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翎的坎坷人生
[ 2005年第9期 蓝翎的坎坷人生 作者：季 音 ]
蓝翎走了。他走得那么突然。前一天我遇见他的夫人张岫云女士，问起蓝翎的健康情况，她说他病情平稳，情况尚好。不料次日病情突然恶化，终至不起。可惜啊，中国文坛上又失去了一个才华横溢、正直而富有战斗精神的文学评论家和杂文家。
一
蓝翎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他1931年出生于山东单县杨集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父辈在地里爬，土里滚。这儿是华北大平原地区，平日干旱少雨，遇上灾荒年头，人们甚至剥树皮、挖草根充饥，生活十分困苦。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读完了小学和农村中学。幸亏那个地方解放得早，他17岁那年，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一所训练班式的干部学校在本地招生，他幸运被录取，从此，蓝翎走出了度过童年时期的农村。
后来这所干部学校并入山东大学，他转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当年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就在这时候，好运突然降临到了这个年轻人头上。原来，他和山东大学的同学李希凡两人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 <红楼梦研究>》，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几经周折，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本来，这是关于红楼梦研究不同意见的一般讨论。不料，这件事竟传到了当时正热衷于抓意识形态斗争的毛泽东那里。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其他同志，尖锐地把这件事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信中还把这件事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联系起来，“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毛泽东在信中的批评相当严厉。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红楼梦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了一件轰动文坛的大事，报刊上一面继续大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一面围攻与《红楼梦》事件有关的人。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以显著地位刊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为何不及时处理“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的文章，《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公开在报上检讨，承认错误，不久即被撤职。
从此，报刊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红楼梦》讨论后不久，紧接着又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拉得越来越紧了。
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蓝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若干年后，他曾对人说，他原先打算，他们写的这篇文章，只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供人们探讨。想不到经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么一点拨，竟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由此伤害了不少长辈和同志。比如冯雪峰一向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他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文艺报》转载，冯雪峰曾把他请去长谈，并且逐字逐句帮他改正文中的错别字和一些标点符号，以及一些提法不当的地方，热情地对他多加鼓励。想不到冯雪峰不久即为此而受到撤职的沉重打击，以后又被划为右派，这使蓝翎深感不安。
二
《红楼梦》讨论使才23岁的“小人物”蓝翎一举成名。一向爱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经过多方设法，把蓝翎调到了《人民日报》社，分配在文艺部当编辑。蓝翎的命运走上了一条完全新的道路。
有一段时间，部领导要蓝翎负责杂文专栏的编辑工作。搞杂文，在那个年代是既有战斗性又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蓝翎在这方面毫无提防，他真诚地相信党提出的“双百方针”是会真正付诸实施的。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毫无顾虑地积极工作起来，组织文坛上的知名人士写稿。那时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舆论界思想活跃，有些人提出要独立思考，意思是遇事不要盲从，更不要跟着某种号召就“起哄”，要经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形成自己的见解。这无疑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思想。《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围绕这个中心，不断地发表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杂文，其中有茅盾（笔名玄珠）的《谈独立思考》，巴金（笔名余一）的《“独立思考”》，叶圣陶（笔名秉承）的《老爷说的准没错》，等等。这些杂文大受读者的欢迎，也给蓝翎很大启发。于是他一面继续组织作者撰写杂文，同时自己也动手写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料到，不久，就是由于一篇自己写的没有发表的杂文招来了大祸。
1957年上半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突然变成了朔风怒号的寒冬。整风运动转变为一场无情的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编辑部各部门纷纷起而抓右派，大字报贴满了楼道两侧。但斗争发展不平衡，有的部门的领导人斗争性强，揪出的右派就多。比如记者部领导人，一贯以整人狠而著称，因此挖出的右派最多，属全社之冠；而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为人厚道，对部下从来和颜悦色，不整人，部里只勉强揪出一个右派漫画家沈同衡，他的右派材料还是美术家协会转过来的。沈同衡的主要“罪行”是，他曾经画了一幅讽刺官僚主义者的漫画，画中的人事干部戴着一顶乌纱帽，怪模怪样的。这不是攻击和丑化党的人事制度又是什么？外加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曾经对美术界的领导提过一些意见，于是，他被划为右派。
到1957年下半年，运动相对进入低潮。可是，某些反右积极分子于心不甘，他们在底下说，别的部门右派揪出了七八个，五六个，为何文艺部只有一个？显然部领导人有右倾思想。这些人扬言，“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
事有凑巧，国庆节前，编辑部收到了《北京文艺》杂志社的一封检举信，检举者本人已被打成右派，他在信上说，《人民日报》蓝翎曾经给他们写过一篇杂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他们未采用，退还给了作者，“这篇杂文恐怕有问题”。反右积极分子拿到这封检举信如获至宝，他们既不去向蓝翎核对事实，也不问原稿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上刊登了检举信。紧接着，就在编辑部大楼里贴出了大批大字报，责令“蓝翎必须低头认罪”。
一天上午蓝翎上班，一看这景象不觉傻了眼。不过他并不慌张，一则这篇杂文后来他再没有拿出去发表，二则文章虽然写得尖锐些，但内容并无错误。几天后，部里领导反右派的负责人才找他谈话，要他把原稿拿出来。蓝翎回答说：“原稿早已撕掉了，但我还有个草稿本，可以交给领导上。”后来蓝翎对人说，我当时不把草稿本拿出来，甚至把它毁掉，他们也没有办法。我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老实，才这样做的，谁能想到会招来这样严重的后果呢。
蓝翎的这篇杂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56年10月10日的《辽宁日报》上刊出了一篇《小兰之死》的报道，揭露了辽宁绢丝厂严重的官僚主义，把一个19岁的女工迫害致死的事件。《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作家菡子写了篇《为小兰呼冤》的杂文，由蓝翎编发，在《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也博得了好评。蓝翎觉得菡子的文章意犹未尽，他就又写了一篇，在本报不便发表，刚碰上《北京文艺》来约稿，就给了他们。这篇杂文的意思是，官僚主义不仅是一般的作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它还会酿成流血惨剧的。尽管蓝翎的文章并无错误，可是整人整红了眼的反右英雄们，却把文章掐头去尾，硬是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加上他写的其他几篇杂文，一概如法炮制。不久前曾经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年仅26岁的蓝翎，终于被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本报消息”，肩题为《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伍》，正标题是《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消息宣布《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消息里有关蓝翎的一句是：“右派分子杨建中（按：即蓝翎）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的描绘成到处‘血迹累累’，漆黑一团。”
呜呼，堂堂大报，竟然发出了这样违背事实的报道。
三
我与蓝翎，是在那场“扩大化”灾难里，同在《人民日报》有相同遭遇的难友。他是1957年10月被打成右派的。我是在1958年6月，以类似的莫须有罪名，被推入右派深渊的。据说，那时上头传来了一种新的精神，说是反右派斗争要防止温情主义，就是说斗得还不够狠。《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要克服温情主义的社论。于是，《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又掀起了新高潮，那些早已摩拳擦掌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士气大振，又在国际部、记者部等部门，挖出了一批以副总编辑黄操良为首的右派分子。1958年初报社宣布的右派人数是13人，到1958年底右派人数已上升到29人，约占全社职工人数的5%（按：这些被整同志在1978年已全部改正）。
我与蓝翎被划为右派后，开始都被分配到本社图书馆劳动。蓝翎年轻力壮，又读书甚多，知识渊博，这个工作对他很合适。他经常值夜班，接待来借书的人。一天晚上，电话铃响，是一位社领导人的秘书来电话，说是首长要借一本金圣叹批的《红楼梦》。蓝翎干脆回答：“没有这本书。”
“怎么会没有这本书呢？你还是找一找。”对方有些不耐烦了。
“金圣叹没看见过《红楼梦》，他死的时候《红楼梦》还没出世呢，金圣叹批的是《水浒》。”蓝翎断然回答了对方。
对方语塞，狠狠地挂上了电话。后来蓝翎受到了批评，说是他服务态度粗暴，看来对划为右派还不服气。
1958年初冬的一天，我和蓝翎等几个人一起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被分配在三分场。柏各庄是在一大片盐碱荒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国营农场，主要生产水稻，农活相当重，尤其是农忙季节，日夜加班，更是累乏不堪。分配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都来自中央机关，其中多数又是文艺界人士，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估计多数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因此，不少人在劳动中不免出洋相。作家萧乾在割稻子时因为腰痛，干脆跪在稻田里干活，后来受到批判，说是“丑化了劳动人民形象”。在我们这批人中，唯独蓝翎是例外，他刚刚27岁，正是年轻力壮，又从小在家里干过农活，什么农活都拿得起来，农场的各种活他都能胜任，在劳动中，他经常走在我们的前面，多次受到表扬。
蓝翎在农场改造中也有“落后”的一面，这就是在思想斗争中，他不是个冲锋陷阵的积极分子。领导右派改造的农场干部宣布，在这里改造的右派不能只看他在劳动中的表现，主要还得看他在思想改造中是不是对罪行真正“心服口服”。右派是集中住在一起的，这主要是为了便于开会，进行思想斗争。在紧张地劳动了一天之后，农场工人们都倒头大睡了，我们却得开会，汇报一天的思想，相互展开揭发与批判。特别是到了月终改造小结的时候，斗争就更为激烈，有些想早日跳出右派苦海的积极分子，便一桩桩一件件的起来揭发别人的反改造言行，并且无限上纲，把在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套极左做法，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平时批判斗争的对象主要是陈企霞、钟惦、萧乾三个人，有时候陈企霞不服，当场和积极分子争吵起来，空气分外紧张。在这种场合，蓝翎多半是不吭声，蹲在屋角落里埋头抽他的闷烟。
领导右派改造工作的农场干部，根据平时每个人的表现，把右派内定为三类。一类是口服心服的，这类只有少数几个积极分子。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的，这一类人大多参加思想斗争不积极，对罪行嘴上认错心里不服，我与蓝翎都被划入这一类。第三类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的，被农场干部视为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陈企霞就是突出的一个。
在农场改造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天天盼，日日望，一心期盼摘帽子的这一天早日到来，好回归人民队伍。1959年国庆前夕，果然传来了天大的喜讯，为庆祝建国10周年，党中央与国务院决定特赦战犯，同时宣布给一部分已经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农场落实中央的政策，召开大会，宣布给少数右派摘帽子，统称他们为“同志”。全农场共摘帽10人，三分场轮到4人。1960年，农场又宣布第二批右派摘帽子，这次人数稍多些。但两次摘帽，都没有蓝翎和我的份，因为我们对罪行“口服心不服”，我们只能徒呼奈何。
1961年4月，我们先后被召回报社。我与蓝翎都还戴着右派帽子，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我们都被重新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河南商业部门，改了行，我被留在报社。从此一别就是十余年，我一直深深怀念这个耿直而富有正义感的共过患难的朋友，我估计在10年“文革”里，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1976年，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结束了厄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途。1978年，党中央宣布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人民日报社29个右派全部回归人民队伍，蓝翎当然也不例外。整整二十年苦涩的右派生活至此结束。值得玩味的是，曾经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那篇倒霉的杂文《在血迹面前的沉思》，在改正结论里是这样写的：“他是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小兰之死’等材料写成的，是针对当时辽宁绢纺厂护士兰培初被逼自杀等具体事件而发的议论，并没有把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和整个党等同起来，也没有把此事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严惩杀人者。”看，实事求是来得多么不容易啊！
如今，蓝翎已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想，他撒手西去时的心情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在改正后的十几年里工作得十分出色，担负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出版了多部杂文集和其它著作，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他去世后，报社党委给予了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很高评价。
我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二○○五年五月于北京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