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维杂拾
[ 2005年第9期 “中国式”思维杂拾 作者：李 普 ]
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登了一篇《由厕所里看思维差异》，介绍青年作家余杰的一番议论。余杰到美国，看到美国差不多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他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看到公厕的男厕和女厕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唯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没有人。“于是，我的‘中国式’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厕所没人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队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他的美国朋友连连摇头说：“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是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残疾人的权益？”余杰写道：“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地没有‘文化’。”
余杰不愧是余杰，由思维想到了文化。文化这个东西很怪，我们的先民，在他们创造出文字来以前，也有他们的文化。文化又是群体的事，它同某个个人读书多少和学问深浅并没有直接关系。余杰大有学问，我们可以认为他这样说很谦虚；也可以说他讲的是实话，因为厕所里那件事确实表现出他缺乏那种美国文化。
文化这个题目太大太复杂，我们还是只来谈思维吧。不过“中国式”的思维这个题目也很不小，可以写一本大书。至少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我也做不出来。余杰的议论很有吸引力，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报刊文摘》又常出现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给了我一点资本。凭这点可怜的资本，我能说一点感想，也只能说一点感想。
余杰的见闻是一个例子，现在请让我再举个例。原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后来当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他说：在诺丁汉，本来以为，这一校内至高无上的身份意味着很多权力。但实践告诉我，校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可以说“既有权，又无权”。
一则，他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属于校务委员会，而校务委员会的决策，又必须他签字才能实施。在校委会，他有发言权，也要接受反驳。对于校委会的最后决定，哪怕他反对，他也得执行。
二则，他的执行权，也是受制约的。他曾经邀请中国一位德高望重、职位也很高的学术权威偕夫人访问诺丁汉，按“我们的习惯思维”，校长请客人访问，学校报销差旅费总没有问题吧?但是校长们没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在校长们的下属财务总监手里，他说行才行。财务总监同校长们一样，都是校委会选举产生的，他要向校委会负责。
这位校长没有用“中国式思维”这个词，他说的是“我们的习惯思维”，我想意思是一样的。还有一件事，大概也可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确实存在。
中国驻联合国的曾任常驻代表凌青在回忆文章里说，我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原先国民党政府是4%、5%。我们进去以后，“说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定为5.5%，后来又增加到7%，每年要交几千万美元。凌青说，本来，联合国会费按国民收入计算，收入少的可以少交，“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不实事求是。到凌青当常驻代表，我国才按实际情况办，于是会费大幅度下降，降为0.9%。
这也是中国式思维。不实事求是，表现之一是打肿脸充胖子。
中国式思维或者我们的习惯思维还有些什么，它有些什么特征?我回答不了。但是这个问题很有趣、很有价值。我想不妨试试看，努力想一想、找一找。
首先，我想，人家是有“法”，而我们是“无法”。我不知道美国关于公厕是不是立了什么法。英国的大学，比如诺丁汉，想必早就有法规管着。其次，我们不仅“无法”，而且有法不依，也由来久矣。新中国初年，毛泽东就只要政策不要法；后来进步了一点，也只要刑法不要民法。至于有法不依，说“联合国会费我们应当超过国民党政府”的，也是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他还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荣，这句话是他说话第二天就登了报的。这种情形本来不光彩，不料他老人家竟十分得意，大概认为很有面子。爱面子也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之一。这种思维习惯并不以伟大领袖个人为限，不过他表现得很突出。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伟大传统。在大清乾隆皇帝在朝的时候，英国国王派使臣带着礼物来谈判通商，只因为来使不肯对乾隆行跪拜大礼，一切免谈。把人家的礼物叫做贡品；回赠的礼物叫做赏赐，当然要加番加倍，显示大皇帝至高无上和富有四海。
说到“法”，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很有趣。凭人家的习惯思维，人们想到的首先是立法。这里说的“人家”指的是英国。有一个患有“肺结核病”的男子拒绝在医院接受治疗，到处跑，传染了十二个人。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人们的热点话题是：是否应当修改法律，迫使传染病人接受治疗。原来，按照英国的现行法律，如果证实病人患上了传染病，可以强迫病人留住医院，但不能强迫病人接受治疗。
《报刊文摘》还登了一篇文章摘要，标题是《香港人的公德意识饮食亦须看场合》。摘要开头说：“不久前到香港开会，印象最深的是香港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公德意识。”文中说：“比如饮食吧，规定公共场合严禁饮食，喝饮料吃东西都有固定场所，真是令行禁止。”“第一天开会乘汽车时，看到车窗上贴着‘请勿在车厢内饮食，面斥不雅，请自重’，感觉很新鲜。”作者“印象最深”、“感觉很新鲜”，言下之意十分明白，大陆人的思维里缺少这种公德意识。
香港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何以区别这么大？粗浅的解释可不可以说，大陆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社会，或者刚刚离开农业社会，我们还保留着农民的许多思维和习惯意识，基本上还是如老祖宗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农民，还是那一袋子土豆。土豆是不管别人的，他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只顾自己一时的方便。他更想不到，损害了别人，最终可能损害自己。
《报刊文摘》还摘载了这样一件事。南京街上某一天有一对夫妻打架，妻子遭到痛打。围观的很多，没有人出来干预。一位意大利旅游者看到了，马上用生硬的汉语报了警，又向赶来的警察提供了他的证词。西方人不是很重视个人私隐权的吗，是不是由于这件事闹到了街上，就不属于个人私隐了？或者，一个男人痛打一个女人，他就非干涉不可？（我这里用“私隐”而不用“隐私”，是赞成亡友李慎之的意见。他说，“隐私”，特别是“阴私”，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所以他主张用“私隐”，我很赞成。）
我不知道那位意大利旅游者究竟是怎样想的，也许是道德的力量，是那无声的命令叫他这样做的，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也。
说到道德，本来我们中国是很重视道德的。这几十年我们的道德被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尤其登峰造极，扫地以尽。造谣诬蔑成了时尚；揭发至亲好友乃至家属向自己说的私房话，包括一时的牢骚、偶然的气话，揭发这些都是觉悟高的表现，而不是“出卖”。总之，对道德的破坏是几十年中最大的罪恶。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强调“六亲不认”，文革中成了一句正面表述的为人准则：“亲不亲，阶级分。”文革开始前不久，有一位青年到我家来，他说：“刚才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位老人，而且可以肯定是病号。我正准备让座，忽然一想，如果他是地富反坏右，我不是丧失阶级立场了吗，结果我就坐着不动。”这肯定是文革以前或文革初期的事，以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再没有独自一人敢到我家来的了。我这里要说的是，可见思维也很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记得文革前还有一句最高指示：“打倒封资修”，或者“彻底清除封资修的一切影响”。“封”者“封建阶级”也，指我国古代的一切传统文化；“资”者“资产阶级”，指一切西方的文化；“修”者指苏联东欧的文化。苏联东欧本来是我们中国的老大哥、好兄弟，忽然都“修”了，成了修正主义。这样一来，一切文化传统彻底清除了，剩下的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好啊，“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不要一切传统，当然一切从头做起，当然越原始越好，越野蛮越好，越粗鄙越好，越残酷越好，越血淋淋越好，这才叫“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文革中我们常常听得到这句话。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创造或发展，马克思早就教导：无产阶级必须同剥削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彻底决裂。
说到文革，我手头还有一张剪报，可能是从《每日电讯报》剪下来的。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第二天，在卡特总统为他举行的国宴上，同席的一位著名影星告诉邓小平，她几年前访问中国农村，曾经问一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学教授，到乡下干活是什么感觉。这位教授答道：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谈笑风生的邓小平马上正色说道：这位教授在撒谎，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看了剪报中这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同情那位大学教授，他是被迫的，他撒谎是出于无奈。接着一想，不对。如果他说真话，他可能要受到惩罚。但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应当有这个准备，人们应当准备为说真话而付出代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准则。前些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把这一切好东西抛弃光了。所谓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首先是由于对权势的崇拜和迷信。党史专家何方最近提出这个观点，我很赞赏。这种情形的发生，权势者当然要负责，但是我们自己要负更大的责任。为什么我们要崇拜和迷信权势，首先要拷问我们自己！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这几十年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难堪，很可耻。我们既崇拜权势又屈服于权势，把好传统丢光了，把好传统的好道德规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推到别人头上。当时那位教授有三种选择：一是说实话；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三是撒谎。不料他竟选了第三条路。
不过也许他并没有撒谎，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也许他确实认为大学教授应当下放劳动，确实认为他从贫下中农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更可悲。这位堂堂的教授先生，这位大知识分子，而竟同那些年幼无知的造反派一样，完全接受了命令“造反”的那一套！
现在回到中国式思维上来。它的表现还有哪些？其故安在？能不能给它下个定义，能不能分分类？我那个土豆说能不能成立？还有，我国没有自然科学的传统，没有尊重人权、自由民主的传统，何故？我以为法和道德的规范都不可太滥，怎样才适度？以及两者如何分界？如此等等，问题很多，希望哪位专家加以研究。我这是抛砖引玉。
（2005年6月15日，沈容去世半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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