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笔记》引发的思考
[ 2005年第11期 《顾准笔记》引发的思考 作者：李一蠡 ]
中国曾在大约18世纪以前的一千多年里GDP居全球之首，但其后却衰落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会走过一长段大起大落的曲折道路？从《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里，我们看到，顾准在上个世纪中叶就以批判精神，博览群书，深刻思索这个难题，并得出了具有独立思考特质的答案。关于《顾准文集》，已经有了许多读书界熟知的热评，在此不多谈；这里仅就个人近日读《顾准笔记》所作的笔记，择取片段，就教于众。
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700多页的《顾准笔记》分三大部分：历史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马恩全集笔记。其中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开卷几页后，我们就看到顾准自问自答：“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 “一切证据都足以表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是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7页）顾准在追溯历史上一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及现代化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后，又说：“‘现代化’有许多前奏曲，在某一点，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原生地。一旦证明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道路之后，它就在不同环境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走现代化的路。”（27页）他认为：“一般农业文明都必定是专制主义的”。“而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254页）这就是说，有现代化“前奏曲”，不一定就有现代化，还要看有没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百余年来中国的革命或改革维新，归根到底是为了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笔记》的论述，是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这三者，看作在历史上同时发生，互相联系、同属一个范畴的事物，即世界近现代史所昭示的现代化之路。而这种论述，是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相一致的。《共产党宣言》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又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诞生以后到现在，再到可见的未来，资本主义文明是相对之下和现实之中最先进的文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的统一，是近现代“一切”民族国家走向文明昌盛的路径。
走这条路径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论述。这本书认为，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性质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就是说，即使如此区别了新旧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也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不过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为了实现这一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是建国后不过几年，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基本条件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时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下，却匆匆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开始。好像执政者一变，一切其他条件，包括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的生产力条件都不重要了。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明确肯定中国应大胆地走市场经济之路，无非也是要在中国当前特殊历史环境下，采用普适的经验来实现现代化。这件事之重要怎么说都不过分。这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当初根据对中国正确的社会历史定位制订的正确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前奏曲”很特殊很复杂并且很悠长，这个“前奏曲”应该开始于两千年以前。但是直到清朝中叶仍争议是否应“师夷之长技”，说明只有少数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道，不仅是学习人家技术的问题，而是要改制。建国前后党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明白“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但只是到了邓小平，“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我们才终于认识到必须学习和实行市场经济，并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早在18世纪就说过，现代工业是依靠其产品市场的广泛化而发展的。为满足广大市场的需要，工厂制度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使现代工业的规模和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这里所谓现代工业，就是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亚当·斯密把市场的作用提到赖以维系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高度。这一表述，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一致化的。
而顾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在他身体与环境都很差的时候，在《笔记》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如下一段话：“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手的。”（236页）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坏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什么叫“坏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如伦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的结果。”（《笔记》30页）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指国家机器，权力架构，涵盖整个上层建筑。顾准所强调的“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无非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上层建筑必须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基础相结合、适应。
顾准又说：“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萎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起一些绊脚石作用……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27页）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若出现这种不相适应，其结果要么是“阻止资本主义生长”，要么是产生“坏资本主义”。
顾准紧跟着提出了不少例证：“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土耳其式的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彼得第一的沙俄专制主义，叶卡切林娜的专制主义。”（27页）
历史证明，在上述这些专制主义威权下成长的资本主义，都是有先天或后天缺陷的资本主义，或称坏资本主义。为了探讨历史的经验，下面我们仅就顾准所提出的几个例证，稍作回顾和评析：
中国，长期号称农业文明大国和一度的海上贸易大国，到清末民初也出现一点新式工业，但在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始终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在孙中山领导和思想影响下，国民党也曾是一个志在革旧布新，谋求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振兴的党。这也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但在孙中山死后，特别是在国民党成为独裁政权后，则是民不聊生。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畸形发展，严重殖民化。当时那种在十分落后的农业经济中生长的城市资本主义，正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是悠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之魂继续附体在国民党身上的结果。
凯末尔，至今被称为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土耳其“国父”。土耳其式的“资本主义”曾一度被捧为弱国振兴的样板，但其军人执政的传统始终存在。虽然地处交通要害，终归只属于第三世界的稍强者。
路易十四，就是那位公然说出“朕即国家”这句独裁者大实话的人。他支持工商业，使法国得到了发展，同时却又大事搜刮，穷奢极欲，兴建凡尔赛宫，浪费了大量国家财富。拿破仑，是所谓 “开明专制”的君王。他大搞改革，振兴经济，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法典》，承认“一切公民一律平等”，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国家，并在被征服的国家推行改革，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都将作为敌人对待，以至“革命”到专横程度，终于迎来滑铁卢，反而使欧洲一度重新出现以君主制为特征的“正统主义”回潮。
彼得一世，俄国第一位改革家。他利用权力，大胆开放，学习西欧。他废除贵族特权，主持大量翻译出版西欧人文革命书籍，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俄国第一家报纸，并给予商人和企业主不少优惠权利，使俄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尤其了不起的是他以帝王之尊，见到士兵的船在芬兰湾搁浅遇险，竟亲自跳下水去营救，以致受凉一病不起，颇有爱兵爱民形象。但他又是个率性行事的独裁者，因而社会并不和谐，引起两次人民起义，大伤了国家元气。
而继承彼得一世帝位的两位女大帝——叶卡切林娜一世和叶卡切林娜二世，也非常独裁。尤其是叶卡切林娜二世，曾以著名的《叶卡切林娜诏令》颁布标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条文的宪法，且大力普及教育，改善交通，建立工业城市，决心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继续推行彼得未竟的事业。她曾有心颁行解放农奴令，但很快她就发现，离开农奴主的支持对她不利，立即向传统妥协，并以皇室土地赏赐上层官员，来巩固她的权力基础。最终，她还是被历史归类于违背社会期望和时代要求而崇尚暴力的沙皇之列。
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是，顾准这里指出的人物，不是中外历史上数不胜数暴虐无能的君王，而是一些多少都沾有二重性格、具有一点悲剧性质的改革人物。以彼得第一和叶卡切林娜二世来说，他们都很想接受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适当引入西欧人文思潮。日后的俄罗斯之所以拥有比较先进的科技和相当强大的国力，与这几位大帝的奠基绝对有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建立起好的资本主义，却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笔专制的政治遗产。这个历史基因，竟然特别表现在20世纪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人物身上，造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大破坏并导致政权崩溃。十月革命恰恰发生在这样的国度里，这样压根儿缺乏民主的传统与专政理论的结合，加上俄罗斯的下层土壤以及一些领导人（如斯大林）的个人素质，就形成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这一致命弊害。
但关于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成长的危害，莫过于顾准所指出的拜占廷王朝（东罗马帝国）的例子。拜占廷这个横跨亚欧非、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庞大帝国，居丝绸之路要冲，曾因占尽商业优势而非常富裕繁荣，而商人是它所以强大的重要支撑力量。顾准说它“一半承袭罗马，一半承袭希腊，两者都有城邦民主的传统。然而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等等）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于是，与专制制度往往相联系的上层争权，被征服国家的反叛，宗教战争以及人民起义，加上“蛮族”特别是被中国打跑的突厥人的入侵，等等一系列事件，终于造成这个由繁荣转入停滞的王朝的衰亡。顾准说那是因为“有工业和商业，有城市，但是没有资产阶级”；“没有那种在等级会议或议会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帝国’把一切阶级都压倒了。”（262页）
所以顾准说：“拜占廷帝国和西欧比，就是中国和西欧比。”中国曾富甲世界，但也正是由于同样情况，所以不能把优势化为社会转变的条件。顾准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有了某种发展条件却与国家体制背离，精英们出现求变理念却与习惯势力背离，直到变成社会上层既得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背离，是一个何等纷繁复杂又令人不得不慨然兴叹的历史现象!
是的，权威的作用证明，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前期，专制的权威人物施用“铁腕手段”推动改革，也往往可以取得成效乃至显效，但顾准以历历不爽的史实说明：“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146页）西欧资本主义与人文主义革命——民主政治革命同时出现，是历史的要求。“铁碗”改革必须继之以民主政治，才能巩固成效，才能建立一个好的资本主义，否则必定是“坏资本主义”，即吴敬琏先生所指斥的“权贵资本主义”。缺乏监督的权力所衍生的腐败，必定会把政权推向危亡临界点。
中国昔日强大之术，恰恰是今日复兴的负面教训。东方专制主义的利益原则决定了当时国富民穷——以君王为中心的权力集团富，而人民穷。在一定程度上说，往日中国的繁荣乃是一种畸形繁荣甚至是虚假繁荣。一当世界上出现先进制度后，相比之下，这种繁荣的畸形性质就暴露无遗。
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的思想者
顾准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长期疾病缠身，特别是备受冤案折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对党、对国家、对人类的一片赤忱，刻苦坚毅的为学态度，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当前中国和人类所面临的发展道路及前景，获得出色的学术理论成果，从而被誉为 “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的思想者。以至不少国内有识之士因为有他而骄傲：“我们中国有顾准。”而他的为学之法，就是毛主席所归纳的“古今中外法”。据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曾妙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据何其芳《毛泽东之歌》等回忆文章）顾准正是这样做的典范。
《顾准笔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段落只有一句话。但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当顾准的第一部集子——他受难岁月写给他弟弟陈敏章的信，在顾准死后一些年才得以整理为《顾准文集》出版面市后，因购求者众，很快洛阳纸贵，于是《顾准笔记》也应求出版了。现在堪可告慰于寂寞辞世的思想家的是，四大本《顾准文存》也与读者见面了。人们此时已越来越承认，顾准其人其作，其风其骨，足以作为中国一个时代的理论学术代表传之于世。他是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的思想者，是中国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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