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洋特务”李敦白
[ 2005年第6期 我和“洋特务”李敦白 作者：杨兆麟 ]
有一位美国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时期，热情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35年。期间，两次蒙冤入狱，在铁窗中苦苦煎熬了16年多，只享受了19年的自由。获释回到美国之后，由于他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深刻了解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而致力于发展中美贸易，耄耋之年仍不辞辛苦，万里之遥，飞来飞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他坦诚地对朋友说：“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直到今天，我依然能从那可怕的逆境中汲取内在的力量。再说啦，后悔又有什么用啊！”
这位美国人，取了个中国名字，一度加入中国国籍，并且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一位中国姑娘结为终生伴侣，生儿育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名叫李敦白，夫人名叫王玉琳，他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好友。
一
1947年3月初，我随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由于我原来在新华社南京分社工作，因而被接到清凉山上的新华总社当编辑。我时常看到一个“大鼻子”，年龄比我也就大两三岁，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眼镜，和所有的人一样，穿一身灰色的棉布军装。有人告诉我：他是个美国人，名叫李敦白，是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新华社全体人员撤退。先到瓦窑堡（即子长县），然后东渡黄河，攀越层峦叠嶂的高山，踏过一望无际的平原，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长途行军当中，大家迈开双腿，日夜兼程。我经常和李敦白结伴而行，并肩前进，和他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成为风雨同舟的战友。他为人随和，性格开朗，谈吐幽默，爱开玩笑。他不仅中国话说得好，比有些一嘴“广东官话”的中国人还标准，而且说起《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一套又一套的，使我非常惊讶和叹服。我怀着好奇心问他：在哪里学的中国话，怎么到延安来的？他打开“话匣子”，说起了有趣而又不平凡的经历。
原来，李敦白到中国来有很大的偶然性。他的家乡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nberg。到中国以后，有一位朋友给他译成李敦白。前后两个字是中国的“诗仙”李白，中间一个字的意思是“敦厚”。不仅符合发音，而且完全“中国化”，熟人都叫他“老李”。青年时期，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革命者，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40年，21岁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队调他去学习日文。他想，将来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可以很快回国，致力于建设美国的新社会。因此，他要求去学习中文，得到同意。他哪里会料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李敦白被调到斯坦福大学去学习中文，老师中包括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他努力学习中文，讲中国话，包括不少成语，领悟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看上去像图画一般的优美，简直入了迷。同时，初步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红军长征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一些革命领袖的非凡经历。他渴望到中国去，和中国人民交朋友，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5年夏天，李敦白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这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他经常在街头购买中国报纸，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共党员，自然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悄悄地对他说：“你想不想去见见编这份报的人？”报童大概事前得到了领导的批准。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一位地下党员。见了几次以后，地下工作者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同时，他利用美军的身份，几次开着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工作者送到郊外，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45年11月，正如他的预料，美军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是他改变初衷，想留在中国，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他的申请获得批准，被派到上海的美军司令部去工作。经昆明地下党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不久又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人。宋庆龄介绍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当“观察员”，任务是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救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李敦白说：“你去了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他感到疑惑，默然不语。他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的时候，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代表、美军代表在那里进行“和平调处”。他非常尊敬周恩来，想找机会和周恩来谈话，可是周恩来非常忙，在离开宣化店之前对李敦白说：“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美国的那位将军把李敦白当成“自己人”，在厕所里毫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政府（指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我们让他们把共产党军队消灭。”一句话，让他看透了美国政策的本质。当天，他就把美国军官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向你报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笑了笑说：“好啊，你算什么美国观察员，把情报泄露给我们。”实际上，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回到上海以后，李敦白辞职回国，不再替美国政府干那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勾当。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建议他回国以前去拜访周恩来。于是，他从上海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周恩来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建议他到延安去参观，访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便回到美国以后，正确地宣传中国的情况。周恩来介绍他到北平，由叶剑英安排他去延安，这完全符合他的愿望。到了北平以后，由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叶剑英协助他先到张家口，再转往延安。他在张家口拜访了聂荣臻，看到了当地的新气象。聂荣臻请他协助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他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从此和广播工作结缘。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没过几天，斯特朗再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社长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他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
二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年初，我好几天没有见到李敦白，他神秘地消失了。后来听说，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我左思右想，难以置信。在昆明解救地下工作者，在中原解放区向李先念提供情报，又是经过特殊批准的中共党员，怎么会成为“美国间谍”呢？但是当时正处在战争环境，斗争很复杂，谁也不敢议论，更不能探听个究竟。何况，当时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毫不知情呢。
1949年1月31日，我随解放军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后改为北京台和中央台），属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领导。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以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李敦白自然也被释放了。1955年“五一节”以后不久，李敦白出现在电台的办公室。
有一天晚上，李敦白看在老朋友的“面子”，私下告诉了我那些年的经历。1949年1月21日，有人通知李敦白，派他“到北平去执行特殊任务”。他天真地想：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可能是去当翻译，执行有关中美关系的任务。可是，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仔细回想了到中国以后的全部经历，包括和斯特朗的关系，再三申辩：“我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间谍。我这么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呢？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不信。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有干过，那怎么办呢？这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他先被关押在北平郊区，以后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他苦恼、困惑、焦躁、失望，每天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度日如年。允许他读书、看报了，日子才好过一些。他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等等。他当然没有听说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继续蒙在鼓里。
1955年4月4日，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向他宣布：“你是一个好人，你被监禁是错误的。”并且再三向他道歉。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和精神状况有了好转，他就上班了。他第一次身陷囹圄，在监狱里囚禁了六年三个月零两天。
三
李敦白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很特殊，颇有些“卓尔不群”的样子。他上班以后不久，就恢复了党籍，这个“大鼻子”是英语组唯一的党员。他经常向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汇报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局），到总编室去看文件，和在总编室工作的王玉琳经常接触。有一天，我在走廊里遇到老温，他看看左右无人，小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敦白正在向王玉琳发动猛烈的进攻。”我告诉他：“我也看出来了，这种事瞒不过人们的耳目。而且他的鼻子大，更会引人注意了。”
温济泽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明朗以后，把李敦白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是不是对王玉琳有意思呀？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准备派她出国学习技术。你们美国人爱写情书，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你可别给她写情书。”哪知道，李敦白本来没有这个打算，老温的“警告”倒提醒了他，当天晚上就写了一封向王玉琳求婚的信，偷偷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第二天上午，王玉琳走进李敦白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李敦白全身凉了半截，连头都不敢抬，仔细看那张纸：“李敦白同志，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所提出的那种相互关系，既然你有了这种想法，我们只好停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妙在下面还有一句“又启”：“我昨天答应你，今天下班以后，一同去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李敦白满肚子疑惑，又喜出望外，不知道她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那天下班以后，他们二人去逛公园，李敦白的心咚咚地直跳，还是鼓起勇气，再次向王玉琳求婚，好像等待“判决”，而“法官”却宣布他“无罪”，王玉琳竟然同意了。1956年2月，在中国的春节“双喜临门”，他们结婚了。这一段美妙的趣闻，是李敦白在婚后向我“坦白”的。我对他们夫妇说：“王玉琳的那张条子，前半段分明是虚晃一枪，后半段又含而不露，堪称奇文，奇文！”朴实憨厚的王玉琳抿着嘴微笑，默认了。他们把这份“文件”珍藏起来，可惜的是，被无情地毁于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的可悲岁月。
他们婚后的生活是美满幸福的，李敦白勤勤恳恳地工作，王玉琳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去学习英语。由于李敦白是中共党员，他在北京的各国专家中起着应有的作用，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1958年9月，斯特朗来到北京，周恩来为她举行欢迎宴会。李敦白、王玉琳应邀作陪。周恩来诚恳地说：“伤害了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错误。”
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当面道歉，承认了错误，使他们感到很大安慰。斯特朗在北京住下来以后，采访、编辑、出版了一份《中国通讯》，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毛泽东要求李敦白组织在北京的一些外国朋友，把《中国通讯》译成各国文字，发行到世界各地。
1965年11月，李敦白、王玉琳和斯特朗、爱泼斯坦、艾德勒、路易·艾黎、万徒勒里、马海德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毛泽东之邀，乘飞机前往上海，出席在锦江俱乐部举行的午宴，毛泽东为斯特朗祝酒。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宴请各国朋友，庆祝斯特朗80华诞。席间，一个合唱团演唱《长征组歌》。突然，周恩来站了起来，厉声质问那位指挥：“爬雪山的那一节为什么不唱？”指挥低着头说：“我们不会。”周恩来生气了：“那是萧华同志写的词，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能指挥，我来指挥。”他走到合唱团的面前，以嘹亮的男中音领唱，指挥合唱团唱完了这一节。所有在场的外国朋友目睹了这一幕情景，都产生了疑问，合唱团的指挥为什么谎称不会？一部完整的大合唱怎么能缺了一节？周恩来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无法料到，一场暴风雨即将席卷神州大地，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前奏信号。
四
1966年5月底，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李敦白和一些外国专家先到河南省兰考县，实地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然后到了他阔别19年的延安。当天晚上，他们听到了北京的广播，《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的“修正主义”，他感到十分震惊。根据他在中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的这项报道，大概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的。他崇敬毛泽东，相信《人民日报》，深思着：“党内有些领导人正在欺骗我们，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虽然他弄不清楚，中国人民怎么会面临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刘少奇语）斗争呢？这不是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吗？但是，他的头脑开始“发热”，渴望赶快投入这场“大革命”。
回到北京以后，广播局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李敦白按捺不住胸中的“激情”，贴出大字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于是，“向李敦白学习”、“李敦白是干部的好榜样”等大标语出现在院子里，他成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他登台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的这番“现身说法”，得到在场人们的信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当时还没有被“揪”出来，是在场的听众之一，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也很生动。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六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六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心中有如“高山仰止”。毛泽东用英语说“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给他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李敦白回到机关以后，人们都拥了过来，说：“老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啦，还和毛主席握手了呢。你洗手了没有？”他说：“没有洗。”于是，“大家抢着和我握手。办公室外面有40多个人排队，一个一个地和我握手。因为毛泽东已经好像一尊神，人人想沾上一点仙气。”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国际主义战士李敦白”的大名传遍了全国。他在走廊上向我描述了前一天的种种细节，口气中充满了兴奋和自豪。我当时属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一类人，觉得他的头脑有些膨胀。
此后，除了广播局以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人们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但是，他亲眼目睹许多老朋友、老领导都被批判、斗争，甚至受到粗暴、野蛮的虐待，率真、善良的他陷入了迷惑之中。号称“文化”的“大革命”，为什么如此的残酷呢？
当时的广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非常激烈和复杂。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要求他们“整风”。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1967年2月，广播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大家推选有很高声望的李敦白当“一把手”。他有条件地接受了。实际的领导工作由另一个人负责，公开的场合可以由他出面，他说：“不管怎样，广播局不能由一个外国人负责呀。”北京的一些外国朋友也劝他：“你不要太积极，别忘了你的鼻子比中国人的大。”他的脑子多少有些清醒了。
李敦白的这种“风头正健”充满豪情壮志的日子，只维持了六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且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以为会“有什么重要工作”呢。等到9月底，他没有收到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不久，他又看到英文的《北京周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会见外宾和群众组织代表的照片，斯特朗等人都赫然在目，而他所在的那个位置却变成了一片黑。他知道，没有“上面”指示，谁也不会斗胆把有“伟大领袖”在场的照片动这种“外科手术”，自己准定“出问题”了。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李敦白和王玉琳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后来他才知道，江青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可是，当初把他扶到台上加以利用的，也是那个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
1968年2月21日那个零下13度的严寒夜晚，李敦白再次锒铛入狱，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的监牢中。他想：“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糊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美国特务的老婆”王玉琳对夫妻感情是忠贞不渝的，她对子女们讲述爸爸的经历，必须坚信爸爸是好人，绝对不是“特务”。在秦城，李敦白多次被审问，有一次问他，和王光美是什么关系？他说：“我在北京的军调部拜访叶剑英的时候，她也在场。后来在延安重逢，当时她和刘少奇还没有结婚呢。有一天，她请我吃回锅肉。过了几天，我又请她吃回锅肉。当时在延安，吃一碗回锅肉算是丰盛的菜肴了。”那个审问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来回的这么回锅，是什么问题？”李敦白心中暗笑：“你这小子大概连回锅肉也没吃过。”这分明是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和第一次被捕一样，他每天除了短时间的“放风”以外，在单人牢房里来回踱步，还记着数，以保持体力，毫不怀疑自己一定又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犯人”们可以看《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以消磨难耐的寂寞时光，而特别关注政治动态。1976年是一个令人十分悲痛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他发现关于“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的名字消失了。忽然从高高的狱墙外面传来悠扬的音乐，人群在欢呼、歌唱，完全不是“八亿人只会唱八个样板戏”的气氛和情绪。到了晚上，绚丽的焰火绽放在田野的上空。他有一天忽然听到一个妇女在院子里大喊大骂，声音又高又尖，是他熟悉的江青的声音。他想：“江青进来了，我该出去了。”果不出所料，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8个月零1天，李敦白被释放出狱。公安部为他彻底平反，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李敦白回到宿舍，一家大小既喜又悲，珠泪涟涟。由于被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了，慢慢地学习、锻炼，才恢复正常。
五
1993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市去看儿子。我原来听说，李敦白、王玉琳住在波士顿，准备有机会去看望老友。我向一位朋友打听他们的电话号码，多年不见了，先问候几句。那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夫妇就住在西雅图市以东的伍丁维尔镇。我打通了电话，是老李接的，还是那么爱开玩笑：“你怎么神出鬼没的，跑到美国来了？”
“美国难道只许你来，不许我来吗？”
“哪里敢啊，非常想和你见面，欢迎到舍下来，令蓬荜生辉。”
一天晚上，儿子开着车，陪我和老伴杜婉华去他们家。老友们一见面，又是拍肩膀，又是拥抱，互相仔细端详，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落座以后，李敦白说：“我料定你来美国，一定会找我。”
“那当然啦，老朋友嘛。”
“没错儿，可是还有一个原因。”
“你还是我的英语会话老师呢，我以前每次到你们家去，进门就不许说中国话了。”
“对，不过那不是主要的。”
“还有什么？尊夫人王玉琳和杜婉华也是老朋友啊！”“哎呀，想不出来了。”
“你这个人，真成问题，我是美国特务，你是中国特务，能不找我接头吗？”
我开怀大笑，说道：“你有所不知啊，我只是特嫌，比特务的资格低一等。”
李敦白说：“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时候你已经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了（‘文革’语言，指被捕入狱）。有一天半夜，造反派们来抄家，命令我老老实实站在旁边。他们把被子、褥子的棉花心都掏出来；把墙上的镜框摘下来，打碎了玻璃；甚至把柜子里的书都拿出来，一本一本地翻开，扔得满地都是；还把桌子的抽屉拉开，拿走了所有的笔记本。我又气愤又可笑：我要真是特务，有什么证件、情报能藏在这些地方吗？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蠢了。过了几天，大概是他们查看了所有的笔记本，一无所获，可是又不甘心，只好给我戴上一顶特嫌的帽子。”
我关切地询问李敦白在秦城监狱的情况和他们回美国以后的生活。
李敦白谈起往事，虽然感慨万端，可是像讲故事一样，有说有笑，并没有流露多少悔恨之情。对于人生的苦难，对于尘世的烦恼，他是顽强、乐观的。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和王玉琳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平反文件的语言），乘飞机回到美国。到了故乡，借住在他姐姐的家中。王玉琳纺织毛衣出售，还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李敦白到学校教课，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个“千金”和一个儿子也先后到美国，找到了工作，生活有所改善。他们夫妇不想无谓地虚度时光，他们商量好，“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机会终于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到中国去拍电影，找李敦白帮忙当翻译。他在各地为公司办成了不少事，例如在南京，公司要拍一个儿童剧团的节目。剧团要价很高，双方达不成协议。老李对剧团的负责人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之一，他们的《星期天60分钟》节目有大量的观众。他们一播出，你们不是在美国就出名了吗？剧团负责人想明白了。结果，一分钱都没花，就把片子拍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很满意，回国以后，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在《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于是，他在美国成为“名人”了。不少美国公司找他们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英特尔电脑公司正准备接待一个中国代表团，可是公司里没有人会说中国话，老板来访问他们，王玉琳“出马”，帮助他们谈成了价值20万美元的电脑生意。几次的成功以后，他们想：应该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我们做诚实的工作，和诚实的人打交道，免得被腐败分子欺骗。
他们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几张桌子上摆着打字机、复印机、传真机、电话等，书架上和地上放满了各种文件、资料和纸张，房间不大，也显得很零乱。老李拿出两张名片，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印着“李敦白有限公司”。他说：“这里就是我们伟大的公司，不过是有限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总经理，她是副总经理。”老板娘发话了：“去你的吧，要不是我管财务，只让你自己干，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准是一笔糊涂账。”老李摸着妻子的手，“嘿、嘿、嘿”地笑，承认了“二把手”的功劳。我早就知道老李是位社会活动家，可是在理财方面和“马大哈”差不了多少。
我说：“反正是个夫妻店，谁是一把手，谁是二把手，本来就分不清楚。我赞成你们的人生哲学，我们都是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身体都还不错。尽力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问心无愧就行了。”
为了公司的业务，他们从美国的东部搬到了西部，经常到中国开展业务活动。自从我们在美国见面以后，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每次到了北京，总要约会欢谈。
2003年，我们又到美国去，参加儿子的婚礼。这时候，李敦白、王玉琳的大女儿已经在西雅图远郊的一个名叫“狐狸岛”（Fox Island）的海湾之滨，替他们买了一座别墅，距离她的工作地点只有10分钟的车程，以便就近照顾父母。
我打通了电话，听出是老李的声音，我说：“你这只住在狐狸岛上的老狐狸。”
他说：“你会和狐狸说话吗？欢迎你们到我们的窝里来玩玩。”
我们约定在儿媳妇的休假日，开车前往。当时只有李敦白一个人在家，坐到沙发上互相询问别后的情况。没过几分钟，王玉琳和大女儿回来了。王玉琳给我们端过几杯热茶，就和女儿去做饭了。她们准备的是一顿“中西合璧”的午餐。先吃炸酱面，后吃甜点。饭后，我们一同参观了他们的“狐狸窝”。他们这个“伟大的公司”真是“鸟枪换炮”了。办公室很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都有条有理。另外有一间健身房，摆着几样健身器材。房间面对着一片不很大的海湾，碧波粼粼。房后是一片花园，他们经常除草、施肥、剪枝，可以修身养性，好像聆听一首田园牧歌。
2004年春天，李敦白、王玉琳再次来到北京，请我们二老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儿子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老李比我大两岁，已是83岁高龄，往返长途飞行，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特地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顺便“子承父业”。我深深了解他们老两口，性格爽朗，对什么问题都能想得开、放得下，因而，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夫妇，安享晚年、健康长寿。只要力所能及，就继续为中美两国人民服务。老李学着京剧武生的口气和模样，双手抱拳，顿挫、有力地说：“得令啊！”
（责任编辑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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