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
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
一、中国：“巨变中之不变”
二、“邓小平模式”下中国改革的“安全白线”
三、“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衰变
四、政治衰变意味着什么？
【注释】
二、“邓小平模式”下中国改革的“安全白线”
三、“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衰变
四、政治衰变意味着什么？
【注释】
怎样认识当前的中国、怎样判断未来的中国，在所有的“中国问题”中，这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难解的问题。所有的中国人──有产或无产、精英或平民、党内或党外、在朝或在野、身居国内或身处海外，对这个问题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看法。说“繁荣兴旺、太平盛世”者有之，说“积弊丛生、崩溃在即”者亦有之，说“大国复兴、强权崛起”者有之，说“内忧外患、国将不国”者亦有之。
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拉动、高环境污染、高金融坏帐、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增长的实质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地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
这些大相径庭、尖锐对立的观点似乎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中国官方通常按照是否为中国的现状唱赞歌，将论者划分为“爱国”人士或“海内外反华势力”，这种政治标签也鼓励和激化了“中国观”的两极化。世界各国中，恐怕只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中国观”呈现出如此大的分歧。各种“中国观”之间巨大的差异至少表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现状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
有关“中国观”的讨论中，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当前中国政治特征的分析却并不充分。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过去2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是稳定的，在这个总的判断下，一些政治问题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为什么能如此稳定以及将来如何保持稳定。但笔者认为，尽管当局无意对政治制度作实质性修正，所有的政策都被严格地限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安全白线”之内，但中国的现实政治还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然而，这些政治变化并非当局政策的成果，恰恰相反，它们大都是政治体制失控的“意外”结果，是当局希望竭力避免的。笔者借用核物理学的一个概念，用“衰变”来描述这种政治变化，这个词本身并无贬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衰变，为判断今后中国演变的可能前景提供一种视角。
一、中国：“巨变中之不变”
如果跳出观感型表述，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去思考，对中国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会引出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当前的中国是处在千载难逢的全新世代，还是正陷入又一轮朝代更替的古老循环？是信心十足地向新制度“转型”，还是在无可奈何地守着旧体制僵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是在有条不紊地重整更新，还是不可救药地陷入混乱？
更进一步看，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令人艳羡的和平发展楷模，还是令人忧惧的对世界主流文明的威胁？是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强大引擎，还是专制独裁暴政的最后堡垒？中国正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送去福音，还是在给并不安宁的世界制造隐患？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前景：“崛起”或“崩溃”？“永不变色”或“红旗落地”？“社会动乱”或“和平演变”？“全面小康”或两极分化？是“西化”、“全球化”，还是“苏东化”，抑或“拉美化”或“巴尔干化”[1]？21世纪的地球村将满怀欣喜地期待一个健康成长的中国，还是将手足无措地应付一个破落溃败的中国？显然，在结局显现之前，欲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关于“中国观”的普遍共识是困难的，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任何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一大片反对的声音。
其实，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洋务自强”、“维新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统一”、“抗日救亡”、“新中国成立”、“超英赶美”、“文化革命”……，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大变局。然而，在一幕接一幕的“大革命”、“大变局”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系只是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其主要的“遗传基因”仍然保留了下来。国人每每夸张地震惊于“兴衰存亡”、“生死关头”、“前途命运”，每每做作地欢呼着“天翻地覆”、“史无前例”、“丰功伟绩”，似乎立刻就要脱胎换骨、傲视世界了，可当那些“伟大变革”的尘埃落定之际，他们却屡屡发现自己又被“巨变中之不变”愚弄了。没有变的那些东西似乎永远要比已经变了的那些东西更应该改变，这是近代中国每一次革命、每一次变局之后的共同遗憾。无疑，这让我们对今日中国的改革和变化保持警惕。
要廓清“中国观”的迷雾，理顺中国变化的脉络，或许有必要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从传统帝制到“变态帝制”的转变。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轴。围绕这个轴心，集结了众多的精英势力和民众力量（包括互不相容和相互为敌的各种力量），推动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改良、变法、动乱和革命。与英、美、法、俄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虽然这一诉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史进程，但它从来不是任何“改革”与“革命”的主要动因），而是执着于挽救一个中央集权的旧国家免于分裂、破碎和衰弱的愿望。在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天平上，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份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自由权利的份量，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在这个总体背景下，1911年以民主共和为制度取向的辛亥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帝制在它被颠覆的那一刻又以变态的方式复活了。
1949年，“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重新聚集为一个集权政治的共同体。其实，亡清以后的多年内战，若撇开那些西化的 “主义”、“党”、“领袖” 之类的词藻，与刘邦项羽、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张献忠们的游戏规则并无二致。当“革命”终于陶冶出新一代的“真命天子”之后，又一轮的“改朝换代”也就落下了帷幕，新的执政党因为“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理由在中国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丰功伟绩” 的真实意蕴──“彼可取而代之”──被遮掩了起来，同时它被普遍地理解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甚至被解释为近代中国“根本任务”的“完成”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用来“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是全中国唯一“一贯正确”的政治领袖──超出这一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而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就无所适从了。
民众对新政权与毛的服从，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国悠久的天命帝制和改朝换代传统、中国古老的平均主义大同社会理想、新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及其政治精英们精心编造的“一贯正确”与“雄才大略”神话等因素。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毛成了真理的化身，在世俗观念里，毛就是“天子”；被肢解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被虚饰了的中国传统帝制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本人称之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以“斯大林加朱元璋”来比喻毛式体制则更为贴切。而许多文化知识精英认同毛及其同事们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资格和权威，并不是因为后者建立了一个取代大清帝制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更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在恢复这个专制大国“仰赖万岁”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凝聚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分类，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的变态帝制具有卡理斯玛型统治与传统型统治相结合的变形特征[2]。但是，社会主义变态帝制的统治结构不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它在两个方面面临严重的困局：一是毛泽东的卡理斯玛品质（或译作“超凡魅力”）不可能由个人继承，亦很难向“党”的后继统治群体转移，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这种制度存在着内生的难处[3]；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法以其实效证明它优于自由民主制度，这又影响到卡理斯玛型领袖的权威，于是急躁冒进的政策反而导致更大的失败，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其政治经济政策已全面破产，无法延续，因此在党内外出现了对政策、制度乃至领袖的“信仰危机”。事实上，从毛泽东的晚年起，变态帝制就不得不应对“接班人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双重困局。毛泽东死后，虽然他的画像依然居高临下地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却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冲击，这是毛未曾预料到的、也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巨变”。
二、“邓小平模式”下中国改革的“安全白线”
1989年“六四”之后，当邓小平将他与毛的关系描述为“第一代”与“第二代”（即“一世”与“二世”）的“帝制”继承关系时，他刻意掩饰了毛泽东死后“变态帝制”权力秩序重新组合的真实原因。邓小平其实并不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作为一个曾几度被罢黜的政治人物，邓的上台是“接班人危机”的产物，他的复出意味着毛建立的制度某种程度上的“权力链条断裂”。这一断裂既意味着政策层面的断裂，也是治理模式的断裂，当邓击败毛的正式继承人华国锋而执掌最高权力时，其意义不啻于毛氏“变态帝制”之颠覆。这注定了邓小平时代必然会带有一些“非毛化”特征，因此，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既然权力不是来源于继承，那么，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以“改革”的方式来重建。从此，中国迎来了经济改革的时代。
邓小平时代以经济改革闻名，但变化的源头却是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放思想”和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循着一条“思想路线（意识形态改革）──政治路线（统治合法性重建）──组织路线（权力斗争与重组）──经济路线（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路线图”前进。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与“成功经验”是“只经改不政改”的观点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邓时代与毛时代相比，的确有很多差别，比如，政治高压有所减弱，经济自由有所放大，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对外部世界有所开放，但邓时代仍然是毛时代的局部延续。让邓小平登上权位的主要力量是在“文革”时期从政治舞台上跌落的中共元老们，所以邓小平及其执政团队几乎无法悖逆代表特权利益的党内元老们。在邓时代的初期，变革大体上是一个良性的过程，表现出理性化、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的特征，以至于不少知识分子曾普遍预期，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平缓、自然、有序地过渡到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新时代。然而，这种预期被证明只是一个梦想。一些知识精英曾经想从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导人身上找寻中国突破旧体制的希望，这种希望终于在1989年化为泡影。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中共领导集团对于意识形态、政治领域的“改革”乃是着意于修补和维持，它并不以放弃思想控制和政治垄断、建立新型政治制度为目标，而是试图维持老一套的但略微有别于毛时代的思想控制和政治垄断的体制。因此，政治意识形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分裂，构成了邓小平时代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中国特色”。换言之，邓小平对毛氏“变态帝制”的颠覆，并未给中国带来政体的“光荣革命”，却造就了政治体制的“光武中兴”。
对中共领导集团而言，国家富强确实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目标函数，但这有一个严格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永葆权力，要使特权利益阶层的地位和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将开放的市场经济与封闭的专制政治组合在一起，这大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邓以为只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改革开放”，又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就可以长久地生长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上，如此则经济改革不会威胁到“变态帝制”的生存。1989年“六四”的枪声就是当局表达这一选择的暴力手段，中国的变化从此被严格地限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安全白线”之内。
“六四”是改革时代的分水岭。“六四”前后“改革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此前的改革以“创新”（如政治上淘汰毛式教条、经济上改革计划经济模式）为己任，此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次，此前的改革大多是借助“群众”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冲动“顺势而为”，此后则对民间的自发改革力量深感不安、极力排拒；再次，此前的“改革”多以港澳台、“四小龙”、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此后则以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为警钟，呈现自负、保守、戒备和与人为敌的特征。大体上可以说，“六四”之后变化仍在继续，但实质性的、突破性的“改革”已经终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是松动了一度踩得过死的“刹车”，维持了前期经济改革的惯性，但并未开启新的制度变革之门。
三、“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衰变
“六四”之后，尽管当局无意对政治制度作实质性修正，但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还是发生了变化，其后果正在逐渐显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变化将会产生更加剧烈的社会后果。不过，中国的这些政治变化大都是政治体制失控的“意外”结果。在大多数情形下，政治格局的任何真正变化都会让当局产生不适应症、不安全感，甚至引起过度的警觉、戒惧和恐慌。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化，都是当局极力避免却又无力挽回的，是其不得不强吞下去的苦果。中国的政治变化仿如原子核的“衰变”（不稳定的大原子核越变越小、凝聚力越来越弱），日益衰弱的旧体制、旧传统、旧教条、旧权威无法维持原状，元气渐失，外强中干。
“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所发生的一系列静悄悄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效力弱化；官僚集团的内聚力逐渐涣散，传统的“条条块块”官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和“中间梗阻”；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逐渐恶化；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区域性官商联盟不断壮大；正式权力日益衰败而非正式权力日益兴盛；基层权力机构逐渐与底层民间社会走向全面对立；“先富阶层”、宗族豪强、社会黑恶势力通过与官员（或其亲属）结盟的方式逐渐获得了愈来愈大的政治话语空间和政治活动能力，甚至以“非正式的”方式实际“接管”和行使一些至关重要的地区性公共权力。因此，毛时代所确立的、邓时代所固守的集权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部冲击和外部抵制。下面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规则体系纸面化，权力功能全面退化。在正式的权力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上欺下、蒙混过关，拖延推诿、敷衍塞责，文山会海、公文旅行等等现象。这些情况在1989年以前还只是一时一地的反常现象，而1989年后则逐渐演变成通常型、习惯性的官场日常状态。不同职能的党政权力部门、相同职能的上下隶属的权力机关，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乃至互相拆台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近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一部法律能始终不渝地真正得到贯彻，也几乎没有一项规章制度──无论是警察们的“文明执法守则”还是村民委员会的“村务公开制度”──颁布后能真正严格遵行。每年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党政部门下达的政令法规数以万计，却几乎没有一件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的，相反，各种政令、法规、指示均不同程度地被扭曲性执行、限制性执行和选择性执行，而上级对此也只能默认。结果，任何法令、政策或任何级别的“领导批示”，都不再具有真正的权威，其意义充其量只是纸面上的，而所有或大或小的权力又都以某种不合正式体制的方式、在某个灰色地带成为真正的权威。潜规则大行其道，显规则黯然失色。权力层层消解、政策步步变形。大到政府机构改革、反腐肃贪、农村减负，小到治理乱穿制服、公路“三乱”和公费旅游等等，全都是雷大雨小一风吹。貌似极端强大的专制政权、似乎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一旦落到实处时却常常无功而返。
由于行政司法体系的低能和低效，中间梗阻强劲，中央的政令被敷衍抵制的状态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2004年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地方当局不仅用“假撤职”蒙骗国务院调查组，而且调查组前脚刚走，地方政府就拒不执行为患病婴儿免费治疗的上级决策。又如，为了解决黑龙江鸡西市一起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案件，总理温家宝3次批示、黑龙江省委两次“督办”，鸡西市党政部门却反复欺骗上级，直到温家宝为此派出国务院调查组才勉强解决问题。这类事例已不胜枚举，为公众所知晓者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此情形已然成为当前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常态。
事实上，政令传动的链条已经局部断裂，在缺乏“非正当利益”、“灰色收入”作润滑剂的地方，法律政令和上级权威已经驱动不了权力这架老旧机器，中国的权力体系正在日益衰败，其正常功能正在全面退化。
其次，中央集权体制无序地向“多中心”、“多极化”和“分散化”演变。由于这一演变趋势并非建立在民主化、法治化的权力分享框架中，其过程是混乱的，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消极意义。邓小平死后，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高层权力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军事、财经、人事组织、宣传、纪检监察、政法等系统的协调整合越来越差；地方政府则日益坐大，对上封锁信息、对下封锁政策，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经济割据”大行其道；许多县级以下政府的权力已被地方豪强掌控，流氓化、土匪化、黑社会化的趋向十分明显。在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一国之内，东西南北之间的经济政策差异、实际税负差异和各地的执法标准、司法尺度的巨大差异，远远大于联邦制下的美国各州，而省际市场之间的贸易壁垒更远远超过欧盟25国。
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架构已无力在中央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官员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实行稳定而有效的调节和平衡，更无法在统治集团内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民众之间进行利益整合和有效的政治动员。以财权为例，在“分税制”实施之前，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财政又濒临破产。再以当前的“宏观调控”为例，表面上它是为了实现经济降温和“软着陆”，实质上，它是中央政府试图打破地方政府、当地企业和银行的利益“铁三角”，遏制地方豪强瓜分土地资源和银行资产的一种努力，试图藉此重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经济权益，但这种努力已遭到强烈的抵制，最后只能象往常那样以“捏软柿子”式的、“杀鸡儆猴”式的结局收场。
统治集团形成“集中统一意志”的能力已不复存在，5级政权机构的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协调（地方合法财源不足是地方政权黑恶化的原因之一），官府与民争利、机关与企业争利、中央与地方争利、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争利。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地方化、部门化、利益化、商品化、金钱化趋势日益严重，而且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互相争夺审批权、控制权、收费权和罚款权，比如办一个流动公厕竟有4个部门下发管理收费文件（此事发生于广东珠海）之类的怪事屡见不鲜。
再次，统治权威弱化，统治艺术钝化。毛泽东的帝王加教主式的统治权术以政治暴力、马列教义和个人崇拜三者为其支柱，实际上是携内战余威，以镇压与恐怖以及洗脑灌输为后盾的。过去二十多年来，马列教义因经济改革而濒临死亡，由“第三代核心”发动的对自己的小规模个人崇拜几乎成了闹剧，新意识形态的构造工程再难奏效，权势集团虽然握有巨大的权力，却缺乏行使权力的足够政治道德权威，无法得到下属和民众自觉的服从。于是，最高权力当局企图以“收买官心”的方式阻止法治和分权时代的来临，即便是掌握最高军权的军委主席，也不得不依靠晋衔拜将的方式收买上层军官，而各级党政领导则以默认和纵容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来获得下属官僚的“忠诚”。
缺乏政治道德权威、又没有足够财源的中央权力为了能继续号令地方政权，就不得不允许后者用非法手段夺取下层民众的利益（或者“睁一眼闭一眼”佯作不知），结果这种对下层民众的非法剥夺就成了中国官场的日常生存方式。于是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就成了这种“政治稳定”模式的绝对牺牲品。
当权势集团面对极度不满的民众时，他们丧失了所有可能的安抚民心的工具，既没有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画饼，也没有邓小平时代前期的经济政策实惠，空洞的嘴上“恩德”和纸上承诺早被地方政权的“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一笔勾销，唯一可做的便是“一推、二拖、三打压”。面对民怨，地方与中央互相推诿，执法部门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互相推诿；实在推托不下去了，就以拖代办、迁延不决或者治标不治本；倘若民众的不满仍然未被磨灭，就对不服从者痛下杀手。
毫无疑问，这样的统治术绝不可能强化统治权威的民意基础，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即使暂时有效，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统治效力。压制民怨的结果是使不满扩大和升级，从对基层干部和政权的不满，演变为对县委、省委乃至中央的不满，由对某项政策的不满演变为对全局的不满。十多年来层出不穷的农民抗暴、市民静坐，2002年以来规模空前的“信访洪峰”、民间维权浪潮，便是充分的证明。
第四，官僚机构普遍地“不务正业”，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公务犯罪”无处不在，正式权力日益衰朽、非正式的权力日益兴盛，权力机构发生严重的异化和蜕变。正式权力的衰朽一方面表现为正式的权力部门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在上级机构面前、在被统治者的合法申告面前、在弱势民众的巨大苦难面前无动于衷、消极应付或无所作为[4]，另一方面表现为官僚机构与非正式的权力主体（主要是官商利益联盟）互相勾结、“接管”政权。他们在正式权力的掩护下四处出击，垄断公共资源、国有财产、工商业收益或收益机会；在官府的默许下，官员的家族子弟和社会关系、地方黑恶势力、行贿者、奸商等，获得了非法运用公共权力、非法剥夺民众利益的便利和机会。
党非党，政非政，公务员近于收费员，执法队近于抢劫队，该做的事不做（或做不了）、不该做的事却大做特做，地方政权机构热衷于搞“土政策”、打“擦边球”，热衷于跑资金、上项目，拒不履行公共责任、拒不提供社会服务，对强者“法外施恩”、对弱者横征暴敛，官商合流、亦红亦黑、官匪一家……。这便是许多党政权力机构的真实形像。
正式权力的衰朽与非正式权力的兴盛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导致前者的蜕变和异化，党政权力机构不仅绝少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甚至也逐渐不再向上级负责、对上层权力效忠。
2004年在全国引起轰动的黑龙江省“马德、韩桂芝卖官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个地级市里许多党政官员的官位居然是通过向上司行贿的方式获得的，显然，这些官员及其掌管的权力机构除了看重金钱之外，既不尊重法律或民意，也很难真正忠于他们那些一个比一个贪婪的上司。
从实质上看，很多党政权力机构已经变为一些主要对官员本人、本人所属的贪贿群体和本人的嫡系“恩主”负责的机构，表面上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已经空心化了的中央权威，但实质上却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半官方”或“非官方”机构。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批更换东北的官员甚至直接插手本属于省权的厅、处级官员的任命即可看出，中央对地方权力机构的“非官方化”蜕变深感忧虑。可是，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只能依靠这些“半官方”、“非官方”机构维持运作，毕竟，这些充斥着贪赃枉法者、欺世盗名者、流氓黑势力的“半官方”机构仍然比民众更值得中枢权力信任，舍此中央权力就只剩下一具空壳了。
第五，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重组，执政党开始面临慢性解体。在毛时代，中共凭借乌托邦理想的凝聚力与卡理斯玛型领袖的个人感召力，靠列宁主义的非民主组织原则和严酷的组织纪律，靠“入党”与“提干”、“党票”与“官票”之间的制度性关联，维持着其庞大的组织形态。然而，1989年以后，理想和领袖的感召力渐渐消亡了。虽然目前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其6,800万党员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但这些党员并没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谈不上共同的理想，也不再有令他们敬畏的领袖，党员中的平民与权势者不仅生活和社会地位天差地别，彼此的利益也全然不同。
这个政治团体诸多成员之间如此松散的关系，早已不再能产生为党奋斗的凝聚力，相反，“大难临头各自飞”却是十分自然的结局。对许多平民党员来说，无论人们赞颂或非议这个党，似乎都与自己的利害荣辱无关。今天的执政党之主流成员更象一个“权贵沙龙”，它最大的积极意义不过是象科举制度那样为官僚系统储备人才，但它不如科举机制那样标准化、规范化和公正化。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政治表象的背后，那个曾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党实际上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往的状态了。
四、政治衰变意味着什么？
以上关于中国正发生政治衰变的判断，可能会引起诸多争议。从批评者的立场来看，至少可能会有如下反驳：
其一，中国持续实现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尽管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准确性不高，单纯追求GDP增长率的代价也很大，但中国的经济至今未停滞或衰退，那么，经济的增长与政治的衰变为何同时并存而互不冲突？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成就不是恰恰证明了政治体系的持久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吗？假如政治体系逐渐丧失活力，经济系统的活力何以能“特立独行”？
其二，尽管现行政治体系在诸如治理腐败、平衡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极不称职，亦极其无能，尽管现行体制的道德权威严重不足，政令不畅、法律不彰，尽管民间的上访、维权以至暴力反抗行动从未间断且愈演愈烈，然而，所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仍然处于当局和民众都可以继续忍耐的范围之内。现行体系的基本统治体系依然完好，它对全国广大地域的控制也似乎还“得心应手”。当前中国尚无能力解决的种种困难与问题，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说明当局的“政治文明”有所欠缺、“执政能力”不足而已。有何理由认定中国这套有效运转的政治体系正在遭遇全面的衰变？
其三，前面提到的中国“变态帝制”所面临的“接班人危机”已不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与新领导人平稳交接了最高权力，这说明中国的政体仍然具有自我调适和更新能力。
其四，中共脱离了它原来的工农背景而向资本家敞开大门，并非坏事，这反而有利于它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实用主义气息浓厚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讲”、“以德治国”、“三个代表”，到胡温当局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说明中共正在不遗余力地构筑新的信念体系。通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求援，向儒家传统回归，中共在应对信仰危机的问题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信仰危机”云云是否有夸大其辞之嫌？
笔者承认，上述驳辩逻辑上自成其说，但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足以推翻“中国的政治衰变”这一事实。
首先，以经济成就证明政治体制合理的论点无法成立。经济增长从来都不足以挽救一种落后的政治体系，亦绝不会“自然而然”地引发政治与法律制度的稳定转型，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这样的例证。用牺牲政治转型以成全经济增长，属于临时性措施，不可能成为持久依托的发展模式。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民主、自由与经济的增长不具有线性关系，但民主与自由也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5]。正是中国目前走的这种道路产生了“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的疑问，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能回答这一疑问，也无法自我正名。只有政治的进步才能带来发展的公正。
其次，目前中国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同样不能证明政治体系的强大或合理，它至多也只能证明政治对立面的弱小无力。当年大清朝、沙皇俄国、前苏联的政治体系急剧衰变时，也比它的反抗者看起来强大得多（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像样的、集结成组织的反对力量）。如果非要等到一个国家陷入内乱或无政府状态时才愿意承认它的衰朽，那只能证明观察者的无知或研究者的无能。
再次，中国的“接班人危机”远未解决，如果所谓的“接班人”仍然以黑箱作业、私相授受的方式产生，即使这位“接班人”天纵英明，也无法保证“禅让”的过程在台前与幕后都能理性、和平而有序，更无法令这一“接班人”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被全党乃至国民认可。同样，“信仰危机”的现实存在，也不是粉饰所能遮掩的。当局之所以强调“与时俱进”，不断地“理论创新”，一个新“提法”还未铺开，另一套“新思想”又粉墨登场，从“以德治国”、“三个代表”、“三个为民”、“两个务必”、“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到“构建和谐社会”，走马灯式的口号秀、文字秀恰恰说明，当局正面对着“信仰危机”的巨大困窘，而不得不乞灵于一些并无实质内容的表面宣传。
本文中使用的“衰变”一词借用自核物理学的概念，其本身并无贬义。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有关，却并非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其实恰恰是当局欲极力避免的局面）。与中国政治的“衰变”相伴随的，不仅有政治腐败的普遍化、社会两极化，还有潜伏的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甚至不能排除“衰变”的最后结局就是“崩溃”。如果说，中国的政治衰变有什么副产品的话，那就是它为经济社会的进步准备了条件、预留了空间。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的政治衰变具有积极意义。意识形态效能的弱化将使中国的政治更趋于理性；集权的慢性消解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政治的多元化；非正式权力的逐渐兴盛将给未来的多党竞争制度创造出想象空间。
当前的中国并未形成建立成熟的体制之条件。它面临着向发达国家学习、向市场经济转型、向民主政治迈进、向主流文明靠拢的艰巨任务，这本来需要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而当局却不愿意、不敢或无法推行系统的变革，只是局部地、零打碎敲地实施有限的“改革”。因此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远未定型的过渡阶段，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千头万绪，不同阶层的人生存状态各异，认知不同，社会的分化与重新整合在短期内恐怕也难见分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现状仍然是一片混沌，未来的走向则难以预料。
如果要预期中国政治衰变的结果并估计各种可能的前景，或许只能作以下判断：
毛泽东创立的“变态帝制”必然没落，绝无振衰起弱之可能；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以“孤军作战”的姿态一举成功，它或者被政治衰变拖下水，或者把政治衰变引向实质性的政治转型；
政治衰变将会继续下去，直至出现某种巨大的危机事态，比如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它或者会挺过危机而陷入僵化状态，或者在危机中积衰变为激变。
概言之，在毛泽东创立的政治制度下，中国恐怕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制度终将解体，而中国社会将从此获得蓬勃的生机。约翰·洛克说过，政府的解体，并不等于社会的解体[6]。与大多数爱国者一样，笔者不喜欢“中国崩溃论”中包含的“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社会崩溃”之意涵，中国的某些东西会崩溃，但中国不会崩溃。
【注释】
[1] “拉美化”一词在中国的含义颇为复杂，温家宝在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即强调人均GDP越过1000美元后会遭遇“矛盾凸显期”，可能有好的和坏的两种前景，那种坏的前景便是象拉美国家一样陷入长期停滞、危机和动乱。“巴尔干化”是指一党专制崩溃后引发国家危机，民族矛盾激化，然后是战乱、“西方阴谋”和国际干涉，最后政权解体并且分疆裂土。
[2] 参见《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中国传统帝制有两种权力继承模式：一种是体制化的、世袭的“嗣子继承制”，另一种是未经体制化的不稳定的“禅让制”或“指定继承制”。目前中国最高权力的继承仍然沿袭传统帝制下的“指定继承制”，即由前任指定并培养继承人，并获得高层小圈子里的认可。
[4] 一件骇人听闻的最新事例是，2005年3月7日，一青年张衡生因车祸受伤，在村民多次报警后公安、交警、民政等部门拒不处理，致5天后张衡生在路边冻饿而死。
[5] 参见阿马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19章中说：“一个人要明确地谈论政府的解体问题，就应该首先把社会的解体和政府的解体区别开来”。
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拉动、高环境污染、高金融坏帐、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增长的实质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地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
这些大相径庭、尖锐对立的观点似乎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中国官方通常按照是否为中国的现状唱赞歌，将论者划分为“爱国”人士或“海内外反华势力”，这种政治标签也鼓励和激化了“中国观”的两极化。世界各国中，恐怕只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中国观”呈现出如此大的分歧。各种“中国观”之间巨大的差异至少表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现状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
有关“中国观”的讨论中，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当前中国政治特征的分析却并不充分。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过去2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是稳定的，在这个总的判断下，一些政治问题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为什么能如此稳定以及将来如何保持稳定。但笔者认为，尽管当局无意对政治制度作实质性修正，所有的政策都被严格地限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安全白线”之内，但中国的现实政治还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然而，这些政治变化并非当局政策的成果，恰恰相反，它们大都是政治体制失控的“意外”结果，是当局希望竭力避免的。笔者借用核物理学的一个概念，用“衰变”来描述这种政治变化，这个词本身并无贬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衰变，为判断今后中国演变的可能前景提供一种视角。
一、中国：“巨变中之不变”
如果跳出观感型表述，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去思考，对中国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会引出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当前的中国是处在千载难逢的全新世代，还是正陷入又一轮朝代更替的古老循环？是信心十足地向新制度“转型”，还是在无可奈何地守着旧体制僵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是在有条不紊地重整更新，还是不可救药地陷入混乱？
更进一步看，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令人艳羡的和平发展楷模，还是令人忧惧的对世界主流文明的威胁？是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强大引擎，还是专制独裁暴政的最后堡垒？中国正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送去福音，还是在给并不安宁的世界制造隐患？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前景：“崛起”或“崩溃”？“永不变色”或“红旗落地”？“社会动乱”或“和平演变”？“全面小康”或两极分化？是“西化”、“全球化”，还是“苏东化”，抑或“拉美化”或“巴尔干化”[1]？21世纪的地球村将满怀欣喜地期待一个健康成长的中国，还是将手足无措地应付一个破落溃败的中国？显然，在结局显现之前，欲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关于“中国观”的普遍共识是困难的，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任何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一大片反对的声音。
其实，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洋务自强”、“维新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统一”、“抗日救亡”、“新中国成立”、“超英赶美”、“文化革命”……，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大变局。然而，在一幕接一幕的“大革命”、“大变局”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系只是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其主要的“遗传基因”仍然保留了下来。国人每每夸张地震惊于“兴衰存亡”、“生死关头”、“前途命运”，每每做作地欢呼着“天翻地覆”、“史无前例”、“丰功伟绩”，似乎立刻就要脱胎换骨、傲视世界了，可当那些“伟大变革”的尘埃落定之际，他们却屡屡发现自己又被“巨变中之不变”愚弄了。没有变的那些东西似乎永远要比已经变了的那些东西更应该改变，这是近代中国每一次革命、每一次变局之后的共同遗憾。无疑，这让我们对今日中国的改革和变化保持警惕。
要廓清“中国观”的迷雾，理顺中国变化的脉络，或许有必要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从传统帝制到“变态帝制”的转变。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轴。围绕这个轴心，集结了众多的精英势力和民众力量（包括互不相容和相互为敌的各种力量），推动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改良、变法、动乱和革命。与英、美、法、俄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虽然这一诉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史进程，但它从来不是任何“改革”与“革命”的主要动因），而是执着于挽救一个中央集权的旧国家免于分裂、破碎和衰弱的愿望。在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天平上，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份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自由权利的份量，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在这个总体背景下，1911年以民主共和为制度取向的辛亥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帝制在它被颠覆的那一刻又以变态的方式复活了。
1949年，“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重新聚集为一个集权政治的共同体。其实，亡清以后的多年内战，若撇开那些西化的 “主义”、“党”、“领袖” 之类的词藻，与刘邦项羽、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张献忠们的游戏规则并无二致。当“革命”终于陶冶出新一代的“真命天子”之后，又一轮的“改朝换代”也就落下了帷幕，新的执政党因为“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理由在中国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丰功伟绩” 的真实意蕴──“彼可取而代之”──被遮掩了起来，同时它被普遍地理解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甚至被解释为近代中国“根本任务”的“完成”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用来“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是全中国唯一“一贯正确”的政治领袖──超出这一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而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就无所适从了。
民众对新政权与毛的服从，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国悠久的天命帝制和改朝换代传统、中国古老的平均主义大同社会理想、新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及其政治精英们精心编造的“一贯正确”与“雄才大略”神话等因素。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毛成了真理的化身，在世俗观念里，毛就是“天子”；被肢解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被虚饰了的中国传统帝制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本人称之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以“斯大林加朱元璋”来比喻毛式体制则更为贴切。而许多文化知识精英认同毛及其同事们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资格和权威，并不是因为后者建立了一个取代大清帝制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更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在恢复这个专制大国“仰赖万岁”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凝聚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分类，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的变态帝制具有卡理斯玛型统治与传统型统治相结合的变形特征[2]。但是，社会主义变态帝制的统治结构不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它在两个方面面临严重的困局：一是毛泽东的卡理斯玛品质（或译作“超凡魅力”）不可能由个人继承，亦很难向“党”的后继统治群体转移，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这种制度存在着内生的难处[3]；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法以其实效证明它优于自由民主制度，这又影响到卡理斯玛型领袖的权威，于是急躁冒进的政策反而导致更大的失败，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其政治经济政策已全面破产，无法延续，因此在党内外出现了对政策、制度乃至领袖的“信仰危机”。事实上，从毛泽东的晚年起，变态帝制就不得不应对“接班人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双重困局。毛泽东死后，虽然他的画像依然居高临下地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却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冲击，这是毛未曾预料到的、也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巨变”。
二、“邓小平模式”下中国改革的“安全白线”
1989年“六四”之后，当邓小平将他与毛的关系描述为“第一代”与“第二代”（即“一世”与“二世”）的“帝制”继承关系时，他刻意掩饰了毛泽东死后“变态帝制”权力秩序重新组合的真实原因。邓小平其实并不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作为一个曾几度被罢黜的政治人物，邓的上台是“接班人危机”的产物，他的复出意味着毛建立的制度某种程度上的“权力链条断裂”。这一断裂既意味着政策层面的断裂，也是治理模式的断裂，当邓击败毛的正式继承人华国锋而执掌最高权力时，其意义不啻于毛氏“变态帝制”之颠覆。这注定了邓小平时代必然会带有一些“非毛化”特征，因此，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既然权力不是来源于继承，那么，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以“改革”的方式来重建。从此，中国迎来了经济改革的时代。
邓小平时代以经济改革闻名，但变化的源头却是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放思想”和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循着一条“思想路线（意识形态改革）──政治路线（统治合法性重建）──组织路线（权力斗争与重组）──经济路线（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路线图”前进。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与“成功经验”是“只经改不政改”的观点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邓时代与毛时代相比，的确有很多差别，比如，政治高压有所减弱，经济自由有所放大，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对外部世界有所开放，但邓时代仍然是毛时代的局部延续。让邓小平登上权位的主要力量是在“文革”时期从政治舞台上跌落的中共元老们，所以邓小平及其执政团队几乎无法悖逆代表特权利益的党内元老们。在邓时代的初期，变革大体上是一个良性的过程，表现出理性化、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的特征，以至于不少知识分子曾普遍预期，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平缓、自然、有序地过渡到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新时代。然而，这种预期被证明只是一个梦想。一些知识精英曾经想从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导人身上找寻中国突破旧体制的希望，这种希望终于在1989年化为泡影。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中共领导集团对于意识形态、政治领域的“改革”乃是着意于修补和维持，它并不以放弃思想控制和政治垄断、建立新型政治制度为目标，而是试图维持老一套的但略微有别于毛时代的思想控制和政治垄断的体制。因此，政治意识形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分裂，构成了邓小平时代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中国特色”。换言之，邓小平对毛氏“变态帝制”的颠覆，并未给中国带来政体的“光荣革命”，却造就了政治体制的“光武中兴”。
对中共领导集团而言，国家富强确实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目标函数，但这有一个严格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永葆权力，要使特权利益阶层的地位和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将开放的市场经济与封闭的专制政治组合在一起，这大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邓以为只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改革开放”，又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就可以长久地生长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上，如此则经济改革不会威胁到“变态帝制”的生存。1989年“六四”的枪声就是当局表达这一选择的暴力手段，中国的变化从此被严格地限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安全白线”之内。
“六四”是改革时代的分水岭。“六四”前后“改革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此前的改革以“创新”（如政治上淘汰毛式教条、经济上改革计划经济模式）为己任，此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次，此前的改革大多是借助“群众”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冲动“顺势而为”，此后则对民间的自发改革力量深感不安、极力排拒；再次，此前的“改革”多以港澳台、“四小龙”、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此后则以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为警钟，呈现自负、保守、戒备和与人为敌的特征。大体上可以说，“六四”之后变化仍在继续，但实质性的、突破性的“改革”已经终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是松动了一度踩得过死的“刹车”，维持了前期经济改革的惯性，但并未开启新的制度变革之门。
三、“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衰变
“六四”之后，尽管当局无意对政治制度作实质性修正，但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还是发生了变化，其后果正在逐渐显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变化将会产生更加剧烈的社会后果。不过，中国的这些政治变化大都是政治体制失控的“意外”结果。在大多数情形下，政治格局的任何真正变化都会让当局产生不适应症、不安全感，甚至引起过度的警觉、戒惧和恐慌。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化，都是当局极力避免却又无力挽回的，是其不得不强吞下去的苦果。中国的政治变化仿如原子核的“衰变”（不稳定的大原子核越变越小、凝聚力越来越弱），日益衰弱的旧体制、旧传统、旧教条、旧权威无法维持原状，元气渐失，外强中干。
“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所发生的一系列静悄悄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效力弱化；官僚集团的内聚力逐渐涣散，传统的“条条块块”官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和“中间梗阻”；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逐渐恶化；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区域性官商联盟不断壮大；正式权力日益衰败而非正式权力日益兴盛；基层权力机构逐渐与底层民间社会走向全面对立；“先富阶层”、宗族豪强、社会黑恶势力通过与官员（或其亲属）结盟的方式逐渐获得了愈来愈大的政治话语空间和政治活动能力，甚至以“非正式的”方式实际“接管”和行使一些至关重要的地区性公共权力。因此，毛时代所确立的、邓时代所固守的集权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部冲击和外部抵制。下面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规则体系纸面化，权力功能全面退化。在正式的权力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上欺下、蒙混过关，拖延推诿、敷衍塞责，文山会海、公文旅行等等现象。这些情况在1989年以前还只是一时一地的反常现象，而1989年后则逐渐演变成通常型、习惯性的官场日常状态。不同职能的党政权力部门、相同职能的上下隶属的权力机关，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乃至互相拆台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近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一部法律能始终不渝地真正得到贯彻，也几乎没有一项规章制度──无论是警察们的“文明执法守则”还是村民委员会的“村务公开制度”──颁布后能真正严格遵行。每年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党政部门下达的政令法规数以万计，却几乎没有一件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的，相反，各种政令、法规、指示均不同程度地被扭曲性执行、限制性执行和选择性执行，而上级对此也只能默认。结果，任何法令、政策或任何级别的“领导批示”，都不再具有真正的权威，其意义充其量只是纸面上的，而所有或大或小的权力又都以某种不合正式体制的方式、在某个灰色地带成为真正的权威。潜规则大行其道，显规则黯然失色。权力层层消解、政策步步变形。大到政府机构改革、反腐肃贪、农村减负，小到治理乱穿制服、公路“三乱”和公费旅游等等，全都是雷大雨小一风吹。貌似极端强大的专制政权、似乎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一旦落到实处时却常常无功而返。
由于行政司法体系的低能和低效，中间梗阻强劲，中央的政令被敷衍抵制的状态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2004年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地方当局不仅用“假撤职”蒙骗国务院调查组，而且调查组前脚刚走，地方政府就拒不执行为患病婴儿免费治疗的上级决策。又如，为了解决黑龙江鸡西市一起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案件，总理温家宝3次批示、黑龙江省委两次“督办”，鸡西市党政部门却反复欺骗上级，直到温家宝为此派出国务院调查组才勉强解决问题。这类事例已不胜枚举，为公众所知晓者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此情形已然成为当前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常态。
事实上，政令传动的链条已经局部断裂，在缺乏“非正当利益”、“灰色收入”作润滑剂的地方，法律政令和上级权威已经驱动不了权力这架老旧机器，中国的权力体系正在日益衰败，其正常功能正在全面退化。
其次，中央集权体制无序地向“多中心”、“多极化”和“分散化”演变。由于这一演变趋势并非建立在民主化、法治化的权力分享框架中，其过程是混乱的，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消极意义。邓小平死后，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高层权力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军事、财经、人事组织、宣传、纪检监察、政法等系统的协调整合越来越差；地方政府则日益坐大，对上封锁信息、对下封锁政策，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经济割据”大行其道；许多县级以下政府的权力已被地方豪强掌控，流氓化、土匪化、黑社会化的趋向十分明显。在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一国之内，东西南北之间的经济政策差异、实际税负差异和各地的执法标准、司法尺度的巨大差异，远远大于联邦制下的美国各州，而省际市场之间的贸易壁垒更远远超过欧盟25国。
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架构已无力在中央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官员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实行稳定而有效的调节和平衡，更无法在统治集团内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民众之间进行利益整合和有效的政治动员。以财权为例，在“分税制”实施之前，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财政又濒临破产。再以当前的“宏观调控”为例，表面上它是为了实现经济降温和“软着陆”，实质上，它是中央政府试图打破地方政府、当地企业和银行的利益“铁三角”，遏制地方豪强瓜分土地资源和银行资产的一种努力，试图藉此重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经济权益，但这种努力已遭到强烈的抵制，最后只能象往常那样以“捏软柿子”式的、“杀鸡儆猴”式的结局收场。
统治集团形成“集中统一意志”的能力已不复存在，5级政权机构的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协调（地方合法财源不足是地方政权黑恶化的原因之一），官府与民争利、机关与企业争利、中央与地方争利、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争利。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地方化、部门化、利益化、商品化、金钱化趋势日益严重，而且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互相争夺审批权、控制权、收费权和罚款权，比如办一个流动公厕竟有4个部门下发管理收费文件（此事发生于广东珠海）之类的怪事屡见不鲜。
再次，统治权威弱化，统治艺术钝化。毛泽东的帝王加教主式的统治权术以政治暴力、马列教义和个人崇拜三者为其支柱，实际上是携内战余威，以镇压与恐怖以及洗脑灌输为后盾的。过去二十多年来，马列教义因经济改革而濒临死亡，由“第三代核心”发动的对自己的小规模个人崇拜几乎成了闹剧，新意识形态的构造工程再难奏效，权势集团虽然握有巨大的权力，却缺乏行使权力的足够政治道德权威，无法得到下属和民众自觉的服从。于是，最高权力当局企图以“收买官心”的方式阻止法治和分权时代的来临，即便是掌握最高军权的军委主席，也不得不依靠晋衔拜将的方式收买上层军官，而各级党政领导则以默认和纵容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来获得下属官僚的“忠诚”。
缺乏政治道德权威、又没有足够财源的中央权力为了能继续号令地方政权，就不得不允许后者用非法手段夺取下层民众的利益（或者“睁一眼闭一眼”佯作不知），结果这种对下层民众的非法剥夺就成了中国官场的日常生存方式。于是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就成了这种“政治稳定”模式的绝对牺牲品。
当权势集团面对极度不满的民众时，他们丧失了所有可能的安抚民心的工具，既没有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画饼，也没有邓小平时代前期的经济政策实惠，空洞的嘴上“恩德”和纸上承诺早被地方政权的“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一笔勾销，唯一可做的便是“一推、二拖、三打压”。面对民怨，地方与中央互相推诿，执法部门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互相推诿；实在推托不下去了，就以拖代办、迁延不决或者治标不治本；倘若民众的不满仍然未被磨灭，就对不服从者痛下杀手。
毫无疑问，这样的统治术绝不可能强化统治权威的民意基础，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即使暂时有效，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统治效力。压制民怨的结果是使不满扩大和升级，从对基层干部和政权的不满，演变为对县委、省委乃至中央的不满，由对某项政策的不满演变为对全局的不满。十多年来层出不穷的农民抗暴、市民静坐，2002年以来规模空前的“信访洪峰”、民间维权浪潮，便是充分的证明。
第四，官僚机构普遍地“不务正业”，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公务犯罪”无处不在，正式权力日益衰朽、非正式的权力日益兴盛，权力机构发生严重的异化和蜕变。正式权力的衰朽一方面表现为正式的权力部门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在上级机构面前、在被统治者的合法申告面前、在弱势民众的巨大苦难面前无动于衷、消极应付或无所作为[4]，另一方面表现为官僚机构与非正式的权力主体（主要是官商利益联盟）互相勾结、“接管”政权。他们在正式权力的掩护下四处出击，垄断公共资源、国有财产、工商业收益或收益机会；在官府的默许下，官员的家族子弟和社会关系、地方黑恶势力、行贿者、奸商等，获得了非法运用公共权力、非法剥夺民众利益的便利和机会。
党非党，政非政，公务员近于收费员，执法队近于抢劫队，该做的事不做（或做不了）、不该做的事却大做特做，地方政权机构热衷于搞“土政策”、打“擦边球”，热衷于跑资金、上项目，拒不履行公共责任、拒不提供社会服务，对强者“法外施恩”、对弱者横征暴敛，官商合流、亦红亦黑、官匪一家……。这便是许多党政权力机构的真实形像。
正式权力的衰朽与非正式权力的兴盛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导致前者的蜕变和异化，党政权力机构不仅绝少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甚至也逐渐不再向上级负责、对上层权力效忠。
2004年在全国引起轰动的黑龙江省“马德、韩桂芝卖官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个地级市里许多党政官员的官位居然是通过向上司行贿的方式获得的，显然，这些官员及其掌管的权力机构除了看重金钱之外，既不尊重法律或民意，也很难真正忠于他们那些一个比一个贪婪的上司。
从实质上看，很多党政权力机构已经变为一些主要对官员本人、本人所属的贪贿群体和本人的嫡系“恩主”负责的机构，表面上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已经空心化了的中央权威，但实质上却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半官方”或“非官方”机构。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批更换东北的官员甚至直接插手本属于省权的厅、处级官员的任命即可看出，中央对地方权力机构的“非官方化”蜕变深感忧虑。可是，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只能依靠这些“半官方”、“非官方”机构维持运作，毕竟，这些充斥着贪赃枉法者、欺世盗名者、流氓黑势力的“半官方”机构仍然比民众更值得中枢权力信任，舍此中央权力就只剩下一具空壳了。
第五，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重组，执政党开始面临慢性解体。在毛时代，中共凭借乌托邦理想的凝聚力与卡理斯玛型领袖的个人感召力，靠列宁主义的非民主组织原则和严酷的组织纪律，靠“入党”与“提干”、“党票”与“官票”之间的制度性关联，维持着其庞大的组织形态。然而，1989年以后，理想和领袖的感召力渐渐消亡了。虽然目前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其6,800万党员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但这些党员并没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谈不上共同的理想，也不再有令他们敬畏的领袖，党员中的平民与权势者不仅生活和社会地位天差地别，彼此的利益也全然不同。
这个政治团体诸多成员之间如此松散的关系，早已不再能产生为党奋斗的凝聚力，相反，“大难临头各自飞”却是十分自然的结局。对许多平民党员来说，无论人们赞颂或非议这个党，似乎都与自己的利害荣辱无关。今天的执政党之主流成员更象一个“权贵沙龙”，它最大的积极意义不过是象科举制度那样为官僚系统储备人才，但它不如科举机制那样标准化、规范化和公正化。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政治表象的背后，那个曾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党实际上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往的状态了。
四、政治衰变意味着什么？
以上关于中国正发生政治衰变的判断，可能会引起诸多争议。从批评者的立场来看，至少可能会有如下反驳：
其一，中国持续实现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尽管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准确性不高，单纯追求GDP增长率的代价也很大，但中国的经济至今未停滞或衰退，那么，经济的增长与政治的衰变为何同时并存而互不冲突？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成就不是恰恰证明了政治体系的持久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吗？假如政治体系逐渐丧失活力，经济系统的活力何以能“特立独行”？
其二，尽管现行政治体系在诸如治理腐败、平衡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极不称职，亦极其无能，尽管现行体制的道德权威严重不足，政令不畅、法律不彰，尽管民间的上访、维权以至暴力反抗行动从未间断且愈演愈烈，然而，所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仍然处于当局和民众都可以继续忍耐的范围之内。现行体系的基本统治体系依然完好，它对全国广大地域的控制也似乎还“得心应手”。当前中国尚无能力解决的种种困难与问题，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说明当局的“政治文明”有所欠缺、“执政能力”不足而已。有何理由认定中国这套有效运转的政治体系正在遭遇全面的衰变？
其三，前面提到的中国“变态帝制”所面临的“接班人危机”已不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与新领导人平稳交接了最高权力，这说明中国的政体仍然具有自我调适和更新能力。
其四，中共脱离了它原来的工农背景而向资本家敞开大门，并非坏事，这反而有利于它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实用主义气息浓厚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讲”、“以德治国”、“三个代表”，到胡温当局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说明中共正在不遗余力地构筑新的信念体系。通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求援，向儒家传统回归，中共在应对信仰危机的问题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信仰危机”云云是否有夸大其辞之嫌？
笔者承认，上述驳辩逻辑上自成其说，但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足以推翻“中国的政治衰变”这一事实。
首先，以经济成就证明政治体制合理的论点无法成立。经济增长从来都不足以挽救一种落后的政治体系，亦绝不会“自然而然”地引发政治与法律制度的稳定转型，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这样的例证。用牺牲政治转型以成全经济增长，属于临时性措施，不可能成为持久依托的发展模式。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民主、自由与经济的增长不具有线性关系，但民主与自由也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5]。正是中国目前走的这种道路产生了“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的疑问，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能回答这一疑问，也无法自我正名。只有政治的进步才能带来发展的公正。
其次，目前中国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同样不能证明政治体系的强大或合理，它至多也只能证明政治对立面的弱小无力。当年大清朝、沙皇俄国、前苏联的政治体系急剧衰变时，也比它的反抗者看起来强大得多（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像样的、集结成组织的反对力量）。如果非要等到一个国家陷入内乱或无政府状态时才愿意承认它的衰朽，那只能证明观察者的无知或研究者的无能。
再次，中国的“接班人危机”远未解决，如果所谓的“接班人”仍然以黑箱作业、私相授受的方式产生，即使这位“接班人”天纵英明，也无法保证“禅让”的过程在台前与幕后都能理性、和平而有序，更无法令这一“接班人”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被全党乃至国民认可。同样，“信仰危机”的现实存在，也不是粉饰所能遮掩的。当局之所以强调“与时俱进”，不断地“理论创新”，一个新“提法”还未铺开，另一套“新思想”又粉墨登场，从“以德治国”、“三个代表”、“三个为民”、“两个务必”、“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到“构建和谐社会”，走马灯式的口号秀、文字秀恰恰说明，当局正面对着“信仰危机”的巨大困窘，而不得不乞灵于一些并无实质内容的表面宣传。
本文中使用的“衰变”一词借用自核物理学的概念，其本身并无贬义。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有关，却并非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其实恰恰是当局欲极力避免的局面）。与中国政治的“衰变”相伴随的，不仅有政治腐败的普遍化、社会两极化，还有潜伏的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甚至不能排除“衰变”的最后结局就是“崩溃”。如果说，中国的政治衰变有什么副产品的话，那就是它为经济社会的进步准备了条件、预留了空间。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的政治衰变具有积极意义。意识形态效能的弱化将使中国的政治更趋于理性；集权的慢性消解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政治的多元化；非正式权力的逐渐兴盛将给未来的多党竞争制度创造出想象空间。
当前的中国并未形成建立成熟的体制之条件。它面临着向发达国家学习、向市场经济转型、向民主政治迈进、向主流文明靠拢的艰巨任务，这本来需要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而当局却不愿意、不敢或无法推行系统的变革，只是局部地、零打碎敲地实施有限的“改革”。因此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远未定型的过渡阶段，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千头万绪，不同阶层的人生存状态各异，认知不同，社会的分化与重新整合在短期内恐怕也难见分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现状仍然是一片混沌，未来的走向则难以预料。
如果要预期中国政治衰变的结果并估计各种可能的前景，或许只能作以下判断：
毛泽东创立的“变态帝制”必然没落，绝无振衰起弱之可能；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以“孤军作战”的姿态一举成功，它或者被政治衰变拖下水，或者把政治衰变引向实质性的政治转型；
政治衰变将会继续下去，直至出现某种巨大的危机事态，比如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它或者会挺过危机而陷入僵化状态，或者在危机中积衰变为激变。
概言之，在毛泽东创立的政治制度下，中国恐怕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制度终将解体，而中国社会将从此获得蓬勃的生机。约翰·洛克说过，政府的解体，并不等于社会的解体[6]。与大多数爱国者一样，笔者不喜欢“中国崩溃论”中包含的“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社会崩溃”之意涵，中国的某些东西会崩溃，但中国不会崩溃。
【注释】
[1] “拉美化”一词在中国的含义颇为复杂，温家宝在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即强调人均GDP越过1000美元后会遭遇“矛盾凸显期”，可能有好的和坏的两种前景，那种坏的前景便是象拉美国家一样陷入长期停滞、危机和动乱。“巴尔干化”是指一党专制崩溃后引发国家危机，民族矛盾激化，然后是战乱、“西方阴谋”和国际干涉，最后政权解体并且分疆裂土。
[2] 参见《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中国传统帝制有两种权力继承模式：一种是体制化的、世袭的“嗣子继承制”，另一种是未经体制化的不稳定的“禅让制”或“指定继承制”。目前中国最高权力的继承仍然沿袭传统帝制下的“指定继承制”，即由前任指定并培养继承人，并获得高层小圈子里的认可。
[4] 一件骇人听闻的最新事例是，2005年3月7日，一青年张衡生因车祸受伤，在村民多次报警后公安、交警、民政等部门拒不处理，致5天后张衡生在路边冻饿而死。
[5] 参见阿马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19章中说：“一个人要明确地谈论政府的解体问题，就应该首先把社会的解体和政府的解体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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