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在老中宣部

2005-07-15 作者: 马懋如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5年第7期 秦川在老中宣部 作者:马懋如 ]

秦川同志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2003年1月29日去世了。他走得那样匆忙,没留下一句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和崇敬。我想不起他对我有什么说教,在我心目中都是他的身教。

2002年10月13日我和秦川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文革”前在中宣部工作的人,都称那个时期的中宣部为老中宣部。那天,老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相约在中宣部旧址沙滩大院聚会。很多人闻讯而来,有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棍,有的由子女搀扶,二百多人欢聚一处。秦川同志也来了,他已是83岁的高龄老人,还是那样的健谈、健步,很多人围上来和他握手、打招呼。他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被罢官后就离开了中宣部,4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的名字他还记得,很多人也没有忘记他。

如今的沙滩大院,小桥流水,风景如画,不懂过去的人还以为这里原本就是一处供休闲游乐的场地,昔日的“五·四民主广场”已不复存在。故地重游,我陪秦川同志走到老中宣部的办公大楼前,他兴致勃勃地指着楼前的两棵树告诉我,这是用他的稿费买的。1957年中宣部从中南海搬到沙滩办公,有一次秦川同志收到二百多元的稿酬,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当时基层干部月薪仅四五十元。为大院绿化,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人称方老头的花匠处理。方老头购得花木若干种在院内,大楼前栽了两棵小树。如今小树已成大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为大院增色不少。此事鲜为人知,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秦川不重钱财,他热心公益事业,办好事从不张扬。我提议在树下合影,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最后的纪念。

秦川同志这一走,引起我想起了很多的人和事,不仅想起了秦川本人,还想起了老中宣部,想起了上世纪的那个50年代。一位青年朋友帮我找到了秦川同志1998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一文。重读此文,老中宣部再现眼前,一位位老部长、老处长栩栩如生,秦川同志也在其中。我看到了他的为人,看到了他那宽广的胸怀。建议老中宣部的同志们读一读这篇好文。

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各地干部云集京城。这时,可以说是中宣部人丁兴旺的时期,有延安来的老红军、老八路,有北京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有来自全国各地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真是五湖四海。秦川同志1936年参加革命,他来自西北,原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是行政九级的高级干部,调中宣部后先任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后任宣传处处长。

老中宣部除部、处两级领导人有职称外,其他同志均无职称和头衔,一律是“干事”。有大“干事”、小“干事”,有人干大事、有人干小事,有分工不同,无贵贱之差,大家一律平等,各尽所能为人民干事情。不少同志是抗日战争中的老革命,曾任过要职,在部里都是普通一兵,住在沙滩老北京大学七八平米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大家叫这种小屋“鸽子笼”。我们宣传处资历深、级别高、经验丰富的前辈,有二十来位,他们不重名位,工作兢兢业业。我是处里最小的“干事”,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中学生,年龄小,资历浅,是革命队伍里的晚辈,大家叫我“小马”。“小马”已成我的别名,如今我也年过古稀,老同志还是叫我“小马”,倍感亲切。

部、处两级领导人虽有职称,却无人称他们“长”,上至部长陆定一,下至炊事员、清洁工,一律以“同志”相称。定一同志、周扬同志、立群同志……如今老中宣部的人相见,依然互称“同志”,党的老传统没变。对秦川同志无人称“长”,他也没有“长”的架子。记得有一次他带几个同志到外地调查,随行中有一位,年龄不大,已是一头银发,说话有板有眼,颇有首长之风,被当地干部误认为是带队人秦处长,当上宾相迎,真的秦处长被冷落一旁。秦川毫不在意,拎着一个小皮箱走在人们之中。我曾随他出差天津,无送往迎来,无接风洗尘,住市委机关招待所,在食堂吃饭。一经到达,立即着手工作,不游山玩水,不吃请受礼。工作结束,他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逛了逛劝业场,坐火车回京,一路上谈笑风生。

在秦川同志手下工作,感到舒畅,没有顾虑。他让人说话,同意的意见他倾听,不同意的他笑一笑,或扭头走人,他的身影如今还在记忆中。我这个小“干事”在他面前也可以没大没小,说三道四。他“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不当面训人,更不“秋后算账”。他平易近人、平等对人、宽以待人。

秦川领导宣传处工作时,不多开会,不开长会,他不说官话,不说套话。我给处务会议记录,这工作很好做。开会之始,无冗长的开场白,会议结束,无重复的总结报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经常有事就把有关同志叫到一起,碰碰头,磋商一下,大家分头去干。那时,同志之间、上下之间都很默契,画龙点睛,一说就明白。

秦川心里总是装着工农大众,他经常口不离“五亿”(指工农兵)。他极重调查研究,常带处内同志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记得他曾去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湖北、河北、陕西、内蒙、上海、天津等地调查。每到一地都直接下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对话。和他同去的同志还记得,他在四川桂湖公社一呆就是40多天,整整劳动了二十多天,农民视他为知心朋友,同他无话不说,取得了大量的第—手材料。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工人促膝谈心,一户户调查,了解到三十多个工人的家史。他很受工人爱戴,“文革”中不少老工人站出来保他。他给部里上送了不少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给领导及时提供了信息。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很盛,难得听到基层真实的声音,为了解农村实情,秦川不仅亲自下乡调查,还派处里的同志到一些冒尖的地区或回自己家乡去调查。当时秦川同志和机关党委副书记袁靳同志等去了四川农村,发现“五风”严重,农民缺粮等问题,写了《新都调查》和《四川来信》如实向部领导反映。他在《四川来信》中还提出立“公社法”的建议。20世纪50年代他就有了“依法治国”的思想,难能可贵。副处长张军带人去了安徽、湖北等地农村,行政十二级的大干事马子明同志奉命回河南老家探亲、访友。他们都汇报了农村的实情,反“右倾”时都受到批判。

秦川同志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表里如一,实事求是。1959年6月,他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从农村实际出发,直言批评“五风”,批评“大跃进”,反映了群众的意见。不料就此遭到灭顶之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他的《内蒙讲话》、《四川来信》以及他和袁靳联合写的《新都调查》成了批判的靶子,上纲上线为“革命失败论”、“和彭德怀相呼应”……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撤职、下放劳动、调离中宣部等不公正的对待。当时受到批判的共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这一提法出自批判会和大字报)。“鲨鱼”是要吃人的,顾名思义,好不吓人!秦川同志是为首的一条最大的“鲨鱼”,我们宣传处张军、马子明、戴临风也成了“大鲨鱼”。九位同志都是因为说了真话,反映了民意。(九位同志以后都得到了平反)

反“右倾”运动结束,1960年初,九位同志下放安徽来安县农村劳动。此去共28人,分赴两个公社,我也去了。秦川等13人到半塔公社,张军和我们共14人到雷官公社,王里带队,他在县里。我们青年人主要是劳动锻炼,与九位同志处境不同,他们是带“罪”之人,属惩罚性质。九位同志不怕苦,不怕累,毫无怨言,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不久,发现“五风”的恶果在雷官公社很突出,农民吃不饱、浮肿病、讨饭、外逃、饿死人等等;半塔是老区,比较好。在半塔的老同志听到消息,和雷官的老同志一样,对此极为关怀,秦川同志更是心直口快,态度鲜明。在老同志们的提议、指导和带领下,冲破重重封锁,挨户调查,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当时反“右倾”刚过,人们心有余悸。秦川、张军等老同志心中全无自己,只有人民,他们不顾头上“右倾”帽子的重压,不考虑个人得失,坚决主张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如实汇报,张军同志激动地说,豁出去开除党籍也要上报。他们急农民之所急,提议立即和当地党政领导摊牌,要求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当时雷官公社有的村已断炊,形势逼人,救济粮尚未下达,为了应急,张军等同志大胆提议,并亲自参加说服当地干部杀了公有经济中集体喂养的鹅。农民扶老携幼、热泪盈眶领鹅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耳闻、目睹了老一辈的果断、无私、智慧,由衷地敬佩。他们是真共产党人,真马列主义者。

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秦川同志不畏艰险。记得“八大”前有一年,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国庆节宣传口号中,没有写进“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中央签发时加上了),当时中央和部没有追究,“文革”中成了中宣部反毛主席的一大罪状。听外调来人说,追查时,秦川承认是他干的;批斗时,他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当时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认为,此事不应由秦川同志或其他任何个人承担,这件事的出现是有背景的,中央和部未追究是有原因的,毛主席对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突出个人有过明确批示。据我所知,历年国庆节口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起草,经部领导审核,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处内此项工作由副处长王宗一同志主管,他派处内同志执笔初稿。宗一同志来部早,他办事严谨,很受部领导器重,他主管的工作秦川同志一般不大过问。“文革”初,几位部领导已蒙冤坐牢,宗一同志已被迫害致死。秦川同志高风亮节,他不上推下卸,一人承担,自己受难,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大案未殃及他人。若干年后,我问他,为什么要一人承担?……他笑一笑说,这件事早已过去。一次一位熟人告诉我,秦川同志对她说,小马这个同志不“落井下石”。感谢老领导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实话实说,秦川同志是不“落井下石”的典范。

秦川同志晚年,不改初衷。他实事求是,不看风、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头脑清醒,远见卓识,无私无畏。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他这一生经历了“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开除、罢官、离婚)。我意识到,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秦川同志永在,“五不怕”精神永存!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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