱家骅、陈布雷等处理此事，应该说还是对内对外都比较说的过去的，并无可责之处。看着陈独秀饿死不管，对国民党只有害处而毫无好处。我以为这就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不能简单化地看成陈独秀有气节问题。
国民党绝非对陈有所钟爱，而是在当时不得不出此。
（200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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