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林同济
[ 2005年第7期 我的老师林同济 作者：朱世达 ]
林同济先生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访学时谢世，距今已近2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老师之一。他激起了我一生对精美英语散文的热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虽然我没有他的照片，在我们1965年毕业的照片中，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我的心中闪现。
1980年春天，我回上海开会。开完会，我回到家中。在诸多的事务中，我最想做的便是去龙华华侨新村拜访林同济先生。
我独自漫步从浦东路729号走到龙华。
在复旦时，我就听说他因为一句艾克顿的话：“权力具有腐蚀的力量。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而被打成右派。在空前浩劫的十年中，我不断风闻他的情况。听说，他光着脚在复旦外文系的小楼里洗刷厕所，又听说他因为讲授了《哈姆雷特》和《科利奥兰纳斯》而被揪斗了十多次。这位身材矮小的羸弱的老人能吃得消么？每每念及于此，我总为之怆然。我隐隐地为他—— 一个孑然一身的老人担忧着。
我找到了4号楼，楼门前种着翡翠般的冬青和黄灿灿的迎春花。在他称之为“苟全性命的小巢”的3室门边贴着一张字条，上面说，因患有心脏病，医嘱上午不会客。我因为远道而来，同时我太想见他了，我斗胆敲响了门。门开了，是先生自己来开的。
“林先生，我是你的学生。”
“哪一届的？”
“你63、64连续教了两年的那个班。”
他想起来了。他也全然不管门边的字条，把我让进了客厅。
自从1965年离开复旦后，十五年未见了。握着他那宽厚、温暖的手，我不由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股凄怆之情涌上心头。
我说，“我是在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你发表的诗词，才知道先生仍然健在。”
他回过头，对坐在一边的夫人慨然地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林同济还在不在世呢。”
他还是那么精神，和60年代初期在复旦英国语言文学系给我们讲授英美散文和诗歌时一样，矮小的身材里似乎仍然蕴涵着无穷的力量，虽然一晃眼七十四岁了。
我想起了在复旦新教学大楼上课的他。他穿一身对襟的绸面棉袄，西装裤的裤线总是笔挺的，一双黄皮鞋，围一条黄褐色的羊毛围巾；虽然矮小，但仪表堂堂，给人一种强大的心智的感染力。他说过，阿克顿也是很矮的，但他以他的思想让所有高大的人显得渺小。我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气势。他上课时具有一种镇服的气势。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时，他一接我们班，第一课便是带我们到系图书馆去，用他的话说，就是“到禁城去”。解放前他在上海办过一座图书馆。他明白图书馆对学生的作用。他讲英语，念英语散文，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又不失典雅，极具感染力，简直到了美仑美奂的地步。至今仍然记得他在朗读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中的“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时那种不可抵挡的气势。一次，他选了一篇查尔斯·兰姆的散文《旧瓷器》讲。他把围巾叠好放在讲台上，拿起讲义朗读起来：“我真希望我们并不怎么富裕的美好的旧日时光能再回来。我并不是说我想贫穷；但是在那不穷不富的状态中，我们曾经快乐得多。”
朗读解释完毕，他弓一下身子，睿智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对我们笑一笑，说：“读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像喝了一碗鸡汤？”
何止是鸡汤！在他的教导下，我领略了英国散文的隽永。我曾经试图写过一篇英文散文：《读书的快乐》，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有一次，上完课，同学向林先生介绍，他还走到墙前读了。我记得他在我的一篇英文作文上批道，继续努力，“必会有可以期待的成就”。
在三年级时，我根据《青春之歌》写了一个英文的独幕剧，描写林道静在参加革命前的一段经历。我是用活页的练习本纸在Underwood打字机上打的。英文剧写好后，我请林先生修改。林先生很快就修改完了，第二个星期上课时就带来了。那完全是胆大妄为，但林先生改动的地方不多。
这一切仿佛还是昨天一样，又仿佛发生在非常迢遥的过去，恍如隔世，中间横隔浩劫的十年。
林先生在客厅对我说，他应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的邀请，八月间要到莎士比亚故乡——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去，参加第十九届国际莎士比亚年会，然后，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邀请去作《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演讲。
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兴奋，这是在沉默、无闻了几十年重又受到世人的重视之后的感动和兴奋。
他说，他希望建立一个上海莎士比亚图书馆，这次到英美还要去奔走筹划。办图书馆是他一生的爱好。在解放前，他在上海沪西就办过海光图书馆。办一座莎士比亚专门的图书馆，集莎士比亚的剧本与诗歌以及历代世人对他的评论于一室，无论对于一般的英语学习的读者或者对于专门的研究者，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中国，还没有一座专门的外国作家或剧作家的图书馆。
我觉得，办莎士比亚图书馆并不在于图书馆本身，而在于一种教育。正如卡莱尔说的，英国可以没有印度帝国，但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已经成为英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学习它，研究它，无疑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移译莎剧的问题上，林先生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如何把莎剧的独到语言尽可能地移植到译本中来，这是莎译者所面临的关键难题。译者有特别责任对剧文中每一形象词语，仔细体会，认真处理。如果等闲使用“意译法”来塞责，那就不仅犯了修辞上偷工减料的过失，乃更是冒着破坏全剧内容有机组成的危险的。
他特别注意莎翁诗剧翻译的上口问题，应是可朗诵，可琅琅上口的。译者当用上口的语言来再现原有的诗情诗味。二者如果不得兼，译本最低度的造诣似乎亦当力求上口，力求可供演出之用。只想自觉默阅的散文，却不免有负莎剧原有的用意和本质。他跟我提到元曲，提到《桃花扇》，不妨试用元曲的语言来译莎士比亚。
他对我说，诗剧是特别适用于表达英雄时代的气息的。今日的新中国正提供了培植诗剧的沃土，理应当会见到一种相应的诗剧之诞生！他的这个思想在1977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述过。在四人帮仅仅粉碎一年之后，他就搁置了个人的痛苦，对中国的前途如此乐观。1980年，他跟我重申了这一思想。
在当了右派和在文革的10年中，他以英译中和中译英诗歌而自娱，排遣孤独。在我看来，他的中译英的诗要比他的英译中的诗歌要好。我在《外国语》读到他的唐宋诗词选译，其对于中国诗理解的深度，英语语言运用的娴熟，达到很高的境界。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又如，司空曙的《江村即事》。
其实，先生的真正的兴趣在于政治科学，在于比较文化，他在加大柏克利分校是作为政治学者训练的。1949年后他转向莎士比亚研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十年浩劫之后，在中国最早提出应该结束干部终生制，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在美国讲学，除了讲莎士比亚在中国外，他还讲《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和《中国思想的精髓》，表明他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关注。我在以后得到了加大柏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出版的他的讲演集。
编者杰勒米·T·蒂埃尔(Jeremy T. Paltiel)在引言中指出，这些演讲集中代表了一个具有非凡全面知识的人的思想。这些用毫无暇疵的优雅的英语写作的讲演表明林教授对于西方文化和哲学以及对他自己本土的传统的深刻熟悉和了解。他说，这些演讲超越了学术的讨论，而表现林教授对时事和他的国家命运的关切。他说，这些讲演是他与他所经历的变化随遇而安的一种抽象化的表证。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些讲演比它们表面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包含更为深刻得多的含义。我认为他讲到了要害。
首先，在讨论莎士比亚时，他提出了对人和对人性重视的思想。他谈到莎士比亚是作为人来谈的，所谓莎士比亚化，在他看来，就是人性化。“莎士比亚作为人”是林先生对莎士比亚理解的出发点。林先生特别强调莎士比亚的人性，人的幽默感，普遍性的怜悯。莎士比亚的价值就在于他讴歌了人的资质和价值。
其次，在1980年，他就敏锐地看出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思想解放的本质，并将其界定为思想解放运动。他对中国的改革是有信心的。行前，他对人说，中国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胜利，他一定要把这个信心传达给美国朋友。
我最近重读了他的这篇讲稿，我对他在结尾处对外国舆论发出的忠告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提到的问题正是经常困惑我们的问题。在柏克利，他希望外国记者和公众舆论要有耐心，希望他们在理解中国目前形势和意义时要有更多的灵活性(finesse)，同时对发展趋势和推动这种趋势的各种不同的力量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些，在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提供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和保持中美之间良好关系中，是十分重要的。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朋友能体谅在目前的努力之中所包含的巨大的困难，同时能看到那指日可待的希望和好处。我劝诫你们不要以你们自己的固有的观念来作判断，而是在帮助引导和鼓励这些正在发展的健康的趋势方面表现出责任感。在这里，需要一种敏感性和平衡感，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视野(historical perception)，这种历史视野正是真正的人类事务‘观察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林先生在这里提出美国观察中国事务的真正观察家所应具有的品质：理解中国事务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耐心和灵活性，并能从历史的角度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发生的一切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历史视野说到底就是一种发展的眼光。而这正是有些美国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所缺乏的。
行前，他对人说，中国要靠自己，但美国也有责任“帮助”，这帮助不是钱财，不是机器，而是不要“性急”，不要硬把中国拖进美国的模式，套进美国的框架。中国有自己的路，要放手让中国走自己的路，要相信中国会走出自己的路。
林先生关于中国思想的阐述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他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发挥讲过“天地良心”。他说，中国人讲究“天”与“地”，人站在天地之中，面对自己的良心。无异，天与地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西方人所谓的上帝。这是中国人的意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或者说集体良知。他说，我们中国人，包括任何农夫，都会说“天地良心”。最后的归属是人的良知。
1987年我到哈佛大学，见到了林先生的弟弟林同奇。林同奇一家待我非常好，有时请我到他在剑桥镇的家包饺子吃。林同奇告诉我，林同济先生在出国前见到了一位中央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握着他的手说，“你尽管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揪你小辫子。”我从林同奇处，加深了我对先生的理解。在1957年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他打电话给人说，“If China go to dogs， I will go to dogs. （如果中国完蛋，我也完蛋。）”他敏锐地领悟到这场运动会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打击。他不为自己，而为中国的前途感到忧虑和痛苦。他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
在加州的39天日子里，他始终忙于讲学，在柏克利，于11月6日，11日和18日做了三次演讲。长期被埋没，一旦出头，犹如出土文物，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料心脏病猝发，20日病逝于美国。当我从香港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时，为他的逝世而扼腕痛惜。
我们已无法目睹林同济在新教学大楼时纵论莎士比亚的丰采了，无法聆听他从先秦的先哲，道、释、儒，一路讲到中国认同的思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被搁在一边，仅仅是一个三级教授，无从发挥他的专长。他本来是可以为我们这个民族做更多的事的。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为之感到悲哀的么？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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