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巴人文章随想
[ 2005年第10期 读巴人文章随想 作者：施 亮 ]
前些日子，我从书架找到一本小册子。这本薄薄小册子纸已发黄，没有出版社，没有装祯，甚至没有书皮，总而言之不是出版物，只是内部传阅的“材料”。这样的材料曾经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流布，尤其文化大革命里更数不胜数，大概50岁以上的人们才能对此有所记忆。小册子封面印着黑体字“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选辑”，下面一行小5号的铅字：“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最下方则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反右倾学习办公室编印”，还有日期：“1959年12月”。这本“选辑”共收有王任叔先生的16篇文章，大都是他在《人民日报》、《新观察》、《北京文艺》各大刊物发表的杂文，也有从他的著作《遵命集》中选录的文章。
唯有一文最有意思，标题是《说“劲”一文摘要》，附有一段编者按：“这是王任叔为《新观察》写的一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谈到‘熬劲’的问题，在发表时由编辑部删掉，现在我们根据原稿把它打印出来。”一段被编辑部删掉的文字，居然在反右倾运动中又查找出来，作为他反党证据之一，由此可见当时文网之密，罗织罪名而无所不至。这段文字大意是说，有人提出疑问，为何大跃进了，又引起了副食品的困难呢？他解释道，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克服一穷二白，所以大家要有一股“熬劲”。这段话如今看起来挺平常，又有什么错呢？我想，是提到“副食品困难”几个字眼了，这就是在秃子面前说“光”，说“亮”了。虽然作者主题是鼓劲，却也有曲笔之嫌，编辑部只好删去这段文字，而以后竟又成了作者“右倾”的铁证之一。
“选辑”中，王任叔先生的大多数文章是写于1956年底或1957年上半年，正是大鸣大放时期。这些文章中，有一大类提出要讲人情，要爱人，要尊重人的观点，反映此观点的文章有《论人情》、《真的人的世界》、《略论要爱人》等。而《论人情》一文在读者中反响最大。后来，王任叔先生连续在《给〈新港〉编辑部的信》与《以简代文》中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能‘通情’，才能‘达理’”的思想，而且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此类文章最为深刻透辟和挚情感人，可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媲美。另一类文章是批判官僚主义作风的，如《“上得下不得”》、《关于集体主义》、《“多”和“拖”》等文，不仅针砭了摆官派、讲排场、不办实事的官僚恶习，还发掘出此种恶习的封建主义历史根源，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再有一些文章则是反对文学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风气，主张“对文艺上，采取宽容的方针，就是为的要从无到有，从有到繁荣。”这些文章都是思想很深刻又具有精粹艺术性的小品文或随笔，题材新颖，切中时弊，文采斐然，可见一位老作家独特有个性的精彩文笔。
王任叔先生，笔名巴人，是30年代参加左联的老作家，那时已有名气，出版过长篇小说《死亡线上》和几本短篇小说集，还写过一些文艺理论文章及杂感。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入党了，曾任广州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抗日战争中在南洋群岛开展华侨文化活动与统战工作，参加过印尼人民的武装斗争。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国驻印尼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艺报》编委等职务。他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出党、降职，又被遣送回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残酷迫害，1972年病死在老家浙江奉化。传说是倒在打谷场上死去的。他50年代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主持工作，是执掌实权的领导人。总的说来，他很干练，有魄力，工作雷厉风行，而且局面开阔，确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设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社里的许多老人常把他的名字念叨在嘴边。
不过，社里的一些老编辑们也对他颇有微词。我读过《舒芜口述自传》，书中用较长篇幅批评王任叔在单位中一些不得人心的做法，使人们感觉到其日常生活所行与其文章所言完全不一样。比如，他在文章中反对官僚主义，但在单位里，他的官架子却很大，平时正社长冯雪峰上班自己雇一辆三轮车就来了，而“王任叔来来去去可像回事，从来都是坐在小车里，一副领导派头。”（《舒芜口述自传》259页）其实，他坐的车是上级配给冯雪峰的，因为冯雪峰是副部级高干才享有此待遇。他在很多文章里主张要通情达理，要爱人；但在单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善于整人，翻脸无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搞私人报复，将给他个人提意见的编辑扣上反党帽子。尤其在反右运动中特别过分，竟然把古典文学室的多数编辑们“一网打尽”，搞成“右派小集团”。著名古典文学学者顾学颉先生在《杂谈聂绀弩诗》一文中披露，聂绀弩老人的诗集《三草》里有一首诗《题林冲题壁》，原来的题目是《题林冲题壁寄巴人》，在诗中很忿怒地将王任叔比做了陷害林冲的高太尉。顾老写道：“这首诗未必真的寄给了巴人，不过在纸上发发怒气而已。”可顾老以为，这样比拟“也不算过分”。这也是因为，给聂绀弩老人构罪时，王任叔先生确实起到关键性作用。还记得，1975年我向顾老请教古文，他与我闲谈时说，一些老同事跟他回忆往事，都慨叹当年王任叔整人的手段太厉害，简直是穷追猛打，不留余地。可整来整去，却整到自己头上。顾老就是在鸣放中只给王任叔个人提了意见，便被挟嫌报复而打成右派的。顾老是一位颇具儒者风范的老夫子，极少论人短长。此话由他而言，可见王任叔先生的某些作为实在伤人至深，很不讲“人情”，闹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们怨声载道。
小时候，我也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王任叔的名字。父亲对他很有意见。1955年底，一封匿名信诬告先父施咸荣是潜伏特务组长，解放前害了7条人命，于是单位立即将父亲拘押起来，关了将近半年。期间，母亲正怀着我，曾请求去探视父亲，也被单位拒绝。父亲冤案平反后，又值大鸣大放，单位领导多次叫父亲提意见，甚至带点儿胁迫地说，你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整，真的就没有看法？你闷着不说，是对党不交心了。父亲不为所动，依旧谨言慎行，只说：“有人写信告我，组织上审查我是应该的。”倒是他的同事、团支部书记周纯先生（曾是其专案组成员）替他鸣不平，认为拘押父亲时不让母亲探视，太不人道。犯人服刑都有被探视待遇，为何被审查之人却不能享有此待遇？反右运动来临，周纯先生随即因这些言论被打成右派。领导又命令父亲揭发批判周纯先生，父亲拒绝了。他说，过去我受人诬陷而遭伤害，如今我岂可再去陷害别人？没有的事情我绝不能编造。这种态度惹恼了单位领导，只是父亲在鸣放期间没有任何言论，无法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便将他划为有同情右派思想处理，行政予以降一级处分。而父亲的同事周纯先生则遭受更严重迫害，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劳动教养。父亲对此事长期念念在心，病逝前还用颤抖的手写下周纯先生名字，希望以后能找到他。直至去年底在京召开“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周纯先生在上海看到报纸的报道，委托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与我取得联系，并写来一封信道，“施亮：看到过你两次。第一次其实是‘知道’你。专案组长派我到门口去告诉你母亲，现在见面对你父亲不利。我目送你母亲离去，那时她已临产。我想到了人道主义。尤其是后来听说，那时专案组长自己也正怀孕。第二次是你父亲‘解放’后第二天回编辑部。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了一套新制服，满脸喜悦。大家拥上前去争着看他怀里白白胖胖的婴儿——那就是你。你父亲是一个宽容的人，没有因为这些人前些日子还斗过他而耿耿于怀，允许他们和他同享‘双喜临门’。我站在一旁，心酸得说不出一句像样的道喜的话，只感觉一丝凄凉的安慰……”这是前面的一段。他的信真是字字辛酸，行行血泪。周纯先生被遣送至右派劳改队后历经重重磨难，一直未婚。错案改正后，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1988年赴德国定居，并在那里找到一位德国妻子。在德国，他以自己坎坷人生经历为素材，出版了德文版的一部回忆录和一本长篇小说。近年，由于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他又回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当然，王任叔先生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实际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对聂绀弩、顾学颉、舒芜、周纯及先父等许多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他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他做的有些事情也比较过分，单位里被错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特别多。因此，王任叔先生的重要错误应当是极左，恰恰不是右倾。他以后也被归于极右分子，实在是历史的一幕荒诞剧。此时，再重读他的“选辑”中那些文章，心中却有另一番滋味。其中有《略谈要爱人》，他摘引了1956年9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通讯《是畏罪自杀，还是含怨而死》，对于刘众农业社干部诬保管员刘三奴偷盗，将其逼迫自杀事件，义正词严地进行一番评论，以为“这是我们新生活中的‘新十五贯’。感慨之余，自然要发些议论了。”他坚决反对动不动就用“公审”和“开群众大会斗争”的办法，而且对那些“新过于执”们表示了激愤，呼吁要杜绝主观、武断和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官僚作风。这是一篇掷地有声、情真意切的好文章。不过，我读完此文，却也要发一些感慨了。他在文章中体现出的高尚人道主义情怀，与他在现实中的过分行为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照！他在政治运动中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肆虐整人，挟嫌报复等等，倘若只是思想僵化，一脑门子阶级斗争，倒也可以理解，而偏偏他却在文章里讲人情、讲人性，自己的具体行为则另行一套，言行相悖，相去又何其远矣！难道真的就是文未必如其人吗？
我想起了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论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此诗的典故是讲晋代文人潘岳（字安仁），他一方面在去官闲居时可写出情韵高雅的《闲居赋》，远绝尘嚣，栖身林泉，似乎绝意于宠辱之事；另一方面，他又依附豪门，谄事权倾一时的后戚奸臣贾谧，甚至守候在路旁，远远见贾谧的车驾过来，便恭恭敬敬望尘而拜！舒芜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这个主题，究竟是文如其人呢，还是文未必如其人？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常常使我们当代的文艺理论家困惑。自然，文如其人，是较为常见的文艺现象，也就是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可是，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总喜欢将善与恶绝对地相对立，孰不知善有时会转化为恶，而恶行又出乎意料会得出好结果。茫茫大千世界，心灵世界与外物世界的交流也是变幻莫测的，尤其是感情的生发更没有规律可循。生活中哪里能找出一个单纯的善人或恶人呢？如今许多电视剧最喜欢将人物性格做简单化描写，使得人物的善恶分明化，这是违背生活本身特点的。它忽略了人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铁则。所以实际上，在中外文学史里“文未必如其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的。虽然，元好问得出“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结论失之于武断与绝对，可“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状况确实并不罕见，王任叔先生其人其文就是一例。也可能，这是他漫长生涯的特殊时期，他的内心那时也充满了微妙复杂的矛盾。我对王任叔先生的一生并没有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也只能就事论事而言。
一位朋友对我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有一弊病，就是坐谈义理太多，真正动手做实事很少。”我颇有同感。这其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痼疾。自从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以后，士大夫们自称奉行朱熹“知先行后”的理论，其实只在那里坐而论道，知而不行。宋儒理学成为显赫的官学，科场的规范教本，专制主义的道德伦理幌子，所谓性理之学完全成为口头空话。王阳明的心学以后企图纠正此弊病，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其所说的“知”，并不仅仅是感知，可以说是一股引导行动的精神。但王阳明的心学却并不为士人们所重，历史上统治者也多次刮起禁绝心学之风，更使得陆王心学不可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思潮。中国古代士人们宁可将儒学作为一种“话语游戏”来玩耍，又有多少人愿意力行实践呢？我在《寻根》杂志发表过一篇论述王阳明思想的文章，曾经探索过此问题。再论及王任叔先生其人其文相悖的现象，实质上亦是一个“知”与“行”的老问题。我丝毫不怀疑王任叔先生在文章中流露出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也是他内心深处所信奉的理想，可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人因事因境而异了，也仅仅只变成“话语游戏”了，甚至言与行完全相悖！这样的现象，应该给当今知识分子们以怎样的警戒作用呢？这是我们应当深思的。
或许，对已经逝世的一位老作家如此批评，有些不太厚道。我又是后学之辈，哪里能真正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写此文时，我曾经颇感踌躇。记得先父晚年与我论及王任叔先生时再三地说，这不只是个人品行问题，而要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来看此事，由于王任叔先生在鸣放中写了不少文章，他可能怀有一种恐惧感，大概正是这样的恐惧感迫使他做出那些过分的事情。他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而且受害程度比他人也更惨。在文革动乱中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母亲问他为何事郁闷？他叹一口气说，上午造反派组织把王任叔从老家揪来批斗，斗一场下来，王任叔身体虚弱不堪，已走不动路，只好坐在台阶上，他看到此情景心里是极难受的。此后，父亲对他更加抱有宽容态度了。大约是1992年，宁波大学拟召开纪念王任叔的学术讨论会，请父亲去参加，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诧异地问，您对王任叔原来很有看法的，怎么同意去参加他的纪念会呢？父亲笑一笑说，他毕竟是我的老领导嘛，人还是要大度。可惜，父亲未及参加此会，不久就查出患有癌症，住进医院了。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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