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 2005年第9期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作者：袁伟时 ]
20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到了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决定性的是经济。
1928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海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
参加WTO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疑难杂症的百宝箱，惟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
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与传统思维方法结合，演出连台好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非此即彼。你主张吸收西方主流文化吗？准要骂你是买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追究你姓社还是姓资！说不定再加上一顶卖国帽子。认识的分歧，提升为政治对立。虽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风余韵不可低估。
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1/6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1/3。今天则分别是22%和10%。说起来更令人心酸的是，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相应的数字是25%和5%。
落后了，怎么办？要是说19世纪的中国人还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时至20世纪，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几近绝迹。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性化解，卫道心切。有的则热衷追赶时髦。他们染上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国心态。不过，现实是这样无情，不建立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就无法告别落后，摆脱困境。
什么是现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缺一不可。这些制度和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人们结合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而与实行什么主义无关。
中国人渴望统一。其实，随着大陆推行市场经济，海峡两岸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统一进程早已开始。形势比人强，政治家的作秀，挡不住这个进程。参加WTO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助推器，长远看无疑将造福所有中国人，促进两岸融合。
当然，光这样也不可能万事大吉。竞争如此激烈，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发展，非完善制度环境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澄清吏治、扩大个人自由；而这些又要民主政治为之保障。
不管姓社姓资，要富强、统一，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这是百年中国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均8%—9%，可谓不俗。考虑到在中间又恰逢世界经济大危机，则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1）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大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2）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3）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民间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公民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4）蒋介石政府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日中国远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一些善良的朋友开出种种药方，希望对救治时弊有所裨益。这些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应该考虑的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有的着眼于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后现代理论、道德规范，如此等等。应该提醒这些朋友不要忘记三个情况：1、20世纪上半叶的统治者，无不口口声声子曰诗云，中华道德文章，世界第一。2、我国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任何族群都无法割断传统；加上现代公民意识觉醒，价值取向成了不容干涉的私人空间；靠思想文化如何凝聚统一？3、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没有健全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各种思想观念无所附丽，亦无从传播、讨论、发展。
“经济改革”大约是目前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这当然是好东西。睿智如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撰文指出：不是资金、科技，而是制度才是决定因素。不管政府的意愿如何，资金和人才总是在国家和地区间流动。流向自由，流向法治，流向美好的环境，流向廉洁、高效的管理。
“环境保护”，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科技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资金也不可缺少。但关键仍在制度。中国的环境为什么破坏得如此严重？
首先，没有确立健全的民主和法治制度。一个代表（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讲人口问题，居然成了弥天大罪！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议员（代表）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是不受追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的一些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带来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那时我们在“人多，热气高”的吆喝声中，多生了几亿中国人。要活下去怎么办？造田！湖泊，山林，草原，江河，一一遭灾。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建立了一个命令经济体系。那时领袖和领导的指示就是真理。于是，大跃进、大干快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界史上罕见的资源、环境稀奇古怪的大破坏，一一见诸神州大地。时至今日，不少地方，我以为仍是权比法大，领导拍板，环保部门不敢说话；加上黑箱作业，公民和传媒即使有勇气也无从监督。
再次，资源、财富，那时样样公有，常常又无人负责，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不花白不花！许多是掠夺式经营，化公为私，哪里还顾得上环境？
第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关起门来我最大。老子的制度无比优越，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与我无关。翻一翻20世纪60—70年代的报刊，领略当日嘲笑别人的豪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这种闭关锁国，文化教育不发达，目光短浅的弊端，时至今日也并未绝迹。
所以，我以为我们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学不到足够的东西，不是勇敢地去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地“与国际接轨”，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我国的建设成功率不会很高。
（转自《改革内参》200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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