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
[ 2005年第9期 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 作者：龚子荣 ]
编者按：龚子荣同志于20世纪30年代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共青团，1934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经监狱秘密党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得以无条件释放。出狱后，他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国前是我晋西南、晋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威信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文革一开始即被诬陷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今年9月21日是龚老的十年忌辰，特此摘发他的遗作，以资纪念。
1914年5月，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4岁时，父亲任职于盐务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我随父亲到了太原，1930年考入成成中学，一直读到1934年春。
成成中学是一所充满革命活力的学校，当年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蒙下，我热切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激起救亡图存的意念和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33年秋，同学张积玉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不久担任太原市社联执委会委员。1934年初，我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被捕经过
1934年4月30日晚上，社联盟员分四路上街散发张贴纪念“红五一”的传单，我的任务是到各学校传达社联指示，并送发社联编印的刊物《红旗》和《穷人报》。同我住在一起的社联盟员阎伟和王伦在公安局附近散发传单，写粉笔标语时，王伦被警察抓住，阎伟逃脱立即回到住所，见我未归，匆忙写下“我们走了”的纸条，压在桌上的煤油灯下，提醒我的注意。当晚我12时以后才回到住所，极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灯下的纸条。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警察已破门而入，即被押走，房间里有一箱子社联文件也被抄走。次日天刚亮，阎伟和龚元恭又回到住所找我，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逮捕。
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开进公安总局，被分别投入拘留所，三四平方米的监房，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睡在腐烂破裂的地板上，老鼠满地窜来窜去，竟咬破了我的脚跟。每餐一碗小米饭，一片咸菜，一支筷子（是反动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在审讯中，反动派出示从我住所抄去的一箱子《红旗》刊物和印刷用具，以及我写的一份自传材料，认定我参加了社联，并说社联就是共产党。我辩解说：社联不是共产党，它的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相符合的。这一辩解，激怒了反动派，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狠命地打我嘴巴，打得我满口鲜血直流。以后多次审讯，追问后台共产党。他们得不到口供，屡屡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我的两手鼓起很高的血泡，两臂全然失去知觉；他们还施行坐老虎凳刑罚，垫了四块砖，我当即昏厥。几经严刑拷打，我患了“血伤寒病”。鼻孔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想趁机逼供，穷追不舍，还说要用踩杆子的特重刑具来诈唬，我没有被他们吓倒，就是闭口不答。我虽吃尽了苦头，他们却没得到任何东西。直到5月底，公安局将我们转押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时我20岁。
在地方法院看守所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将我们社联的几个人提出揪到囚车上，押进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经过公安局的多次审讯，到这里等待判决。
第二天清早，警察打开监牢的门锁，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一露面，大家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外面的情况。半年前被捕的成成中学老师张衡宇也关在这里。他先问我们的被捕经过，后向我们介绍这里的内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多次的接触中，他考察我们每个人被捕的具体细节，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审讯中的表现。张衡宇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在成中任教时，他热情启发和指引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被捕后，他和狱外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建立起看守所党（中共）支部，对政治犯热情帮助，关怀备至。他还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争取工作，使看守能帮助我们做事，给我们送来报纸和书籍。在看守所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学外语，还积极组织别人学习。他规定我先学两本书，李达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内容深奥，极其难啃，幸有他的辅导，才略有粗浅的理解。联系在学生运动和社联活动中一些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受益较多。不久，张衡宇老师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共青团团籍，并指定我作发展阎伟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同敌人常有面对面的斗争。如有个叛徒和我们同关在一所监房内，他表现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气愤不过，要揪出这个叛徒，教训教训他。张衡宇老师劝阻大家不要动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卖组织和自己同志的罪恶，指责他在敌人面前屈辱投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大家对他丑恶的嘴脸嗤之以鼻。反动当局怕他再遭政治犯们的围攻，将他调往别处。这一番斗争，是一堂具体而又生动的政治课。
还有一次是反动派的司法部长来狱中“视察”，看守所长毕恭毕敬地为他开路，指手划脚地要我们政治犯全体出来。这位傲慢的官老爷慢条斯理地似乎要开口训话。这个场面使我不知所措，难道甘愿听他训话不成？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张衡宇、白炳喜、张建古三人机智地从我们行列中跨前一步，严肃地向这位官老爷提出质问：看守所为什么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限制探视，不照料病号，没有卫生设施，不许看报纸；继而揭发看守所长克扣囚粮，监房尽吃霉粮，饭不足量，每餐只一片咸菜等情况。他们三人态度沉着，据理以争，侃侃而谈，使得看守所长惊慌不安。这位威风凛凛的司法部长无言以对，只好支支吾吾尴尬而去。他们三人在统治者面前大义凛然，令我衷心地佩服，这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活机智和善于言词的能力。
我们向司法部长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无解决之意。我们决定成立绝食斗争委员会，由张衡宇、白炳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组成，发动绝食斗争。当时提出的条件有这么六条：不吃霉小米，生一炉火供大家使用，订一份报纸，取消夜间上锁规定，要求洗澡，能与来探视的人当面交谈。看守所长亲自出面劝说复食，我们强硬拒绝，一再表示，不答复要求，决不复食，并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报，由社会公论。绝食坚持六天六夜，看守所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由看守所长签名盖章，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绝食斗争胜利了。宣告复食的那天，当局担来两桶鸡蛋挂面。
这一年5月，我们在狱中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我在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了十八个月，经过几次审判，最后判我三年徒刑，当时我22岁。
在反省院的斗争
按国民党刑法规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1936年2月，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四人被转押到反省院。
为了软化政治犯，反省院的生活确实比其他监狱要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馒头、米饭，还有一碗菜，能够洗澡。在思想上，他们企图瓦解和动摇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们相信伪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进入反省院的监房，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个叛徒的自白，内容极其反动，全篇尽是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自白悔过，很明显是示范给入院政治犯作样板的。我们刚住进，院方就要我们写自白书。一个同志在厕所里偷偷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写损害党及悔过的话。我们决定按在公安总局时的供词写。我当时写的是：“14岁以前念私塾和小学，14岁随父亲到山西，失学一年，15岁读高小两年，17岁考入成成中学，读初中三年，20岁上高中。1934年因参加学术团体社联被捕。我认为社联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是相符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与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监房。
反省院规定，不准政治犯在房内谈话。我们就等巡视的看守走过后交谈；晚上睡在床上，就同挨近的人交谈，看守打开灯时装睡，看守关灯走后再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给我介绍反省院敌人统治和政治犯的状况，再就是详细考察了解我参加社联、被捕、审讯，和在看守所的斗争、工作、学习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
反省院内的秘密党（中共）支部，一方面是针对院方对政治犯所实施的欺骗软化的反革命企图，着重揭露其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方面是加强政治犯的团结教育，提高觉悟，加强斗争意识，坚定革命信心。党支部对在被捕后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分别吸收入党、入团；对少数同志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或个人经历复杂的，视为亲密战友，受到同样信任，吸收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对一时表现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向我们靠拢，积极参加斗争；对被捕后表现不好，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关心团结的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参加斗争或者保持中立，而不变成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逐步加强，团结了政治犯的大多数，使敌人的反动措施、阴险企图受到了及时揭发和沉重的打击。
反省院找政治犯个别谈话，是常有的事。我们谈后回来和大家交换意见，互通情况。一次管理主任找我谈话，先是训斥我为何不好好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后要我背诵总理遗嘱。我东拉西扯地背不下来，遭到责骂。他还说，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涂，毫无悔过之意，你想不想出院？难道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最后罚我站两小时。回到房间，阎春荣嘱我要特别小心，院方必将对你严加监视。
如何应付写考核文章，是我们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气节的问题。院方要政治犯写出院宣言。阎春荣写的是：“我是国师学生，不幸入狱。如准出院，当回家自谋职业，自谋出路。”我写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后，继续上高中，如父亲允许，再上大学。”院方要求写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我就有选择地照抄《三民主义十二讲》里面孙中山说的一些话，应付了事。要求写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认识，我就写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
1936年七八月间，阎春荣向我宣布：组织上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员。从那时起，在阎春荣领导下进行党的活动，我更加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里的学习也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在阎春荣的领导下，我们三两个人一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院方所讲的三民主义进行批判。我把大家批判讨论的问题，用文字追记下来，形成批判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提纲。按照规定，凡文件、稿件必须及时埋藏在后院土堆里。我因一时疏忽，开饭时间一到，来不及转移，仍放在口袋里。不料被楼上的管理主任窥察到，立即派纠察队员来搜抄我口袋里的稿件，马上就给我上了手铐，押入禁闭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向同志们表示：“杀我的头，也不会牵连别人。”第二天即将我押送看守所。
加判五年徒刑
1936年11月初，因从我身上搜出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文稿，就将我从反省院押进看守所交法院审判。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在原判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并申言不许我上诉。判决后，就押进第一监狱执行。一进门，就给我钉上脚镣。不几天，监狱党（中共）组织负责人高举来到我身边，我向他讲了反省院的情况，他要我第一步申言有病，请求到病号监，目的是解掉脚镣；第二步争取到监狱工厂去，那里普通犯较多，可帮助他做些工作。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到了病号监，两个月后下了脚镣刑具。我与田士俊同住一个监房，我们之间谈话较多，我想他是代表组织考察我的。月余后，高举特来和我谈话，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回想在被捕的几年中，在看守所由张衡宇恢复我的共青团籍，在反省院由阎春荣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到第一监狱由高举恢复我的党籍。党组织对考察和接受一名共产党员如此严格、慎重、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重爱惜，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强。我决心利用服刑期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接触普通犯人中作社会调查，以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以便深刻理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这样理论和实际结合，可以给自己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不以坐监狱为苦，相反，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感到很有意义。
1936年秋，山西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日军侵入绥远（省），直逼山西。日本侵略者已经成为对阎锡山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联共抗日，别无出路。1936年10月20日，彭雪枫到达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阎锡山正式谈判，建立了与阎锡山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山西当局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阎锡山应允政治犯出监抗日的要求，但不允许从监狱直接出去，要经过他所创办的训导院。
在训导院结束了三年的牢狱生活
阎锡山办训导院的目的，是想对这批政治犯灌输他的一套理论，妄图使这批人出院后为他所用。我们进训导院的目的，是争取早日出院抗日。
训导院规定进行军事训练，为出狱抗战作准备，大家都积极参加。此外，我们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书籍，根本不去过问阎锡山的那些理论。党支部组织我们作抗日宣传，我们曾排练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我扮演剧中的小伙计拉胡琴，裴世昌当主角，高首善扮演小姑娘，演出很成功。
我们出训导院后，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我去党训班前，工委副书记林枫同志给我开介绍信时，要我把名字龚允济改为龚子荣，从此我就叫龚子荣了。
我从1934年4月30日被捕进监狱，到1937年8月中旬出训导院，共三年零三个月，我的“革命大学”至此结束了。从此，我这个龚子荣紧跟着党，步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又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磨炼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工作上的失误，但我始终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于党的事业。“文革”十年浩劫，炼狱般的考验，以致我双目失明，但我仍然要坚强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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