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身份推算
[ 2005年第9期 城乡身份推算 作者：吴 思 ]
2005年春节前后，我参加白南生教授组织的农村调查，追访十年前访问过的300位进城打工农民。在四川渠县的三个村庄，我访问了17户人家。问卷上有近百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农民还是工人？
结果，无论是建筑小工，还是外资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无论是牙医，还是小老板，他们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是农民，乡下人。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回答。我追问每一个访谈对象：十多年来，你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靠务工或做生意养家糊口，脱离了土地，甚至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农民？就凭户口本上那张纸？
一位在成都当油漆工的小伙子答道，我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那时我就要回家种地。我问：城里人也可能失业，那么多人下岗了，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他说，那可不一样。城里人有房子，开销不大，失业了心里也不慌。我们在城里没活干了，整天花钱不挣钱，就得赶紧回乡来。
实际上，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死抠户口本。我们访问了一个紧邻小镇的村子，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已经并入街道居委会，所有村民都转为城镇户口。但我访问的户口意义上的城镇人依然说自己是农民。一位在一家深圳公司“跟单”的基层管理人员，操着一口广味的普通话，给出了和那位油漆工一样的理由：我没有工作就要回家种田，老板不要我了也不算下岗。
顺着他们的思路想下去，假如他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失业后也算下岗，因而得到救济，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会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下岗后也未必都能得到救济。他们的本意似乎是强调一道底线：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如果要成为城里人，那么，即使遇到一时困难，也必须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城市工作的总收入应该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总支出。
追到这一步，我忽然冒出一个猜想：说不定这是一道关于身份认同的条件的公式，即：城市收入≥城市支出。一旦条件成熟了，这道公式成立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为城市身份认同。当然，所谓收入和支出应该覆盖整个人生，“收入”应该指人生总收入，“支出”应该指人生总支出，包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有城市住房意味着日常开支的下降，有失业救济意味着收入增加。收入增加这边还可以包括工资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个人素质提升、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等项内容。支出下降这边可以包括城市学校借读费降低、医疗费用下降、城市棚户区或曰贫民区的合法化等项内容。
从我访问的样本来看，这道关系式很难做平。更准确地说，在我负责的一次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在过去十多年里，这个村只有4%的人家可以做平，他们或多或少发了财，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不会再回农村续走人生之路了。至于绝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农村，他们身份认同也死死贴住农民。对他们来说，用城市打工收入支持他们在城里安家、买房、供孩子读书，同时给自己留下养老金，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其实，深入追究下去，这些人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也是一种错觉。在当代四川农村，如果没有进城打工的收入，农村收入真能支撑农村生活的开支吗？即使一部分人目前可以，一旦进城打工者大批归来，就凭人均六七分的那点田地，连糊口都难，更别提盖房结婚和送子读书了。
传统的“农村收入≥农村支出”已经无法成立，现代化的“城市收入≥城市支出”尚未成立，只有目前的“城市收入≥农村支出”可以成立。于是，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身份，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他们的两栖生活恐怕是历史注定的。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将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像两栖动物那样的新物种。从四川调查的情况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中青年已经步入中老年。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开始退回农村，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又踏上了前辈走过的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两栖状态依然存在。
如何准确命名这种两栖身份？周朝有所谓“氓”，汉朝有所谓“流庸”，唐朝有所谓“雁户”，这些称谓都不如当代的“农民工”准确，尽管“农民工”听起来不伦不类，自相矛盾。语言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恐怕无法靠语言技巧解决。
根据身份认同的公式，城乡身份的大规模转化其实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只要计算出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变化趋势，再计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总开支的底线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就可以预测农民将在什么时候并以多大规模转化为城镇人口。
在想象这种转化所牵涉的各种因素的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到，城市的棚户区能否合法存在，对转化进程影响极大。棚户区是踏入城市的最低台阶，是一个过渡地带，它的存在可以使农民工节省大笔路费和农村建房费，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可是按照目前的政策，即使农民自发创造出棚户区，例如北京的浙江村或新疆村，也难免遭到政府部门的扫荡。消灭棚户区固然有利于城市居民，维护城市生活质量，但是其代价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我在农村见到许多空荡荡的新房，花两三万元建成，作为结婚实力的证明和未来养老的保险，这些房屋的主人却年复一年地挤在城市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或者另外付给城里人一笔房租。闲置的房屋吞噬了上千万人多年积攒起来的血汗。这种遍及全国的资源浪费，就是农民为城市利益付出的代价。这笔钱本来可以成为城市建设至少是棚户区改良的动力。
另外一个因素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民这笔名义上无须支付的开支，实际上吞噬了农民工的大半剩余。这意味着农民工真实收入的下降或积累的减少，从另一面削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
还有一个因素，涉及到敏感的工会组织问题。在我的访问对象里，有两位参加过罢工，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罢工的目标都是提高加班工资，减少加班时间。他们的劳动时间平均每天十一二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两天甚至全无休息。这样的生活让人无法尽父母之责，更不敢有在城市养儿育女的奢望。对中国农民工来说，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所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我访问的两个案例中，带头“闹事”的工人都被开除了。早期美国的罢工组织者也是这样的。美国工人的对策是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被开除的工人领袖干脆以此为业，工人运动因而前赴后继。但在当代中国，这是更加遥远的梦想。于是，罢工的组织风险很高，罢工自然减少，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水平方面也缺乏谈判的实力和手段。在身份转化公式里，这意味着农民工的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就业不稳定，收入难以提高，城市难以成为安身立命之地。
假如上述因素向有利于农民工的方向转化了，我们就有理由预测，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临界点越来越近。那时候，农民工集团将根据收支水平分为几个梯队，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将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梯次行进。于是，有那么一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工人，是城里人。
那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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