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岳西反“左”
[ 2005年第8期 邓小平岳西反“左” 作者：王传代 ]
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3页，有段文字读来令我们岳西人特别深思与怀念。文曰：
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总起来说，在土地会议以前，右的情况很严重。今天，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
邓小平的这段文字的背景是：1947年夏秋，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称二野)一、二、三、六等四个纵队共12万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锐不可挡之势，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淮河等重重障碍，连克十几座县城，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8月底先后进入大别山区。9月19日，刘邓大军三纵教导团、20团由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率领，在原坚持岳西游击斗争的皖西支队的配合下，由舒城出发，一举攻克岳西县城，解放岳西县。
刘邓大军解放岳西县城之后，三纵司令部和皖西区党委进驻汤池畈，将随军工作团成员分配到地方，结合原坚持岳西游击斗争的干部，重新组建中共岳西县委，成立岳西县爱国民主政府和县大队。同时把岳西县划为衙前、五河、河图、河口、主簿5个区，分别向每个区派出工作组，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分浮财、分田地，在运动中成立农会。岳西县委派往河图区的工作组组长张殿銮，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原为刘邓大军随军工作团成员，带领工作组进驻河图区开展工作。张殿銮由于出身不好，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工作中施行极“左”政策，动辄杀人。9月下旬，在店前下街一次杀害12人，并带走12人到五河沙村枪杀。10月，在店前河东上角沙湾一次杀害7人。12月中旬，在河东河口关押51人，除程小初(时年16岁)、胡裕启两人被保出外，49人全部被杀害，其中胡柱三一家四人被杀。当时河图区前后被杀害的就达200余人。大多数是农民、商人、学生，少数是地主、恶霸、狗腿子、地富子弟和曾任过国民党乡、保长人员。
工作组杀人最多的是河图区，其次是主簿区，其它三个区也有乱杀人现象。当时乱杀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工作组太“左”，大开杀戒；二是孬子掌权，点头杀人；三是以公报私，乱杀无辜；四是主犯不在家，杀其家属；五是说杀就杀，不论罪行，感情用事。
张殿銮在河图区施行极“左”政策乱杀人，当地人民惶恐不安，见到解放军和工作组人员就逃，致使地方工作无法开展。事件很快涉及周边地区，农会分田分地无人要；有些苦大仇深的农会会员也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被迫叛变，与地主相勾结，谋杀共产党工作组成员。五河、河口、衙前、主簿等区的刘烈、肖丙毋、肖三庭、秦斌等20多位区级干部被谋杀，全县乡村干部被杀的达105人，还有大批群众被杀害。
面对农会反水、工作组遭殃的事实，中共岳西县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是由于警惕性不高，麻痹大意，眼不明，手不快，以致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只有“先下手为强”。于是全县正反两方面的杀人事件愈演愈烈，加之国民党政府军队和还乡团武装反攻倒算，国共双方在岳西进行了频繁的拉锯战，岳西人民又处在腥风血雨的战乱之中。
1948年1月，中共皖西区委了解此情后，立即给一地委(下辖岳西、太湖、宿松、潜山、怀宁等县)发出指示信，指出岳西乱杀人的错误，并告诫不可重复历史上过“左”过右的错误。同年3月，中共皖西区党委针对当时被动形势，发出“赔偿中农”、“赔偿工商业”、“赔偿敌区被搞错的对象”、“改善军民关系”、“争取地富和俘虏”等五项纠正“左”倾政策的指示。遵照区党委的指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卢仁灿亲自处理岳西乱杀人事件。地委在河图区南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制止镇反扩大化，枪毙张殿銮，以平民愤。会后书写张殿銮的罪状，四处张贴，将张殿銮捆绑游乡示众，后在店前六邑中学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张的犯罪事实，尔后当众枪毙。张殿銮临死时才恢复了人性，向组织承认自己该杀，唯一的要求是请组织上抚养他河南家中的老母亲。
处决张殿銮，大快人心事，从而消除了岳西人民的恐慌心理，密切了军民关系。事件虽然发生在岳西，而及时纠正极“左”事态发展的决策者却是置身于大别山前方指挥所、领导大别山的内线坚持游击战争的邓小平。当时中共皖西区党委给一地委指示信处理张殿銮事件，是根据邓小平的纠左思想作出决策的。
据时间推测，处理张殿銮事件，邓小平、李先念正在金(寨)麻(城)边境检查工作。在检查工作中他们发现当地在土改时陆续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打击地、富过程中，侵犯了中农利益，有的地区把一部分中农作“土豪”来打，分地、富浮财时，不少中农的财物也被分掉。各地分财物，一般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要，而多数基本群众则不敢要，或只敢要弱小地、富的财产。有的白天勉强接受，夜晚又返还地、富。有的明的分田，背后却同地、富保持租佃关系。一些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不了解当地情况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此外，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乱杀人问题。结果，使党在政治上蒙受损失，给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差，必须纠正。”邓小平、李先念当即将此情况进行通报，并指示“各区严重注意”。
1948年1月30日，邓小平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题为《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2月8日又向中央写了题为《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建议：在新区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以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具体措施就是在新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两个报告给予充分肯定，毛主席在报告上作出批示：
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希望你对你处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3月，中原局在宋集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作报告，再次总结了经验教训，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应该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宋集会议后，大别山两个新解放区坚持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新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政策与策略，相继开展了纠正“左”的错误工作，停止了土改，纠正了乱分、乱打(杀)、乱没收的做法。
4月25日，中原局在河南鲁山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在贯彻中央提出的五个问题时，就以岳西出现的乱杀人事件为例告诫中原的干部(即文章的开头那段文字)，报告中“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即张殿銮，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岳西乱杀人事件的高度重视。正是从这个事件中，邓小平引发对全国政策主要倾向是“左”的认识。这一认识不仅对当时解放区纠正农村极“左”政策，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30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时，邓小平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一贯思想在中国发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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