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
[ 2005年第7期 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 作者：吕 炯 ]
1938年8月间，旌德地下党先后动员了20多位进步知识青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到了军部教导队以后，我被分到第六队。队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一条米袋子和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这样，我们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了。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干部学校，专门训练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教导队为什么不采用“抗大”分校的名称呢？这是由于当时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不准我们办“抗大”式的干部学校，不准我们发展抗日力量，故只能以教导总队名义办校。总队长是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政治处主任余立金，训练处处长薛暮桥，队列处正副处长朱毅、张元寿。总队共有两个大队，一大队为军事队，二大队为政治队。一、二、三、四、五队为一大队，六、七、八、九队为二大队，八队为女生队，九队是高干队。每个队队部有队长、政治指导员、通讯员、司号员等，并建立了党支部。支部和党员都不公开，支部书记不设专职，由政治指导员兼任。每个队有三个排，每排有三个班，12人编为一班。排长以上干部都是红军干部，班长由学员担任。五、六两个队都驻在中村董家祠堂，我在六队学习。六队队长是张闯初，政治指导员是高歌，各个队设有军人俱乐部，六队俱乐部主任是学员庞文熙（大学生），另设学习委员、文娱委员、墙报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开展各种活动。
教导队的学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前线部队中抽调来的红军战士和少数干部；另一部分是从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来的青年学生，还有少数华侨进步青年，全总队共有学员约一千二百多人。进了教导队以后，我们一开始就过着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要求很严格，纪律性很强。不管白天、黑夜，每个学员都要持枪轮流站岗、放哨（每晚总队部都给各队规定有口令），队部派岗、换岗都以点香来计时。一根香点完了，换一班岗。我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大锅饭，可是每个学员革命热情是很高的，精神上是愉快的。我们六队学员中，还有两名外国人，一名是泰国人，另一名是新加坡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只是不太流利，和我们同样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
教导队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教导队教学方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延安“抗大”一样。课程有六门：周子昆讲“抗日游击战争”，王淑明讲“社会发展史”，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张语寰讲“统一战线”，彭柏山讲“民运工作”，还有哲学课，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讲得通俗易懂。专职教员还有夏征农、杨采衡、陶白等。军事课除了在课堂听课外，每天还要到大操场进行操练。军事课，杨采衡讲“班、排、连战斗、战术”，还要进行实地操练，如学打靶、刺杀、射击、投弹和实弹演习等，有时还要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有时进行紧急集合。对于一名革命军人来说，武器就是我们的生命，队部规定我们每周要擦一次枪，我们学员都会擦、会拆、会装、会使用。
军事化的生活，锻炼和培养了我们每个学员的坚强意志和实际作战能力。敌机经常来云岭军部驻地空袭、骚扰，我们除在驻地挖了防空洞外，白天经常到附近山上、树林里上课。行军时为了使敌机发现不了我们，避免飞机扫射、轰炸，我们头上戴着用柳枝扎的伪装。上课没有凳子，我们就用稻草编个草垫子席地而坐。教导队学员的生活是艰苦的，学员每人每月发给三元津贴费作为零用，买点生活日用品。国民党第三战区有时扣发我们的军饷，学员就领不到津贴费。学员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一角三分，由于管理排长善于安排，伙食不仅吃得不错，有时每月还可以吃一次“伙食尾子”（即结余的伙食费分给每个学员）。尽管学习条件差，困难很多，我们都能坚持学习，劲头很大，把学习、训练当作一项革命任务来完成。
我们还经常到云岭陈家祠堂（也是军部大会堂），听军部首长作报告和参加联欢晚会。每个星期六下午，军部都要举行一次联欢晚会。在大会主席台上站着的军部首长有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周子昆副参谋长、袁国平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冯达飞教育长，还有林植夫（敌工部长）、朱镜我（宣教部长）等。军部首长经常给我们作报告的有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等。支队首长从前方来军部开会时，也经常给我们作专题报告，如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讲前线抗战形势和我军前线战士与日伪军作战的英雄事迹，讲得生动感人，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上午9时许，我们正在大操场上操，突然见到叶挺军长和美国著名进步女记者艾·史沫特莱从远处向我们走来。我们全体肃立，向叶挺军长和艾·史沫特莱女士行了一个军礼，表示热烈欢迎！艾·史沫特莱对我们说：“新四军教导队是一支革命的部队，我要把教导队的活动写一本书，告诉美国人民，使美国人民了解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说完，给我们全体学员照了相。
说起联欢会，就想到音乐家、军歌作曲者何士德手持指挥棒指挥我们唱《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的情景。还有任光和安娥演唱的讽刺滑稽剧《王老五卖梨膏糖》，不断引起全场战士们的哄堂大笑和热烈鼓掌的情景。
学习期间，特别荣幸的是我们见到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于1939年2月来到皖南军部视察。消息传开后，全队都沸腾起来。军直各单位原来没有挂孙中山像，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军部以后，就指出要挂孙中山像。因为当时是处在国共合作时期，这就说明我们是拥护国民政府的，坚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讲统一战线是真诚的，联合抗日是坚决的。
1939年2月的一天，在军部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我们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他上身穿着浅蓝色的军装，下身穿的是马裤，腰间束着武装带，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表现出一副革命政治家的风度，他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会场上歌声四起，啦啦队非常活跃，气氛十分热烈。
经过6个月的学习，我们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抗日热情，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
自1938年至1941年1月，教导队共举办了5期。先后培训了军队和地方干部共有四五千人，为前方部队和地方党输送了一大批各类干部，充实和加强了部队和地方党的骨干力量。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教导队的训练工作，在党中央和东南局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教导总队成立至今已60周年，“皖南事变”中虽然教导队的大批战友英勇牺牲了，但突出敌人重围的战士们继续坚持战斗，新四军又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建国以后，这些干部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当年新四军教导总队所作出的革命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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