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和李贽
[ 2005年第6期 顾准和李贽 作者：吴远鹏 ]
想到要写“顾准和李贽”，是缘于我在读《顾准文稿》时发现里面有两篇文章写到李贽。曾有友人对于我想把顾准和李贽联系在一起感到不理解。确实，李贽是福建泉州人，顾准是上海人，两人生活的地域相距上千公里；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生活的年代是16世纪；顾准（1915—1974年）则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自由主义者”，20世纪的中国之子。两人生活的年代在时间上相差了三百多年，将他们进行比较评说，不免给人以牵强唐突之感。我在互联网上打上“顾准和李贽”进行搜索，却一下子跳出了六千多条搜索结果，随意浏览了一些文字，发现绝大部分是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顾准和李贽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说到明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的思想解放思潮就不能不提到李贽，顾准则是在20世纪中国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进行思想探索的先驱，而能够在思想史上留下踪迹的无疑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上海的朱学勤先生曾言：“中国历来有始皇焚书之传统，然而，也有李贽藏书之传统。小儒规规，视后者如畏途，闻之色变。唯有如顾准者，始终不认同官方价值，甚至不认同主流学术界之价值，方能续李贽作藏书之传统。”（《地狱里的思考》，原载《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版）我把这句话当作我这篇文章的一个极好的题注。
顾准关于李贽的两处记述
在《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这是目前搜集顾准的文章最为丰富的一个版本）中第一次写到李贽的文章是《要确立“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是顾准和其六弟陈敏之（顾准幼时过继给外家，从母姓）在1973年3月27日通信时写下的，篇名是陈敏之在编文集时加上的。这篇文章比较了作为工商业城邦文化产物的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差异，指出了“中国思想是贫乏的”，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根据决定了“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在记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之后，顾准写道——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不入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
顾准第二次写到李贽是在《老子的“道”及其他》一文中，该文是顾准1973年12月在阅读了陈敏之的《关于〈老子〉的笔记》一文的述评，这篇文章在陈敏之所著的《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作为附录收录，改题为：《〈老子〉笔记读后感》。文中关于李贽的文字如下：
佛教与老庄合流，到宋以后更加凝固成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传统——不为甄宝玉，就做贾宝玉。不是禄蠹，就去出家。甄士隐去，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只好称老衲（李卓吾）。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然而有—种个人主义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却]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
我看，这件事庄子应该负责，老子也有责任。老庄以前殉道精神是有的，墨家。
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
这一点，以前我的“笔记”中好像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
上述两处记述，关于李贽的部分都是作为例证来征引的，可说是片言只语、零星着墨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准是懂得李贽的，对于李贽不满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思想的桎梏，反对因循守旧的“假道学”，冲破樊篱、遁入空门，顾准是清楚的、认可的、并报以同情的。上述征引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深入研究的，其一是顾准认为李贽的“愤世嫉俗”、逃避王权专制主义、遁入空门，“这当然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学理上的“个人主义”，可参阅刘军宁的《回归个人：重申个人主义》；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将李贽最后在狱中自刎看作是反抗专制主义迫害的“最后一搏”，是“殉道者”，而顾准却并不这么看，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相隔三百多年的灼见真知
对李贽和顾准思想的了解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解读顾准对于李贽的评论。
李贽识见高超，著述丰厚，囊括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宗教等门类；顾准学识渊博，对西方史事娴熟于胸。我愚顽不学，既乏国学根柢，又无西学渊薮，以下这些议论不免狂谬之极。
顾准和李贽都是立足现实、关怀现实的。他们的思索，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李贽毫不妥协地批判“假道学”，是想让“真道学”大行其道，希望明王朝祛除积弊，恢复真正的纲常名教，针对“存灭”的说教，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观点，他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他认为治国方略不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治贵适时”。顾准的思索紧紧围绕“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主题，针对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他明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他以极大的心力研究西方历史、希腊思想，正如有识者指出的，顾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林贤治：《读顾准》）。
在反对树立“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和李贽是相通的。生活在明王朝的李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崇孔子，但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当时是非的标准，否定千百年来尊孔若神的言论和思想，否定儒家经典，反对把孔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也应伴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发展变化，主张儒、道、释三家兼容并学，广泛吸收，为己所用。顾准也主张打倒孔子这个偶像，严厉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在20世纪60、70年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看待新的“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在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缜密的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结论：没有什么人、什么方法可以发现绝对的、普遍的规律，真理只能是相对的，人的思维不可能具有至上性，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提倡“童心说”，提出平等观，顾准推崇科学和民主。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认为童心即真心，“若失却童心，即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主张文学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写出表现“童心”的真文学。李贽在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社会里所提出的平等观，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极强的启蒙作用，针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李贽认为见识长短不能以男女而分，他反对“圣人有德，凡人无德”的观点，主张“圣人与凡人一”的圣凡平等思想，在君民关系上，他认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顾准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极端困境中独自在黑暗中掘进，他在详细考察论证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发生、发展历史后认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关于对待西方。李贽晚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被人们看作是明代中外交流的一段佳话。利玛窦侨居中国三十年，曾先后在广东肇庆、江西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他的到来，在明朝上至宫廷、下至地方都引起很大震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南京，一些儒家传统思想维护者组织文人聚会，与利玛窦进行哲学思想辩论，李贽在出席这些聚会时“始终保持沉默”，不像其他迂儒在会上扰攘不已，他认真倾听利玛窦的讲述，还赠送给他一把纸折扇，上面题有两首赠诗。之后，李贽又在山东济宁遇到利玛窦，两人交游甚笃。李贽尊重、认同并接受利玛窦的一部分西方知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顾准曾经下了“笨功夫”来研究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他遗留下的尚未最后完成的一份笔记《希腊城邦制度》仅仅是他“十年研究计划”的开始，但是这样一份破题之作还没有完成他就病故了。顾准对西方学者著作的涉猎既广且深，他的研究囊括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城邦制度、希腊主政治、西方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基督教、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封建制、骑士精神、民主问题等方面。顾准曾坦言：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以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
“倒霉”的思想家
思想家没有不“倒霉”的，没有不身心深受磨难乃至赍志以殁的，这似乎是思想史上的一条法则。在历史的年轮前进了三百多年的历程中.顾准的思想较之李贽有了时代应有的进步。非常不幸的是，时代所赋予顾准的苦难，却也远远胜过李贽。
李贽明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于泉州，6岁时就遭遇丧母之痛。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四年之后出任河南共城（今辉县市）教谕，开始为官生涯，时李贽30岁，之后担任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万历八年（1580年）辞官归隐。在南京刑部任上，李贽就因与因循守旧的“假道学”格格不入，批判礼教，而与上司相抵触。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到湖北黄安，寄居好友耿定理家中，每日讲书论道，甚为相得。三年之后，耿定理病逝，其兄耿定向与李贽的道学观点不合，将李贽比为异端，并发动门生群而攻之，两人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贽移居麻城县，后移居龙湖芝佛院并落发，“闭门下键”，每日读书著述。万历十八年（1590年）“假道学”者耿定向指使门人围攻李贽，从此李贽屡遭迫害，曾两度离开龙湖，出游于武昌、沁水、大同、北京、南京、济宁等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冬，“假道学”者勾结地方官吏，造出“僧尼宣淫”的谣言，掀起一股“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以“维持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火烧龙湖芝佛院，拆毁李贽预建为己藏骨的塔屋，并下令搜捕他，李贽避入河南商城县黄檗山中（凑巧的是，整整360年后，顾准也落难到商城县劳改），后往通州，寄寓于好友马经纶处。直到最后被缉、下狱、屈死狱中。
顾准出身卑微，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姊妹十人，在男孩中排行第五，年过半百的父亲在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任管事，每月只有微薄的薪酬，不足以养家糊口和供子女求学。1927年，家庭的贫困迫使年仅12岁、稚气未脱的顾准进入上海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新式学徒），赚钱养家。短短数年间，顾准在“立信”凭借自己的才智，勤奋自学，逐渐掌握会计学这门学科，1934年以后，顾准完成了《银行会计》等多部会计学著作，并在上海几处大学担任会计学兼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民族觉醒的推动下，顾准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4年初组织秘密团体“进社”，1935年加入共产党。他以“立信”职业为掩护，在职业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顾准先后担任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上海分会主席、共产党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苏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埠区财经处副处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等职务，转战大江南北，经受惊涛骇浪，九死一生，是共产党在职业界的杰出领导人和解放区的理财高手。1949年5月，顾准随军回到解放的上海，担任上海军管会财政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工作繁重。但他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从1952年开始，顾准连遭厄运，先是在“三反”运动中因税收方法之争而戴上“恶劣分子”的帽子并遭撤职，调北京工作。1956年9月由建工部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不到两个月，又调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7年，因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我国主权利益而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开除出党，下放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等地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顾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在短短数月间饿死了一百万人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在铁佛寺水库劳动大队期间，顾准坠入了人间地狱，每天进行长达15—16小时、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要下到公共粪窖里去“清底”，要走村串乡四处去拾粪，成为“集中营里最臭、最卑贱的一个人”，还不时要遭受激烈的批斗、恐怖性的惩罚，受尽摧残和凌辱，直到1960年才回到北京，到院属清河饲养场养猪。1962年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并返经济研究所工作后，许多人都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他却又在1964年经济所“四清”运动中被作为“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而遭受批斗，一度曾萌生“自杀”的念头。1965年2月，又被秘密逮捕、“监护审查”了四个多月，9月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成为绝无仅有的二次戴帽的“右派”，又先后在北京周口店、大韩继、经济所劳动改造。
高健国先生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记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乍起之初顾准在大韩继曾经遭受的一场毒打——
9月1日，正是夏季的毒日头。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当众毒打了一顿，打得他满头满身都是伤。然而，他们却还觉得不过瘾，又抓起一块方形的建筑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砰”的一声，他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红卫兵见顾准如此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想尽种种办法进行折磨……仅仅穿着汗衫和单裤的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渗透了黄土地，黄土又混合着他不断流淌出来的鲜血，在脸上和身上形成一团团杂色的血污……当红卫兵终于折磨够了，顾准已经奄奄一息，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把，而后，仰脸朝天，“”一阵冷笑，滴着大串的鲜血，蹒蹒跚跚地向前走去……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顾准所能经受的苦难已非笔墨所能尽述。1966年9月，顾准回到北京经济所，作为“黑帮”的他被造反派勒令打扫楼房通道和公共厕所，三天两头挨斗、陪斗，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和外调材料，多次遭到残酷殴打，人人都可以唾他、骂他、打他，甚至为了解闷而惩罚他，苦不堪言。1969年11月，顾准在获知妻子汪璧于一年半前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学部“五七干校”，在劳改队每天干苦活，还成为“牛鬼蛇神”典型，遭受残酷批斗，仅仅两个多月之后，顾准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患上可怕的肺炎，高烧不退，从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最后患上中心性肺癌。1972年7月，顾准返回北京，他抓紧这次喘息的机会，在断断续续的咯血、肺部疾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不停地读书、摘录、笔记、翻译，与同事兼朋友张纯音进行答辩式的学术对话，进行写作，直至1974年12月因患癌症而殁，在临终前才由“工宣队”在病床前宣布“右派摘帽”。
著名学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在谈论顾准时说：“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顾准“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
李贽一生著作丰富。主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说书》、《史纲评要》、《九正易因》、《续藏书》、《初潭集》、《解老》、《净土诀》等，虽则生前身后多次遭到权势者查禁焚毁，但他在生前就看到自己的书刊刻流播，《焚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麻城刊行，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藏书》在南京刊行，一时“海内是非之口纷如”。李贽还评点了许多戏曲，在明代刊行传世的至少就有七种之多。
相较而言，顾准则要不幸得多。顾准早年（20世纪30——40年代）曾经出版过多部会计学著作。进入新时期之后，依据收录顾准文章最为丰富的《顾准文稿》（2002年出版）的内容来看，在第一部分“经济学文稿”中，除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发表于1957年的《经济研究》上之外，其余7篇（含论文、发言稿、笔记等）均为首次发表；第二部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分最早成书是1992年在香港以该名出版，1994年收入《顾准文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这些文稿是顾准在1973年至1974年应其弟陈敏之先生的要求而写下的一些笔记，并不是专为出版而写作的著作，这在当时如被他人看到，无疑会让他们兄弟俩罪加一等，身首异处的。当我现在认真研读这部分文稿时，仍时常感觉脊背上凉飕飕的，而这时离开顾准赍志以殁已经30年了，离开他的这些文稿在大陆首次面世也已经10年了；第三部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文笔记”则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笔记，想必顾准生前也不敢指望它能够出版刊行。所幸的是，天心未泯。顾准这些用鲜血作墨水，不为出版而写、和尚未写完的笔记，终于能够“变成铅字”。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之后，顾准结合读书写了大量的笔记和调查资料，在“文革”到来前夕的1965年，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避免给家庭带来新的不安和不幸，顾准忍痛自行“清理”了积存多年的手稿和笔记，他担心用火烧浓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只得用水沤的方法，将字纸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揉烂，最后再用抽水马桶一批批冲掉，好几次将抽水马桶的下水道堵塞，那些凝聚着他的思索和智慧的文字，就这样化为乌有、销毁殆尽了。在那个“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的历史时刻，顾准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交代材料”，这些“交代材料”数量繁多，以至2002年陈敏之和顾南九（顾准之子）将其收集起来编为《顾准自述》这部书，作为四卷本《顾准文存》的其中一卷，这部《顾准自述》共收录了顾准所写的“交代材料”38篇，总字数竟达到33万字。
家庭的不幸，无疑加重了思想家的苦难
李贽早年（6岁时）丧母，备尝人生之一大不幸。成年之后，李贽与妻黄氏共生四男三女，却只有长女存活下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次男夭逝，不久祖父去世，李贽将妻黄氏与两个女儿安置在共城县，买数亩田让她们耕作自食，自己一身回泉州奔丧，适逢共城大荒，其次女、三女相断病逝，李贽连遭丧儿之痛。万历十五年（1587年），为了与假道学抗争到底，李贽令女儿、女婿送妻黄氏回泉州，他只身留在黄安县。翌年，妻子病逝，他不返泉州，只嘱咐女婿料理丧事。至此，李贽于家庭已是了无牵挂。
顾准幼时家境贫寒，1933年，与顾准感情甚笃的二姐（年仅20岁）因肺病久治不愈而去世，顾准觉得二姐是因家庭窘困劳累过度而早逝的，十分悲伤，他初尝丧亲之痛。1934年，顾准和立信会计夜校的女学生、之后成为“进社”第一个女社员的汪璧结婚，1937年的前后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之后一直到解放初，顾准和汪璧一共生养了5个孩子，二女三男。1952年之后，厄运接踵而至。1965年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后，不得不做出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决定：同意与结婚三十多年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且两情相笃的妻子“协议离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从家中搬了出来，几个孩子也宣布和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并将其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转到经济所。此后顾准就再也没有能够踏进家门一步，有几次回家取东西都是家里人事先把东西放在门外，坚不开门，而妻子汪璧最后又在1968年自杀身亡，几个孩子到1974年他病重、病危、病殁都不愿来看他一眼（即便如此，他却一直对家庭和子女怀有歉疚心情，认为自己害了他们，在临终前“不惜牺牲自己最珍贵、甚至曾以生命捍卫的名誉和尊严”，内心万分痛苦地做了一个他自称是“奇耻大辱”的举动：在一份摘帽认错书上签字，以期能够最后见到子女及改善子女的处境），“恩断义绝，一至于此”！而顾准年近九旬的老母亲此时住在顾准的妹妹家中，与顾准同处一城，知道爱子垂危，坚欲和他相见，顾准的妹夫此时身处公安部代部长的“要职”，为避免给他带来“麻烦”，又因母亲年高，深恐此时相见发生意外，顾准因而不得不忍受着咫尺天涯不得一见的极端痛楚的折磨，最后抱恨终天，真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作为一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要想让他停止思想，除非从肉体上消灭他，对于李贽和顾准，当时的权势者都做到了这一点。
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惑乱人心”，明神宗朱翊钧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令厂卫王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列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李贽在狱中得知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感叹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愤而以剃刀自刎，时在夏历三月十五日，两天气绝。李贽这落幕的一出极其独特，就像他不落凡俗的精神世界，与其作为“思想家”的身份极其相称。两天刚好，一日不异于常人，三日则有悖于常理。
1973年七八月间，孑然一身的顾准肺病陡然加重了，连续多日一直咯血，以至不能正常起卧，到医院检查时，对这样一个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医院只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说是支气管扩张，开了点止血药就打发他回去了。这实际上是顾准癌症进入晚期的明显症状，但他却只能像过去一样希望能在无奈中挨过灾难。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顾准决心与病魔抢夺时间、抗争到底，他每天一大早便揣着几个冷馒头、一个装开水的旧酱菜瓶，独自前往北京图书馆，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和写作中，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就以自带的冷食充饥，每当癌症病痛发作时，他便用桌角顶住病灶，虽然浑身大汗淋漓，也手不释卷、笔不离纸。在这期间，因持续性的咯血和低烧，身体极度虚弱，他不得不去医院输血、补液，并强迫自己戒烟，但并没有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1974年10月中下旬，顾准的晚期肺癌总爆发了，出现了可怕的大吐血，他要求医院对他进一步检查，个别“阶级觉悟很高”的医生反而板起脸来训斥他罗嗦。顾准卧床不起后，患难与共的朋友骆耕漠、张纯音、林里夫、吴敬琏、赵人伟、陈易等不避嫌疑对他进行照料、护理和陪夜。11月2日，在顾准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所在单位经济所的组织和领导才出面将顾准送进反帝医院（协和医院），但因他是“牛鬼蛇神”，住不进病房，只能在走廊上的临时观察室苦熬，后经好友骆耕漠多方求援，院方才于11月7日破例收顾准住院治疗，但为时晚矣，仅仅二十多天后，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历尽劫难的思想家顾准含冤而逝。
写在最后
三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李贽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在经历了“时而目为悖逆，时而赞为英雄；时而寂然无闻，时而声名啧啧”后，开始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应该充分认识李贽思想对君主社会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重大挑战和内在冲击，但也不宜有“过分夸大李贽反传统的说法”，毕竟以现在看来，李贽的思想“并没有超出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边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于顾准价值的认识正在不断广泛和深化，虽然这种广度和深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我认为应该达到的程度。已故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认为：“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因此，顾准更需要人们深入研究和认识。
每想起顾准和李贽，我总是痛心不已。他们如果能安乐和美地过完他们的一生，那该多好，哪怕他们没有什么思想遗存后世。什么时候，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思想家不再受磨难，不惟思想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发展”，而不再经受磨难？！这一天会到来的！
（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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