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店”的奠基者商鞅
[ 2005年第7期 “秦家店”的奠基者商鞅 作者：尹振环 ]
承蒙《炎黄春秋》刊出拙文一谈、再谈“秦家店”后，看来得接着谈它的指导理论及其奠基者。下面先谈商鞅。
一、商鞅变法为秦开帝业
商鞅出身贵族（卫国庶出公子），有奇才，在魏国不得志，闻秦孝公求贤，于是携李悝的《法经》入秦，说服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进行了第一次变法：（1）编民为十伍，严行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2）下令每户有二男而不分家者，加倍征收赋税。（3）重赏军功。（4）禁止私斗。（5）奖励农耕。（6）抑商抑末。凡从事工商等末业怠而贫者，全部收编为官奴隶。（7）废世卿世禄，王室宗族无军功的不能列入簿籍享受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荣。变法十年，秦国大治。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前350年进行第二次变法：（1）除井田，开阡陌，实行“授田制”。（2）迁都位于秦国中心地点的咸阳。（3）并全国乡、邑为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加强君国对地方的控制指挥。（4）统一度量衡。（5）男子成年必须另立门户，否则增户赋。（6）革除戎狄风俗。（7）明法令，禁游说，焚毁《诗》、《书》。变法的结果是被东方诸国看不起的秦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拓地千里，国势大震。一跃为一流强国。用今天的话说，变法极大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的控制；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舆论，一律纳入国家掌控之中；军力、战斗力、生产力大大增强。秦孝公死，秦惠公杀商鞅（他为太子时曾被惩罚），但商鞅之法未变，其著作《商君书》仍然指导着秦惠公及以后的历代秦王，为百年之后秦始皇灭六国，一天下，建立“秦家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要了解“秦家店”，首先就得具体分析它的指导理论：《商君书》。
二、残酷战争条件下的产物
读《商君书》，常感不快，有血淋淋、极残忍之感。但是放到当时特定的惨烈战争
历史条件下，又理解了为什么被当时的国君看重。秦孝公时，东边有强国六，淮、泗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徒有“王”名，诸侯想方设法内修其政，外争兼并。当时之秦被排除在“中国诸侯会盟”之外，视之为“夷翟”，三晋夺取了秦的河西大片疆土，用秦孝公的话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以及之后数十年的兼并战争的规模及其惨烈的程度无以复加。试举两例。
其一，按照周礼，战争是征讨不义，讨伐那些贼贤害民，暴内凌外的罪国。如“入罪人之国”，不毁害庄稼，不伐树木，不烧房屋，不杀投降的人，还“不重伤（杀已受伤之人），不擒二毛（黑白发相间），不推人于险，不鼓不成列（不进攻未列成阵的敌人）。”而到了春秋后期以来，战争完全是为了大吞小，强凌弱，扩土广民。照《墨子·非攻（下）》的文字，受伐的国家，井被填塞，树被砍伐，禾被收割，粮食、车、马被掠夺，城廓被毁，祖庙被焚，人不分男女老小，逃不脱都当俘虏，为奴隶。而在被敌人围城的时候，痛苦更不堪言。《墨子》所载的守城法是：城下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置壮男十人，壮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每一步一人。城下重要的地方每五百步置壮男一千人，壮女二千人，老小一千人。男兵六分用弩，四分用矛戟盾等器械，女兵和老少兵全用矛。这已不是“全民皆兵”，而是“无人不兵”了。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一切可用的物品，都借给公家使用。人们既要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有时甚至饥困到“易子而食，拆骸以炊”的地步。人民怕在战败后被俘充当奴隶，只得忍受这样的痛苦来守城。商鞅晚于墨子，但曾经生活在卫国、魏国的他，无疑有过这样的经历。
其二，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数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战争越来越多。秦将白起，为将二十五年间，斩敌八十九万。长平一役，白起计杀赵降卒四十余万人。哪里还有“不重伤、不擒二毛”呢？也许这些数字有水分，但它起码说明了战争规模何等之大，交战双方需要动员何等多之兵员，何等多为之服务的后勤人员与行政人员。正是战争频繁、残酷，新军事哲学《孙子兵法》首先诞生了；接着《孙膑兵法》、《吴起兵法》等等先后出世；“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再也没有什么“不鼓不成列”，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此情此景使“吾从周”的孔、孟之道，岂能不四处碰壁？这才有了毛泽东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名句。新军事哲学催生了新政治哲学。《商君书》即其中之一。由于商鞅同时著有兵书二十七篇（已佚），所以他的政书往往也“出奇制胜”，只刚不柔。并且公开挑明：与孔孟之旧政治哲学彻底决裂。所以《商君书》是战争体制下的刚强政治哲学。
三、“务在弱民”“本在制民”
《商君书》有出自商鞅之手的，有记录商鞅的言论、政令、奏文的，也有商鞅后学者的文字，还有个别其它文字掺入。但无疑皆属商鞅思想。《商君书》的思想核心是弱民。下面先抄几段纲领式的文字。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人民朴实国就强）；淫则弱（人民放肆，国弱）。弱则轨（人民朴实，就遵法不越轨）；淫则越志（人民放肆就任意行动）。弱则有用（朴实则服从役使）。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画策》）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
竟然公开提出要“弱民”、“胜民”、“制民”——如熔炉里的金属、陶匠手里的泥土，想让它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真匪夷所思。但细想一下“愚民”岂不就是“弱民”？只不过愚民比弱民好听些罢了。
看来，“愚民”是由“愚士卒之耳目”发展而来。《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后来《老子》把它用到为政上，“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对于如何愚民，极少提及，而商鞅则提出了一系列的“弱民”方略。而且详加论述。许多变法如：严刑峻法，厉行连坐；不告奸者“腰斩”，重赏告奸（相当斩一敌首，即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并可以为吏。）“抟于农”；遗贤去智等。商鞅坚定地认为：不弱民，不愚民，无以胜强敌，无以制民。还需要说明：《孙子兵法》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商鞅根本就不提它，相反，他公开提出要“政作民之所恶”。如农战、严刑峻法等等就是“民所恶”。所以商鞅只刚不柔，使人有血淋淋之感。
四、“抟（团聚）于农”的奥妙
在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古代经济条件下，农是国家之命脉所在。所以把重农视为基本国策，奉为国强君尊的根本所在，这十分正确。而商鞅的“重农”，是从它利于战与利于统治的政治角度出发的。这里还是用《商君书》的话来说吧：
圣人知治国之至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则易使也，信（诚信）可以守战。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农战》）
所谓的“壹”，就是统一，也是聚集于农，这是商鞅的特殊用语。他说“国之所以兴，农战也”。将全国壹于农的好处：就在于“农朴”、“纯纯”、“诚信”、“易使”、“少诈”、“重居”（不愿迁徙），既利于守，也利于战，这里无不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当然“农”还是国之财源、兵源的主力。也是君尊的社会基础。所以商鞅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述上述主张。
“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勤，勤则富。”“朴则安其居恶出”（《壹言》）。
“民平则慎，慎则难变。”“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驯]”（《垦令》）。
为什么“抟于农”？因为“农朴”、“农静”、“农慎”。他们最能吃苦，享受着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只要填满肚皮，活得下去就谢天谢地了。这就是“易勤”、“易劳”、“易力”、“易苦”。他们的茅屋、土地、老婆儿女，就是一个经济单位，这决定了他们“重居”、“安居”而“恶其出”。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他们与外界与社会联系少，社会关系简单。简单的耕作，自然也就“不贵学”，“少学”，而“不贵学则愚”，“愚则驯”，“则易使”，“愚则易治也”。经济条件又决定了他们更爱乡土，更爱国，外敌入侵往往意味着他们的灭顶之灾，所以在战争中，他们“轻死”“乐战”。这一切又决定了他们“难变”，极少去议论统治者的是非好坏——“下不非上、中不苦官”。比起东奔西跑、社会关系丰富的商人、习闻较广的读书人、伺弄技艺的手工业者、以及城市自由民，当然易于分而治之，更遵守法令（“畏令”），容易受骗、容易利用——“乐用易力”。这自然是极理想的“良民”。但是毕竟“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比农事更苦的是战。“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因此必须“劫以刑，驱以赏”，“刑则必重而严，赏则必厚而信，并且赏以官爵”。民见赏之重，则尽力；见不战之辱，则忘死，只能拼命于耕和战。
同时为了“抟之于农战”，商鞅提出行政要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干预经济。如“使民无得擅徙”——不准自由迁移；又如“废逆旅”——禁开设旅馆，还有，“壹山泽”，官家独占山泽之利，使厌农靠山泽吃饭的人“必农”。再有：要使“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听不到变革，看不到别的技艺，这样农无从离开故土，除了垦荒种地，别无它路。
无怪小拿破仑（路易·波拿巴）曾公开宣称：“我的最忠实、最真诚的朋友，不在高楼大厦里，而是在茅舍中。”恩格斯说：“作为政治力量的要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生根于农村生活孤僻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中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国会腐败情况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强有力支柱。”（《德法农民问题》）可见商鞅的“抟于农”的谋虑何等之早，又何等深遽。
五、“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前面已经谈到，在商鞅看来，农是国富君尊的社会基础。那么又有哪些人有碍国强君尊呢？《商君书》有多种说法。其一，《算地》列出的“五民”：“诗书谈说之士”、“勇士”（行私勇之侠客）、“处士”、“技艺之民”、“商贾”。其二，《垦令》中的“五民”，又称之为“偏急”、“狠斗”、“怠惰”、“费资”、“谀恶”之民。其三，《画策》中的“五民”是“不战而荣，不作而食，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上两种“五民”并没有笼统说他们是“（奸）民”，唯独对此“五民”特别指出：“此谓之民”。《商君书》一一分析了这“五民”是如何有碍国富民强的。读书人与游说者，他们游荡，“轻其君”；处士即隐士，不仅不为君上所用，而且总是“非其上”；“勇士”好斗，好仗义，“轻其禁”；手工业者不恋乡，容易迁徙；商人不事农耕，何等轻闲，而且其利数倍于农，他们也常常“议其上”。如果国家依靠扶持或任用这“五民”，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土地就会荒废，兵力必定削弱。可见，“五民”的轻君、议上、非上、轻禁、易徙，无一不是与“农”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们不仅会导致田荒兵弱，而且还会使“君不尊”。后来韩非的“五蠹”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不过，《商君书》还是集中火力批“贤”、批“智”、批“儒”。《慎法》说：“世之所谓贤者，善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什么“贤”？不过是为了结党营私罢了。《说民》说：“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招致荒淫）。仁慈，过之母也。任誉（赞誉），奸之鼠也，八者成群，民胜其政，国弱。国无八者，政胜其民，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为了战争，为了强国，必需限制乃至取缔、停止“辩慧、礼乐、慈仁”与相互的吹捧。同时《靳（饬）令》提出有十二种东西是不能让它们生根和发展的。即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有了这十二者，必定妨碍耕战，“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不用十二者，国兴、国必多力，天下不敢犯。“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富。”这些岂不是针对儒家、墨家，更是对商、周以来的政治道德的公开否定吗？尽管它是出于战争的需要。
同时，商鞅对于当时百家争鸣、游说之风也持否定态度。战国中期各学派的辩慧游说之风盛行，但在商鞅看来：“实无用”。它不利于国家法令的贯彻实行，而且扰乱思想，最后的结果是国贫兵弱。所以《商君书》不仅反对任用结党营私的“贤者”，而且公开反对“任善”。提出要“任奸”。所谓的“善”，指儒家的修身、道义，顾全“亲亲”、“尊尊”，不肯揭发别人的过错与罪恶以自利的人。所谓的“奸”，恰恰与此相反。《说民》说：“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如此坦率的言论，读了让人心寒，但细想又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理”！任用一些善良厚道的人，他就难以去告密请赏，卖友卖人卖亲；任用那些唯害是避、唯命是从、唯利是图之徒，容易告密，并充当走狗与打手，如此，“过”从何“匿”？民何胜“法”？所以说，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因此结论是：“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老子》提出的“不尚贤”，“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极少阐述它的道理，更无实施方案。到了《商君书》，已经理论化，而且已经有了一整套实施方案。显然，这一切是针对儒家、墨家及社会中有思想，有头脑，社会关系丰富，较最为积极活跃的阶层。战争时期对他们作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到了和平时期，“道已移，政不改”，遗贤去智，任奸不任善的后果岂不是阻碍社会前进，放任君王逐渐走向荒唐，直至灭亡吗？
六、六个一：壹农、壹战、壹言、壹赏、壹刑、壹教
商鞅词典里，“壹”被反反复复的强调。“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1、“壹农”。这是壹之于农。2、“壹战”。或“壹民于战”，“举国责之以兵”，造成人们无时不在谈论战争，“起居、饮食所歌者，战也”。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出征时，父送子，兄送弟，妻送夫，都说：“不斩敌首，不要回来！违反法律，背弃命令，你与我们都会死！”在争王争霸，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的时候，必须“壹之战”（《赏刑》）。3、《壹言》。可惜《壹言》这篇文章文义不全，文不符题，但是“遗贤去智”，“任奸不任善”，“言轨于法”，已经含有“壹言”之意。4、何谓“壹赏”？“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凡是赏赐官爵，统统加于军功，不用在其它方面。无论智愚、贵贱，贤与不肖，凡用尽他们的智慧与力量，拚死为君上效力，建立军功的，必赏、重赏。战胜敌国后，用别国的财富进行赏赐，结果等于不用自己的财富赏赐，何乐不为？5、“壹刑”。“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见《赏刑》）。6、“壹教”。说穿了，就是教化这件大事，不能由那些“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行侠义）、清浊（清高）”之辈去进行，既然圣智、博闻、辩慧之士不可以教，自然官和吏就成了天下之师。他们以什么为教材？人主所制定的法令，即韩非后来所说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总之，“壹赏则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赏刑》）。
对于“壹刑”，商鞅还有不少独创：第一，以前立过功，现在有了过，不能因此而减轻刑法；以前有善行，现在有过失，不能因此而亏法。忠臣孝子有过，也必须按现在犯法的轻重判罪。第二，商鞅主张官吏犯法更要重刑。不仅“罪死不赦”，而且“刑及三族”，并且连及他四周的官吏，有告发他“不行王法”的，不仅自己免罪，而且无论贵贱，便可接替他的官爵、土地和俸禄。第三，重刑，连其罪，一人有罪连及别人。绝不心软、手软。这样才能以刑止刑。第四，必须以刑为主，以赏为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削国，赏九刑一”。第五，“行刑要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或者说：“刑用于将过”，有了犯罪的萌头，就得用刑。何人再敢犯重罪？第六，“赏施于告奸”，重赏告奸，加上连坐法，就是互相监视盯梢的天罗地网。第七，“刑人无国位，戳人无官位”。凡是受到惩罚的人和他的关联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给他们以爵位官位。第八，“为法，必须明白易知”，要使“天下之吏之民无不知法”。这样“吏不敢非法待民，而万民皆知避就”。商鞅大搞“冀阙”（公布教令之门），就是用以公布法令的。
可见，法家所谓的“法”，即统一和强化国君的控制、统治，使人民出力出血，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也。
七、结语
诸子百家中，唯独商鞅最走红。商鞅思想立即付诸实施，结果是军国大治，战功赫赫。秦国“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六世而并诸侯，皆商君之谋也”（《新序》）。所以说商鞅奠定了“秦家店”的基业：为秦开帝业。但是，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畜怨积仇，比于丘山。”自己落得“身死车裂，灭族无姓”的下场。到后来发展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赭衣（囚服）半道，断狱岁以千万计”（《汉书·食货志》），秦王朝十五年而亡，不能不归咎于“商鞅为秦致亡道”。马基雅弗利说：“对于君王，作恶比行善有利。”聪明的君王要想维持他的政府的生存的话，就将“经常违背真理，违背人道，违背宗教。”（对于商鞅，还要加“违背信义”，如他设计欺旧交，虏魏公子印，为秦拓地。）“为了实现统一的这个最高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君王论》）马克思认为马基雅弗利“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商君书》不仅摆脱了儒家的政治道德，也摆脱了《老子》等道家的政治道德。他的尊本抑末，发展为历代的轻商、轻工。“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轻商、轻工，时时加以抑制，加强自给自足的经济，阻碍分工的发展，它不是使人们交往发达起来，而是老死不相往来。否定奴隶制社会的是孕育在奴隶制社会的农奴、佃农，而不是奴隶；否定封建社会的是市民、工商者、手工业者、城市自由民，而不是农民、农奴。旧中国资产阶级少而弱，比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迟，这与商鞅的理论不无关系。还有商鞅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政策，样样归“壹”的主张，也给中国的发展以负面影响。刘备，这位“仁君”，死时不忘谆谆教导阿斗，常读“商、申、韩之书，增人意智”。其他羞谈商韩的帝王，何尝不会暗地里从商韩那里寻求启示呢？
（附记：1974年7月，县文化馆破四旧，烧旧书，丁中岳先生让我深夜背了一麻包线装书回家，从薄本《商子》读起，得此文初稿。1976年2月大改后，得二稿。一放放了三十年。今年得三稿。2004年11月6日记）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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