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
[ 2005年第9期 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 作者：荆其柱 ]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沈阳东北方向一声巨响，几个日本军人将南满铁路二米长的一根钢轨炸断了，随后枪杀几个中国乞丐，给他们换上中国士兵军装。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与此同时，日军向东三省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不几日即占领了东三省大部。
“九一八”事变中，中方军队严守不抵抗命令，但与日方进行了反复交涉。日方说，这是由于中方军人炸毁了南满铁路，日军不得不自卫。对此，中方给予坚决反驳。
事实上，对日本人的阴谋，中国政府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觉察，有所判断。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时说，“最近我获得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内忧外患交迫，时局重大，中日诸问题，务须稳健处理。”
事变发生后，9月19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电报，称，“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处理，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张学良在此前后，对全军下达了不得抵抗的命令。
“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军遵照上边指令，凡日军强行进入之地，均退让而出。日军却更加蛮横，所到之处，奸掠杀烧，极为残酷，田庐为墟，市井无存。
日本国内一派狂热不堪的“胜利”气氛，但也有一种冷静的思考。日本帝国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针对日本官方的满洲事件系由中国军人炸坏铁路而引发的说法，给予了强烈质疑。在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学生与一些政党的反战游行。
辽、吉失陷后，张学良警觉起来，迅即放弃了不抵抗政策，在东北人民的要求下，他开始在黑、辽、吉三省地区改组、重建抗日政权，调整了东北军抗日部队的建制，千方百计集资组织、派遣东北义勇军，组织了十多次大的军事行动，与日军及其组织的伪军、汉奸傀儡政权对峙，长达1年3个月之久。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对日抗争，其中有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卓越的抗日将领。东北的抗日与1937年的全民抗战相衔接。
日本的全球战争策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的阴谋，有远因，也有近因。
远因是日本为了将与清朝政府签署的满蒙权益永久化。这种权益1923年已经到期。自获权伊始，日本倾全国之力强化在东三省的政治经济侵略，其满铁株氏会社是由日本政府经营的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其组成包括了日本政府的所有机构及军队，经济规模已经深入到东三省的矿业、交通、运输、海运、港口、钢铁、铁路、机械、造船、煤炭、农垦等几乎所有产业。在这些地区驻有大量的军队。至于日本早已占领的朝鲜，成了其侵略中国的大后方。
近因是，长期把持东北的张作霖觉察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开始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并开始与西方国家交往，这些举措给极欲独霸东北的日本人火上浇油，认为是对他们根本利益的侵犯。于是在19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人没想到的是，28岁的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利诱与威胁，立即向中央政府靠拢，于同年12月果断“易帜”，表示东北三省与中国的南方是一个国家、一个整体。至此，日本决计不惜任何手段，以十分凶险的用心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阐述了侵略方略：“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日方至今也不承认，然其所作所为与之一一印合）
1930年2月7日上午9时，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即东方会议）确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会上，这些阴谋家们一是策划“以华制华”的策略，挑动张学良与南京决裂，从中渔利；二是挑动东北军的新旧二派对立，以制造内乱；第三，日本要策动地方骚乱，资助各地土匪，干扰东北军，干扰地方管理。事后证明，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概出于此。在堂堂国家内阁会议上竟有如此阴谋与计划，其国格之低下，其政格之卑鄙，让今天的人们瞠目结舌。
《田中奏折》与这次东方会议确定了对中国及东南亚进行侵略的总方针。
由日本一手策划与密谋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是日本为发动对华侵略所制造的借口。只要中方干涉，日军即可以此为由大批进入出事地区，事端即可扩大。然而，中方觉察到此事件是日本人设置的陷阱，未入圈套。
1930年，外强虎视眈眈，中国的军阀内乱依然不止。新军阀蒋、冯、阎大战开始，身居中华民国要职的张学良调15万精锐部队入关，平息了这场内乱，却直接导致东北军力空虚。日军趁虚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国际联盟的调停
“九一八”后的第二天，消息传到了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于1920年1月10日宣告成立的。
国联设立行政院、大会、秘书处和常设国际法院，它的基本宗旨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各国之间发生争端要提交给国联理事会进行仲裁和调解；必要时可以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换句话说，国联保证保护其成员免遭侵略。国联第二个宗旨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促进国际合作。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国联解决了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如瑞典和芬兰的奥兰群岛之争，立陶宛和波兰的维尔纽斯之争，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摩苏尔之争等，这些工作很有成效。
“九一八”后的第二天，国际联盟理事会开会，主席里拉克斯在开幕词中，质问日本代表此事。日方代表表示这是一个地方事件，尚未得到日本政府所述情况。里拉克斯对日方代表很不满意，告诫日本代表说，日本政府应该从速采取必要处理，恢复平稳状态。下午，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表示，此事件应该由日本方面负责，“中方挑衅”之说，乃是日本方面借此为武力占领中国城池的口实。
21日，施肇基正式要求国联对日军占领满洲一事予以禁止。严肃指出，破坏世界和平、侵犯中国领土，责任全在日本。各国代表均表赞同，日方代表一再强辩。
22日，国联理事会主席里拉克斯代表理事会，向中日两国政府给予紧急警告，希望双方停止一切行动。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同意；日方代表说要等待本国的训令，不予承认。同日，理事会又提出方案，要求中日两方代表采取适当方式促使本国政府立即撤退军队，以保证两国居民与财产安全。中国代表称，此决议为采取各种办法的第一步，请国联主席持公正态度进行调查。会上，英国代表薛西尔公爵要求日本代表向国联提供此事件的报告，并对日方迟迟不提供报告表示惊异。
同日，中国代表提出声明，要求国联“阻止此种情势的扩大危及国际间和平，同时恢复原来状况。并确定中国所受之损失，应得的赔偿性质及数目。”
23日，国联行政院主席勒尔电告中国外交部，说明国联的态度。并已经将此事通告美国政府。美国国务卿同意国联的态度。
25日，面对国联一致的态度，日本想回避与国联全体的冲突。其代表称，日本政府预备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施肇基表示，日本已占领中国领土，中日直接交涉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并再次要求国联令日军撤回18日前的位置。
29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30日形成了理事会正式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即日撤退军队，在10月3日前撤退完毕，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施肇基立即表示，日军应在10月3日前全部退出，并应将所占领土交还中国政府。他提请理事会注意，日军活动并未停止，其行动与国联理事会的和平解决意愿截然相反，国联应制止日军。日方代表芳泽又编造谎言，称日侨要求日军保护，故而不能撤军。
自从9月30日决议后，中国政府代表及时向国联递交日军在东北行动情况报告达41件，报告日军不断的军事行动。施肇基代表还指出，日本企图将东北军的飞机掠为己有，是非法的，因为这不是战争中的俘获。施代表的报告得到了德国驻沈阳领事的证实。
10月12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10月13日形成再次决议：认定由于日本未执行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国联有必要采取断然急切手段来解决。针对日本方面多次提及保护侨民而不撤军的借口，国联主席专门致电张学良将军。张学良收到后，特别嘱咐下属：“1，对日本人住所及学校严加保护，对上下学小学生也要给予保护；二，对骂日本人，须严厉取缔；三，日本人与洋车夫间为车资争论时，抑制车夫……”
然而日方代表对此又生枝端，他们提出，冲突由中日两国之间交涉解决，要求“先交涉、后撤军”。中国代表立即激烈反对，国联的理事国代表也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不先撤军，“先交涉”，将导致日军永远不撤军。
国际公理已由国联决议申明，欧美各理事国一一为中国鸣不平，许多与会代表说，世界大多数的政治家能够静听日本代表在国际会议的胡言乱语，而没有急切果断的制裁，真是不可思议。
10月22日，国联再召开大会，英国代表薛尔西称，“日本尤其应该反省自己受到国联制裁的原因，就是日本无端地侵犯中国，致成为20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的绝大污点。”此话一出，全场大鼓掌。日本大使芳泽面呈灰白，态度甚窘。接着大会主席白理安称，对于日本 “先交涉、后撤军”的要求，国联大会不能承认。
10月24日下午，国联理事会续开大会，以13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代表）的表决结果，要求日本务必于11月16日前撤军完毕。此决议再次为日本方面寻找借口而否决，使国联10月24日的决议又变成了一张废纸。
在这期间，日军不停地在东北对银行、关税、邮政进行掠抢，成立伪组织、伪政权。同时，日军已经指向辽宁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锦州，指向山海关，指向长城，指向天津，指向上海，威胁南京，完成了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准备。
对于日军频频的军事行动，欧洲的政治家已经激愤不已。英国殖民副大臣马甘说，“苟和平解决不能维持，则有极大之战事，不仅限于东北一隅。”
对此情态已经难以对付的国联主席私下对中国代表施肇基说，如果日本侵犯锦州，世界舆论必将要求国联采取最强硬行动，国联54个国家的大使将撤离东京，美国也会参加。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辽宁的临时省政府所在地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愤慨地说，“中华民国在东北南部的行政机关，在‘九一八’以前还存在着，现在已经被人取消了。所以美国政府否认一切以武力劫持的非法行为。”国联行政院表示，日本除侵略东三省以外，还到中国东南地区进行侵略与破坏。日军向上海集结，炮击南京。国联行政院再次警告日本立即停止攻击行动，保护租界安全，以最近国联行政院建议解决争端。对此，日本全部拒绝。
1932年1月，日本借口日本僧人与华人打斗致死，进攻上海。日本竟然将上海的公共租借地作为日军登陆地，致使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状态。
1932年2月19日，国联行政院长愤怒斥责日本代表。随后，国联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六次特别大会，一再要求日本遵守国联决议，撤退军队。
对国联一而再，再而三的决议，日本拒不执行，与国联对抗。
国联调查团的结论
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筹备赴远东调查团，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原政务次长李顿为团长，成员有美国欧战时运输司令、少将麦考易，法国欧战前驻华部队参谋长克劳德，德国殖民地专家希尼，意大利伯爵、曾任驻德国公使的马克提，中、日各一名代表，以及秘书若干。
调查团首到日本，日方政府首脑对这个调查团竭力奉迎，以博好感。
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一·二八”后的上海。中国政府自然十分重视，以为是伸张正义、复我领土的一个机会。
新闻界主席史量才在迎接调查团时表示，相信调查团“必能给予全世界热望和平的人们以正直的答复”。
随后，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上海转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的事实及在东北的暴行，东北黑、吉、辽政府秘书长联名致调查团，表示了对国联的期待。
调查团在上海视察了战区，所见之地墙坍壁倒，遍地瓦砾；炮痕弹迹密如蜂窝，战争惨状触目皆是。调查团成员多为军人出身，自然知道这里战事惨烈，极为震惊，用调查团的话来讲，此战事的程度与欧战时期的法国西部大战相当。
一些居住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及宗教界人士专程拜访调查团，控诉日军暴行。
3月26日，调查团到达南京，会见了当时政府的外交、行政院等方面的人士，蒋介石接待了调查团一行。随后，调查团从南京至武汉，再由武汉经济南、天津，转赴北平。一路上，中国各界人士向调查团揭露日军侵略行径。
4月9日，调查团到达北平，东西长安街挂满旗帜。在调查团下榻的北京饭店，两丈宽的巨幅白布，上书中文，下书英文，一落到地。文为“欢迎公正严明的国联调查团”、“中国人民为公理而死，绝不承认丧权侮国之条约”等等。
在北平，张学良将军与各行政主管分别会见调查团，向调查团介绍了情况。闻国联调查团来北平，东北各地申诉信如雪片纷至，调查团突破了日本人的重重障碍，到沈阳和吉林进行实地考察，会见大批民众，参观了北大营。
调查团赴沈阳前，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作了大量的粉饰与伪装，甚至将正在中立医院疗伤的北大营100多名官兵，以移居他处为名加以杀害。最后，日本人干脆拒绝调查团进入黑龙江，不让调查团与中国抗日将领马占山会面。
调查团历6个月之久，编制了11万余字的文件。10月4日返回欧洲。
1933年2月18日国联召开大会，确认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再次确认了日本的侵略责任。日本忿忿然，表示要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决议，要求国联各盟国无论在法律与事实上，均不承认日本拼凑的伪满洲组织，不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国际组织及各项国际联盟的公约，并在会议上驱逐了伪满洲国的所谓“观察员”。
25日，日本正式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据实大量地揭穿日军的侵略罪行，但调查资料有限，语言也多有含糊。国联抨击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虽代表盟约与道义，但也杂有一些私念，即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侵扰。这种现实让中国人清醒起来，对国联的作用有了重新的估计。
迷梦中的觉醒
国联主席曾经对中国代表表示，如果日本拒绝国联的决议，不从侵略地撤军，54个国家将与日本绝交。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没有作到这一点。
国联曾经宣布要对日本断绝商务来往，实行经济封锁，甚至武力干涉，最终，都由于各自的实际利益而未实行。
在国联1931年9月30日的决议为日本拒绝后，中国代表施肇基曾经动情地表示，“中国是国联忠实会员，而且信任国联，我的国家则如轮船，藉此而下碇，深信凭国联条约可以从暴风雨中驶出。国联的条约是和平大厦的栋梁，如果折断，这个大厦就会崩溃。”
施肇基的演说让国联理事国代表无不动容。
时隔一年，即1932年9月27日，继任国联中国代表的颜惠庆博士，密电张学良，称中日纷争，“中国虽有理由，但目前国联各国对日不采取强压手段，故该问题解决的有效办法，即由张将军与华北各将领及民众一致团结，与义勇军合作，在东北全境迅速举行大反攻。”
日本依然视国际公理于无物，一意孤行，攻城掠地，无所顾忌。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进攻上海时，遭到了中方十九路军的猛烈抵抗与打击。日本代表立即火烧火燎地要求国联进行调停，唯恐中国军队的反击造成更大损失。这种矛盾嘴脸，引得国联许多理事国和许多委员极大不满与嘲笑。
李顿调查团报告公布后，国联各理事国对日本再次进行急风暴雨式的抨击，许多国家的代表要求国联必须不作任何保留、无所犹豫，以坚定公正与庄严的态度，采取果断的行动，不能以含混的态度处之；要求各列强国家援助中国；要求国联再次重申，日本所制造的“九一八”事件以来大规模的占领与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日本所说的自卫；满洲国是日本所制造的；同时要求国联加强制裁力量，保证有关决议的执行。
在如此强烈的国际公约决议与舆论面前，日本仍然蛮横无理地拒绝与对抗。发动起来了的日本战争机器，已经碾碎了国际和平的愿望与条约，轰轰然地碾向亚洲以及全球和平的土地。
中国人民在苦难与血泊中等待，得到了真实的教训，即：中国的民族解放要依靠自己，不可能依赖外人。
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抨击
“九一八”后，日军侵略事件成了国联日复一日的重要议题；同样，也成了国际舆论焦点。国际各大新闻社、各重要媒体，以极大的注意力，以公正的眼光，以历史的深度，关注着中国，不断地揭示、抨击、嘲笑日本的所作所为。其报道之频繁，介绍文章之多，其语言之尖刻，分析之深入，情理之深远，是一场空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舆论风暴。
1931年9月26日的《纽约晚报》称：“日本人著现代欧洲之衣冠，然未改变古时之野蛮习惯，其突然以武力进攻沈阳，此种狡诈、不顾国际信义的行为，犹如日本古代的酋长。”
《世界新闻社》10月10日评述，张学良自九一八后，在锦州建立临时省政府，“而日军复出断然之手段，派飞机至锦州上空，抛撒传单，宣称张学良有负东三省民众，日军以保护良民为自己职责，不承认张氏政府，故不得不推翻其公署。抛撒传单之后，以十二架飞机再扔下七十余枚炸弹。”
同年10月15日《世界新闻社》载一名记者评述：“眼下东三省所遭受的事变，其意为日本已经决定阴谋吞并东三省，日本的帝国主义计划，处心积虑，由来已久。”
11月26日《纽约电讯报》称：“日本破坏对美国及其他国家之条约，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日本如果拥有进攻中国的权利，则美国及其他各国也可以进攻日本、炸毁日本城市、推翻日本政府、屠杀日本数千国民。”
《每日先驱报》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征服中国，已下定决心。中国有伟大之内部力量，缓缓发动，与之周旋。其结论是，日本侵略中国，最终之结果并非胜利，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自杀也。”
1932年3月，《泰晤士报》社论论及上海事件，标题为《日本反抗世界》。
1933年英国《观察报》称，“今日世界最为可怕最为危险的事，是日本集中其势力重心巩固其从朝鲜到长城的大陆势力。日本现在已经超越其原来的目标和欲望，前进不已，不惜集全世界非议于一身。我们必须反对‘满洲国’，日本人或许能够顺应理性，或者再驶入盲途，使日本铸下绝顶之错误。则不可避免的结果，将使日本自身万劫不复也。”
1932年瑞士某报纸，要求国联应采取更强硬态度，称“国联已经正式宣布日本违犯公约，实行了侵犯而开战端，在公法上为有罪。国联纵不能以武器助中国，也应以精神助中国。日本如果退出国联，我们应当欢送之，联盟宁无日本以存，也胜于为日本而自杀。”
1933年1月6日，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科里尔周刊》发表负责讲话，称“日本似一爆炸最强烈的火药，一旦点着，势将向全世界爆炸，日本的狂妄心理，可以向国联或任何国联数国轰炸也。”
1933年英国前财长施诺登在《曼彻斯特报》著文，揭露日本的侵略亚洲野心，“日本征服了中国，就可以控制了世界最富庶国家的资源，就可以一蹴而成远东的主人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如果继续发展，将会激起全世界的战争……”
时至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报道与政治家的评论，不能不说，这是国际正义与人道精神抨击日本侵略行为的一场全球风暴。这些文字牢牢地将日本的战争罪行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
结束语
日本的侵略行动未能制止，国联令人失望。各国认为中国的利益不能得到国联的保障，其他国家也只有发展军事以图自保。至此国联的约束能力已低至极点。从这个意义讲，日本的野心导致了国际联盟的衰落。英国至今发行的教科书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摧毁了国际联盟，还引发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对外扩张欲望。
“九一八”，中国没有忘记，国际也没有忘记。历历在案的历史与记录在每个正直的人面前，在每个承担国际道义责任的国家面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基于中日两国长久历史与未来和平相处的必要基础。但在一些日本右翼领导人眼里，不忘的“前事”，仍然是当年的侵略衣钵；后事之“师”，正是那些被供奉着的罪犯。
今日之日本，是否承认了战争的责任？是否清算了战争的责任？
记住历史，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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